現代文學式微生產體系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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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南省作為文學歷史悠久的重要省份之一，在古代曾出現過杜甫、韓愈、李商隱、程顥、朱熹等為數眾多的文壇巨匠和哲學鴻儒。新中國成立后，河南當代文壇又涌現出姚雪垠、李準、劉震云、周大新、閻連科、劉慶邦等一批在全國極具影響力的著名作家，實現了“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但是在現代文學時期，河南文壇只有馮沅君、徐玉諾、師陀、于賡虞、尚鉞等為數不多的作家活躍于當時文壇，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河南文學中心地位南移、文學生產體系滯后、文學對外交流受阻等原因所造成的。
關鍵詞:
河南省作為一個文學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大省，在華夏五千年歷史文明的發展長河中曾經出現過諸如杜甫、韓愈、李商隱、董仲舒、程頤、程顥、朱熹等燦若群星的文壇巨匠和哲學鴻儒，他們對推動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進步與繁榮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李季、魏巍、姚雪垠、李準等河南作家在全國享有盛譽，進入新時期，當代河南文壇又涌現出劉震云、周大新、閻連科、李佩甫、劉慶邦、柳建偉等一大批在全國極具影響力的著名作家，實現了“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但是，回顧中國現代文學30年，河南文壇既不像毗鄰的河北、山西文壇那樣出現了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又不像北京和上海文壇出現了“京派”和“海派”，更不像浙江、四川、湖南、福建、上海等省份孕育出了魯迅、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巴金、沈從文、冰心、林徽因、張愛玲等中國現代文學的翹楚，河南在現代文學30年時期只有馮沅君、徐玉諾、師陀、于賡虞、尚鉞等為數不多的作家活躍于當時文壇。為什么現代文學時期河南在全國有影響的著名作家屈指可數、所創作的經典作品為數不多、所取得的文學成就與河南古代文學相比判若云泥?河南現代作家“集體失語”的個中原因，成為一個值得深究的現象。
區域文學繁榮與否和該地區作家、作品及其影響力密切相關，當一個地區擁有足夠多的作家，且這些作家創作出大量富有影響力的作品時，該地區往往會產生巨大的文學輻射力從而形成文學中心，如唐代的西安、洛陽，宋代的開封，明、清兩代的北京、南京、揚州、蘇州等城市。河南省地處中原，是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之一，歷史上先后有20多個朝代建都于此。從先秦到宋代，洛陽、開封、鄭州、安陽等城市不僅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且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中心。在先秦，《周易》《山海經》《莊子》《列子》《韓非子》《墨子》《道德經》以及《國風》中約60%的篇目均出自于河南。秦漢時期，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蔡邕、李斯等作家在河南形成漢大賦“勸百諷一”的傳統。而到了魏晉南北朝，左思更是以《三都賦》創下“洛陽紙貴”的佳話。杜甫、白居易、韓愈、李商隱、元稹、高適、岑參、李欣、崔顥等詩人則在唐代把河南文學推向巔峰，據統計，這個時期至今仍有作品保留的作家有400余人［1］，“河南的一流詩人、文學家，在唐代文壇要占到半數還強”。
一定程度上說“唐代及其以前的中國文學史，大半是由河南文學家書寫的。這不能不是一個區域文化的奇跡，不能不是河南人永遠的驕傲和光榮”［2］5。宋朝由于北方少數民族入侵和“靖康之難”的發生，河南生產力遭受極大破壞，人口大量南遷，河南作家也隨之銳減，下面表1是西周至清代中國作家數量排名前10位省份統計表［3］552。表1中統計數據顯示，從宋代開始，河南作家整體數量不僅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份相比出現較大差距，而且也少于毗鄰的陜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份的作家數量。雖然作家數量的多少和文學成就的大小不完全是一一對等關系，但至少作家數量的多寡是衡量一個省份或區域文學成就的重要標準之一。隨著作家數量的減少，文學作品總量和經典作品數量的銳減，文學影響力隨之下降也就順理成章了。河南文學由盛到衰的跡象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這種衰落的頹勢一直持續到新中國的成立，在現代文學時期達到了探底的程度。當“詞”這種新的文學體裁隨著宋代城市經濟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而廣為流行的時候，河南不僅沒有像山東、福建文壇那樣孕育出李清照和辛棄疾那樣的詞壇大家，而且宋代以前河南在全國文壇的中心地位已經易位于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等領銜的江西文壇和以蘇洵、蘇轍、蘇軾等為首的巴蜀文壇了。到了明、清之際，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敘事文學逐漸興起與繁榮，生活于吳越之地的曹雪芹、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馮夢龍、曾樸、李寶嘉、許仲琳、吳敬梓等著名作家，則創作出了《紅樓夢》《西游記》《孽?；ā贰度辶滞馐贰泛汀叭詢膳摹钡冉浀渥髌罚_啟了中國長篇敘事小說和諷刺小說的先河。江蘇、浙江、江西等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省份也隨即取代黃河中下游的陜西、山西、河南、山東等省份，一躍成為當時文學最活躍的中心區域之一。而此時河南則更是鮮有著名小說家與戲曲名家問世，更遑論產生類似于四大名著的文學經典了。
自20世紀20年代起，由于政治及經濟的原因，魯迅、茅盾、巴金、沈從文、徐志摩、蔣光慈、聞一多、胡也頻、丁玲、馮雪峰等大批全國知名作家來到上海，與上海原有的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等作家匯聚在一起，成為上海這個現代文學重鎮的中堅力量。進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形成了以京、津、滬、東北三省為中心的淪陷區文學，以重慶、桂林、昆明為中心的國統區文學和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文學，且在這三個區域各自形成了創作風格迥異的京派、海派和山藥蛋派等不同的文學流派。而同期的河南文壇則因境內連年災荒、軍閥混戰及文人流離失所等原因，則顯得相對蕭索沉寂。據統計，中國現代文學30年期間，被列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河南作家共計22人，其中第一個10年4人，第二個10年6人，第三個10年12人［4］;入選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河南現代作家有9位［5］;入選朱棟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的河南作家6位［6］;入選顧彬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河南現代作家有5位［7］。無論是《中國新文學大系》還是其他不同版本的文學史，相對于其他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而言更具權威性和說服力。而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和其他不同版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列出的河南現代作家數量來看，河南現代作家的數量不僅遠遠少于浙江、湖南、四川、江蘇、福建等省份，而且在文學史的撰寫中，張天翼、于賡虞、師陀、黑丁、姚雪垠、徐玉諾等河南作家的影響力更不能和魯迅、徐志摩、郁達夫、沈從文、郭沫若、巴金、林徽因、冰心、張愛玲等作家同日而語。由此看來，無論是從河南著名作家數量還是作家、作品的影響力等因素來考量河南現代文學，其衰落都已是不爭的事實。故而，河南現代文學的地位最終和河南古代、近代文學的中心地位漸行漸遠，自然也就成了一種既無奈又必然的歷史選擇。
文學是作家通過語言敘事塑造形象表現其內心審美情感的藝術。文學創作完稿后，還要經過排版、印刷、出版、發行、流通等程序，再經由讀者閱讀后最終完成從文本到作品的轉換?？梢?，文學的繁榮除了要具備創作主體———作家這個必要條件之外，還和文學生產體系即“文學生成發展過程中的創作機制、傳播機制和接受機制”［8］密切相關。本雅明認為:“日常的文學生活是以期刊為中心開展的?！保?］49在現代文學時期，以滬、江、浙、贛等省份為中心的長江流域成為現代文學發展的重鎮，和該地區擁有大量的文學報刊及其較完備的發行傳播體系緊密相關。據統計，從晚清到1949年有正式創刊日期的文學期刊有988種［10］510-580，其中創刊于上海的就有455種［11］，更不用說再加上江蘇、浙江和江西等其他省份的文學期刊了。從文學生產與傳播的角度上看，上海近、現代文學的崛起與河南近、現代文學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全國極具影響力的《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等重要文學期刊遷移至上海發行，《太陽月刊》《文化批判》《奔流》《拓荒者》《萌芽》等刊物也為適應大革命形勢的需求和讀者對革命文學的閱讀期待于上海創刊，而且在上海還曾出現了專營雜志的“上海雜志公司”，“一個月內近千種雜志，每天平均二三十種出版”，形成了一個規?？涨坝绊懮钸h的“雜志市場”［12］。此外，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北新書局、大同書局、泰東圖書局、亞東圖書館、現代書局、開明書局、光華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出版機構，占據了當時圖書出版的巨大份額，朱光潛說:“在現代中國，一個有勢力的文學刊物比一個大學的影響還要更廣大，更深長。”
［13］91由之可見，當時文學報刊對文學的影響力之深廣。而河南在民國時期主要文學類刊物據統計約81種，并且“創辦的地域集中在開封”，而且“由于文化專制，經費困難，戰爭頻繁，時局多變，大多期刊壽命短暫，不少期刊僅出1—2期就銷聲匿跡”［14］。因此，河南刊物從種類、發行量以及傳播的范圍與影響力上，都無法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諸省份的刊物相提并論。更為甚者，現代文學時期，有很多著名現代作家還通過自己創辦雜志、書店、出版社和做編輯等途徑來傳播新文學，如魯迅創辦《莽原》《國民新報》，沈從文借助《大公報•文藝副刊》宣揚其“京派”文學的理論主張，邵洵美經營時代圖書公司，老舍和趙家璧經營晨光出版公司等，不一而足。而諸如此類推動文學作品的發行與傳播、提升文學影響力、促進地方區域現代文學發展的舉措，在河南作家身上幾乎沒有或很少出現。由是觀之，文學作品的生產與傳播，不僅為作家提供了生活的保障，而且隨著報刊、出版社、書局等現代傳播媒介的盛行，更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傳播、推廣、普及與發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而與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諸省份文學生產與傳播的發達便利相比，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的河南，在近、現代時期更多地罹受兵燹之災。于是，當近代之后全國其他省份尤其是沿海與長江流域的作家，在思想與創作上接受西方現代思想影響時，河南先進知識分子和廣大文藝青年接受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則由于受地理位置和自身所受教育的局限等原因，較沿海地區顯得相對滯后。這種狀況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河南現代文學與河南古代文學、近代文學內在的傳統與聯系，而且阻礙了現代文學在河南的孕育、發展與成熟。鑒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河南現代作家與作品數量的先天不足，經典作家、作品的乏善可陳，報刊等傳播媒介的匱乏，現代出版業發展的相對滯后，以及市民讀者閱讀群體內在需求銳減等因素掣肘，河南現代文學發展舉步維艱，也就不難理解了。
文學交流對作家成長和區域文學的繁榮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對于作家而言，通過走出去的方式開拓人生視野、汲取文學的滋養為我所用，最終完成從普通人到作家身份的轉變與認同，是當時較多作家共同的選擇。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作家大都有過留學經歷，根據統計五四前后留學國外的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至1929年)共計103人，其中人數較多的省份為:浙江24人、湖南14人、江蘇10人、四川9人、安徽8人、廣東6人、福建5人，而河南僅有1人［15］110-111。從統計數據看，河南現代著名作家留學國外的數量和其他省份相比懸殊較大。而在留學海外的作家中，無論是留學日木的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田漢、夏衍，還是留學歐美的胡適、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巴金、艾青、宗白華、馮至等人，國外學習不僅豐富和拓寬了他們的學識和視野、更新了他們的文學理念，而且還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海外素材?？梢哉f留學海外的現代作家所取得的成就與其海外教育背景不無關系。但大多河南現代作家如師陀、李季、劉知俠、白樺、葉楠、魏巍、姚雪垠、李準等人基本沒有受過正規高等教育，更不用說負笈海外求學了，他們往往通過自學或接受簡單的文化知識教育和熏陶，就結合自己的人生經驗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這種狀況不但使河南現代作家與留學海外的作家相比在專業知識儲備上處于劣勢，而且就是與現代文學史上一批毅然離開自己家鄉到異域謀求發展的現代作家相比也形成巨大反差，如沙汀、艾蕪、端木蕻良、蕭紅、蕭軍等當時的文學新人，正是由于他們勇于離開自己的家鄉到上海謀求發展，才得以受到魯迅、巴金、茅盾等文壇前輩的提攜而迅速成長起來，而張愛玲的香港求學生活更是締造她“滬港傳奇”文學佳話的重要原因之一?，F代文學史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的文學個案，足以說明作家所受教育對其成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此反觀河南現代作家，他們大多囿于一隅所導致的創作視野不夠開闊、理論知識欠缺和學理訓練不足等自身局限，成為影響和制約河南現代文學發展與作家成長的主要瓶頸之一。
文學社團因在創作原則、手法、方式和審美傾向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趨同性，而使其成為文學交流的另一條有效渠道。下面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同省份文學社團的統計表。表2顯示，河南現代文學時期文學社團的數量和上海、北京等現代文學發達地區相比懸殊較大。究其原因，這與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文學傳統、社會語境等因素密切相關。文學社團通過發表作品、發行刊物，與其他文學社團、流派、思潮進行交流與爭鳴，以達到相互交流的意旨。所以，文學社團在促進文學交流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正如表2所示，河南現代文學因社團數量先天不足，不僅使河南文學社團之間、河南文學社團與其他省份文學社團以及文學社團內部成員之間的交流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也使河南現代文學喪失了對外交流的良好契機，給河南現代文學整體水平的提升造成了諸多不便。另外，在文學交流的諸多方式中，外國文學翻譯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國外文學交流的另一條重要渠道，而且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窗口。據統計，《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輯錄的現代文學書籍總計有13500余種，其中翻譯達3894種，占全部的29%，即每四種現代文學的單行本里就有一種是外國文學的翻譯［17］?？梢?，在現代文學時期，現代文壇不僅外國文學譯著數量大，而且還涌現出了魯迅、瞿秋白、林紓、伍光建、朱生豪、梁實秋、林語堂、李健吾、傅雷、曹未風等著名的翻譯家。通過翻譯，泰戈爾、高爾基、巴爾扎克、歌德、惠特曼、易卜生、普希金、果戈理等一大批世界著名作家迅速在國內家喻戶曉，在讀者中產生廣泛的影響。而翻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與推動，誠如鄭振鐸在《清末翻譯小說對新文學的影響》中所講:“中國的翻譯工作是盡了它的不小的任務的，不僅是啟迪和介紹，并且是改變了中國向來的寫作的技巧，使中國的文學，或可以說是學術界，起了很大的變化?！?/p>
［18］由之可見，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通過翻譯或閱讀國外理論書籍和文學作品，不僅廣泛接觸到了各種國外理論思潮，而且在更大程度上開啟了他們的思想閘門，改變了他們的創作思維，更新了他們的創作方法。因此可以說:“通過對西方各種文學思潮的譯介，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文類進行改造，小說地位得以改變、詩歌形式發生變革、話劇成功引進，中國文學在五四時期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保?9］189而河南外國文學翻譯的整體狀況則主要表現為:河南出國留學人員和高級外語人才的匱乏，現代文學時期只有曹靖華、張今、劉炳善等翻譯家在現代文學翻譯界占有一席之地。另外河南文學譯著總體數量少，再加之河南地處內陸，較沿海地區享有歐風美雨洗禮的機會少，河南民眾整體受教育水平和沿海省份比較起來則顯得相對落后。由此看來，在對外交流過程中河南作家所受教育的局限、較少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以及文學團體的不足、翻譯人才的奇缺等種種不利因素，不僅影響了河南作家充分汲取譯著作品的營養，而且嚴重阻礙了河南作家的對外交流，在更大程度上掣肘了河南現代文學的發展。概而述之，當文學中心地位南移、文學生產體系滯后和文學對外交流受阻等諸多原因匯集在一起，共同形成阻礙河南現代文學發展的壁障，嚴重制約河南現代文學發展的時候，河南現代文學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式微也就不言自明了。
作者：段永建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 黃淮學院 文化傳媒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