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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構成了文學文本主題、風格、敘事方式和文化內涵的可能性。文學批評者可借助社會文化、符號和群體心理三個方面的探討，結合恩格斯、列斐伏爾、福柯、鮑德里亞和巴什拉等有關空間與空間經驗的論述，形成三種行之有效的批評思路。借助這些思路和理論資源，文學批評者能夠對現代文學史上的相關作品進行重新評估。

關鍵詞:

住宅空間;住宅經驗;現代文學;文學批評

住宅提供了供人類棲居和展開社會生活實踐的空間，它庇護、保存和參與創造屬于居住者的感知、記憶和想象，溝通了建筑、居住者的身體和文化，為文學作品的空間書寫提供了主題、敘事和風格的多重可能。“住宅”的概念涵蓋了容納個體或家庭的“外部”建筑形式，也包含了展示日常生活經驗和私密體驗的“內部”空間形式。在社會個體和群體的實踐中，住宅經驗是家庭關系、社會結構和建筑空間共同的回響，是個體生命感覺和社會文化的中間層面。特別是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中，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能夠成為一種特殊的隱喻，在與敘事方式、文化語境和群體心靈的關聯中提示著文本存在的深層意義。那么，當代文學批評者如何看待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作為敘事主題和文化主題的意義?在批評實踐中需要借助何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與社會理論資源揭示文學作品的深層文化內涵?本文即希望借助對現代文學作品中住宅空間及其經驗的分析，以及相關文本批評框架的設計，獲取文學批評的新思路。

一、對現代文學中住宅空間及其經驗的三種文學批評思路

現代文學作品對住宅空間及其經驗的描繪十分豐富，其中透露的與現代性相關的感知體驗在敘事、心理、意識形態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價值，成為了富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對象。現代文學作品中對住宅空間及其經驗的描繪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住宅描寫”或“空間書寫”，而是文學文本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承載著源于現代性的文化矛盾。一方面，現代住宅包含了充盈著隱秘經驗的個體空間，在與公共空間的對應中成為受挫的理想主義者的存身之所，一個充滿喃喃自語的獨白的空間;另一方面，轉型時期的中國現代社會要求打破舊有的文化秩序，于是住宅空間又能夠成為文化變革發生的微觀領域，并作為意識形態和社會權力斗爭的發生地而被塑造為充滿對話性的空間。在這種矛盾的存在中，現代文學作品中對住宅空間及其經驗的描繪形成了包含文化隱喻和象征的文化形式，在語境和方法上關聯了持有不同批評思路的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具體而言，有以下三種批評思路。

第一，“身體———居住———權力”的線索。住宅空間是人類自我存在感的映射物化形式，也關聯或隱喻著人的社會文化關系和權力機制。而文學作品圍繞這一空間展開的書寫則是對身體、居住、權力三者關系的呈現，并在現代城市的發展進程中日益凸顯為被個體所體驗的資本、空間、權力之間的復雜互動。在這一論述線索中，住宅空間及其經驗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投射，也是人的居住行為與宏觀社會結構發生互動和轉換的中介。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則進一步指出，住宅“塑造并重新安排人的組合模式和社區模式”［1］。而文學作品吸納了由社會文化所形構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使其進入了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住宅空間及其經驗是文學文本中可供消費的對象，同時也具有豐富的敘事潛能。從更為根本的物質層面觀之，住宅空間賴以存在的建筑實體也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對象，它的生產與消費同樣是現代文學作品的主題。正如曼紐爾•卡斯特爾所說:“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而是社會的基本物質向度，如果將空間獨立在社會關系之外來考量，乃是隔離了自然與文化，并且破壞了社會科學的首要原則，物質和意識乃互相關聯的存在。”①因此，文學批評者可將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視為社會權力的產物，借此透視權力機制對現代社會空間的形塑作用，并引出有關中國現代文化、住宅空間形式和經驗類型的思考，從而透過文學文本中“小空間”或“小歷史”的變遷來窺探“大空間”或“大歷史”的變遷，勾勒社會文化轉型和變遷的軌跡。第二，“符號———感知———空間形式”的線索。

住宅空間的內部陳設與居住者的文化實踐密切相關，在文學作品中建構出的一系列系統的符號和有意味的空間形式，它們與居住者的生存境遇、文化趣味與認同形成對應，這同樣可作為“符號———空間形式———認同”的線索為文學批評者所重視。住宅是社會空間的基本形式，將家庭空間同公共空間及自然空間分隔開來，滿足了家庭日常生活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住宅空間的日常功能即分隔開人們的生活空間，建立一種私人空間的組織并提供一套管理、體驗和觀看的機制。在社會關系的呈現方面，現代都市中的住宅空間也并非是脫離情感的存在物，它的形態延續著社會經濟的邏輯和社會階層的秩序，所以在不同的住宅空間中形成了差異和矛盾。與物質層面相對，居室經驗是住宅經驗中更為個體化的形式，是個體感知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居室經驗是街道經驗的回聲，或者說是街道經驗的延伸。……當一個人的街道經驗漸漸枯竭的時候，居室就成了經驗的墓地。”［2］法國建筑師P•布爾迪則認為:“住宅(Housing)是社會基礎結構的投影符號，所以要把住宅放在各特定的文化歷史范疇內，作為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的一個整體部分來考慮。”［3］在文學與文化批評的歷史上，本雅明即將現代受眾對文藝作品的經驗與對巴黎等“都市文本”的感知聯系起來，并以“文學蒙太奇”的方式來進行展示、描述和分析，進而提出都市空間的四個典型場景:拱廊街、西洋景、世界博覽會和個人居室。其中“個人居室”作為私密的住宅經驗的呈現形態，是居于個體和城市之間的文化形式，具有特殊的文學批評價值。本雅明說:“居室不僅僅是一個世界，而且是私人的小寶盒。居住在那里就意味著會留下痕跡。在居室里，這些痕跡受到重視。被單、椅罩、盒子、罐子都被大量地設計出來。在這些東西上面，最普通的日用品留下了痕跡。同樣，居住者的痕跡留在了居室。”［4］

此類思路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形式及其經驗的批評具有深刻的啟發性。第三，“個體———空間原型———群體心靈”的線索。住宅承載了源于身體的私密感受，這與文學作品以敘事手段致力于展示人類群體文化經驗具有共通性，并進一步與現代文學所裹挾的群體記憶與想象相結合。而溝通個體和群體心靈的住宅空間，孕育著與之匹配的感知結構，并借此參與到社會文化的變遷之中。現代住宅空間的內部并不是均質的，它通常被設計和劃分為具有不同功能的區域，而居住者的經驗則因空間的功能差異而有別。如汪民安從哲學視角所論述的那樣，客廳是“一個封閉地點中的公共場所”，廚房是“家庭空間中的一個凹口，一個創傷”，浴室“則是柔軟之鄉，是烏托邦的巔峰地帶”［5］。在這些具有不同功能的住宅空間形式中，沉淀著源于日常生活的生命感覺，也銘刻著家庭歷史和文化變遷的印記。從更為宏觀的層面上看，文化轉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與現代社會中的殖民性、封建性和現代性等諸多文化形式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形成了深藏于文學意象中的空間原型。在住宅與文學中的社會結構的線索之外，住宅與人性刻畫之間的關系也能夠吸引文學批評者的關注。特別是張愛玲作品中具有特殊意味的空間形式，如《沉香屑•第一爐香》中對于殖民地住宅、女性居室以及衣櫥的描繪，《金鎖記》中對住宅中家具陳設的勾勒，《心經》中圍繞住宅空間外部樓梯和電梯的陳述，不僅浸透了獨特的現代都市感覺，也對應著中國文學傳統中早已存在的“原型”形象。

二、三種文學批評思路的理論資源

面對呈現在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文學批評者需要選擇對相關文本進行分析的方式與框架，他們通常可在社會學和哲學的理論演進中汲取靈感，并從社會經濟、空間地理、哲學或心理的角度入手展開探討，把握如下三種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資源，并延伸出有效的文本解讀方法。第一類理論資源從經濟與社會的層面對住宅空間展開論述，以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等論著為代表。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對住宅問題的論述主要是針對19世紀中后期普魯士國家住宅缺乏問題的社會解決方案所進行的探索。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德國在進入大工業生產時代之后面臨著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貧富差異懸殊和城市中下級階層居民普遍住宅短缺的社會問題［6］。而這一問題在當時重要的歐洲工業國家的城市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恩格斯通過社會學的思考闡明了廢除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才是解決住房短缺問題的有效手段的觀點。在這種社會學的思路下，研究者可以將經濟不斷發展和社會文化劇烈變遷的時代中住宅形式及其經驗的變遷視作是社會文化特別是城市生活對家庭生活空間的投射與塑造的產物。沿著這種思路，文學研究者可以借助考察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經驗將其闡釋為是社會財富占有狀況和生產關系變動的標志，進一步窺見文學作品通過住宅呈現的貧富差異與其它歷史和社會文化內涵。與此同時，滲透在住宅經驗中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社會等級劃分之間的關系，同樣能夠成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論題。以這種思路，批評者對劉以鬯的《對倒》、歐•亨利的《帶家居出租的房間》和德萊塞的《嘉莉妹妹》等中外文學作品均可進行全新的探討，以獲得對現代文學作品中有關城市空間分布問題的認識和闡釋。而列斐伏爾和福柯從文化地理學角度對恩格斯式的思路進行了切合法國現代社會的新探討，形成了對“社會空間”進行探討的理論框架。列斐伏爾的著作著重闡釋20世紀中后期西方現代都市文化發展背景中的空間生產問題，將包括住宅空間在內的現代空間形式視作社會文化生產的產物。有關這些空間的經驗中滲透了社會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它們隨空間形式的變遷而在文化史的領域中繪制出一幅社會權力空間化的地形圖。與此相應，福柯分析了社會權力體制中不同空間形式之間的文化差異，并將這種差異作為勘探文化史和權力與知識形態的依據，拓展出對住宅空間及其經驗進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列斐伏爾和福柯的文化地理學論述是在現代城市興起的文化背景中對空間問題進行思考的產物，其充分關注了因社會權力和資本運作所產生的空間變遷與文化差異性，并推動著社會研究者以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方式對包括住宅空間在內的城市空間進行闡釋。在面對空間與人的關系方面，列斐伏爾強調空間中凝鑄的權力機制與人的個體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而福柯傾向于分析空間及其權力機制對人的規訓、塑造和控制。以此種思路對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經驗進行研究，既能夠明確一種文學主題或形象的現代文化語境，又可將角色與空間的互動作為一條重要的文化線索來擴展文學的文化意義。張愛玲、劉吶鷗和穆時英的相關作品就在中國現代都市語境中呈現了住宅經驗，并在這一主體上展現出半殖民地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與獨特性。第二類理論資源從住宅作為符號或符號系統的角度展開，鮑德里亞(又譯為布希亞)的哲學論述為這一思路提供了理論基礎。以此審視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可辨析其中包含的三個層面:第一，文學化的住宅空間;第二，文學化的住宅空間形式;第三，文學作品中被符號化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在《物體系》一書中，鮑德里亞為分析文學作品中住宅空間的結構及其經驗提供了理論框架。

書中論及布爾喬亞家具成為擺設，將家具功能視作父權體制及其相關道德秩序的空間表征。他將西方住宅空間各結構與層次之間的組合關系視作社會文化的空間呈現，認為:“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個時代家庭和社會結構的忠實形象。”［7］社會空間的實質是社會關系，而住宅空間中的擺設則整合著家庭關系②。在鮑德里亞看來，布爾喬亞家庭中家具的整體“構成一個有機體，其結構為建立在傳統及權威上的父權體制關系，而其核心則為聯系各成員的復雜情感關系”［8］13。文學批評者以這種思路審視王爾德的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借助對居室陳設和物品描寫的考察，將注意到小說所呈現的資本主義時代城市住宅經驗的變遷，并以此探討作品中的主體性、資產階級時代小說的風格變遷等批評命題。同樣，巴爾扎克也在其《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等代表作中以紛繁復雜的居室陳設的描繪表征了資產階級興起時代的社會文化轉型。第三類理論資源由加斯東•巴什拉(又譯為巴舍拉)針對群體心靈的哲學論述中延伸而出，其中包含了哲學框架對于文學本質或詩歌意義的普遍性的追求，也可切合對文學作品(不僅限于詩歌)的意義分析。在其著作《空間詩學》中，巴什拉以現象學哲學的觀點來詮釋文學作品中的“空間原型”，并用這些原型來解釋法語詩歌中的詩意想象，以期望推進對人類群體精神形式的認識。這種思路與海德格爾有關“詩意地棲居”的論述具有相似性和可通約性。他們分別以法語詩歌和德語詩歌為例，闡述了凝注在語言文學作品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在巴什拉的論述中，住宅、閣樓、地窖、抽屜、櫥柜、梯子、夢、照片等空間意象具有了獨特的現象學價值，研究者可以“以家屋為分析人類靈魂的工具”［8］57。巴什拉借此思考的是空間感知和經驗的問題，其語境是現代人在都市化所造成的空間變遷中的境遇與存在狀態。他所關注的空間原型可在不同的個體精神世界之間流轉，形成跨越主體性的詩意存在。他以同樣深具詩意的語言來解釋文學及文學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并建構出文學批評者能夠用以解析人類精神世界的“深度模式”，即“內/外”“上/下”和“白日夢/現實”等分析框架，它們均可為文學作品的解釋提供思路。巴什拉首先揭示了圍繞住宅空間的“內”和“外”的差異問題:“外部世界的記憶與家屋的記憶并不相同。”［8］67這關聯到建筑空間所造成的內外空間的分隔及不同經驗的差異性。

而在白日夢與現實之間，“由于我們對從前棲居之處的回憶，在日夢中重新活現起來，因而這些過往的棲居之處，也就永遠留存在我們心中”［8］68。住宅經驗的價值在白日夢中呈現出來，構成了日常生活和藝術作品中的詩意的來源，而且能夠統攝人類的群體精神世界③。文學批評者又可以由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及其經驗入手，參照巴什拉的論述來探討家庭空間與童年記憶的關聯，闡釋彌散在文學文本中的幸福感、安全感、寧靜感、圓整感，并借此闡釋文學作品的詩意來源。這種論述特別能夠啟發文學批評者對詩人波德萊爾和小說家愛倫•坡的作品進行分析，透視他們以詼怪詭譎的風格特點塑造的住宅感覺，以此應對西方現代文明的進步和城市文化的推進。魯迅的《傷逝》《狂人日記》《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作品在失意者、癲狂者和懷舊者的臆想中，也浮現出居室經驗的特殊性，并展示了其獨特的文化價值。而戴望舒的《獨自的時候》和《斷指》等文本則以詩的形式書寫了充滿住宅經驗的回憶與感受。徐訏的散文《房間藝術》也以圍繞身體展開的經驗來書寫個體的住宅經驗，并涉及到上海和北京住宅空間形式的比較，其分別從天花板、窗戶、書櫥和飾品等方面展開。文學批評者尋找此類文本的解析思路，可以由巴什拉的哲學論述中獲得啟示。

在以上的分析思路中，恩格斯的社會學論述是以住宅空間的占有作為階級狀況的晴雨表;而列斐伏爾和福柯將包括住宅空間在內的現代城市空間解釋為空間生產方式或空間形式變遷的產物;巴什拉從現象學的角度解釋了人的詩意創造活動與住宅空間的關聯;鮑德里亞的論述則以符號學來構建資產階級住宅空間中的文化意義。這幾種分析思路在其哲學基礎的差異性之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將住宅空間視作現代社會文化的范本，認為它在與社會、歷史、文化和符號實踐的互動中承載了社會變遷的征候。它們共同導向了文學批評的主要目的:“理解文學和評價文學。”

三、結語

在以上批評思路和理論資源的啟示下，現代文學批評者的獨特實踐能夠進一步影響到對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的文學史評價，這不僅對文學批評者是一個批評視角方面的提示和批評思路的啟發，而且能夠對一些在文學史上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作品的文學史意義的評估方面提供參照。如陸蠡《囚綠記》中的居室經驗作為國家與民族意義層面上的隱喻的價值，馮沅君的《隔絕》戀愛中由被囚禁的現代女性的傾訴與獨白所勾勒的住宅經驗，林如稷的《將過去》中作為現代人的夢幻起點的住宅經驗，陳翔鶴的《西風吹到了枕邊》將郁達夫式的頹廢格調與住宅空間的結合以及梁實秋的《雅舍》、何其芳的《獨語》、丁西林的劇本《壓迫》等借住宅書寫特殊文化內涵與風格的文本等，它們都能夠在新的批評角度中獲得再認識。文學作品中的住宅及其涉及的日常生活經驗、性別差異和個體回憶，交錯編織成一張文本中的網絡。文學批評者在結合了文學史的探討與文學作品個案的細讀分析之后，即能夠嘗試還原這張網絡并將其同社會文化語境相對應，進一步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意義。可以說，文學作品中的住宅空間與文本中呈現的社會關系一起，成為了現代文學作品詩意的一個重要來源。由此，三種針對現代文學作品中住宅空間及其經驗的批評思路，能夠指引文學批評者探索文學批評模式的多種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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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M］．龔卓軍，王靜慧，譯．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作者：張一瑋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