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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對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梳理；然后對當代私營經濟的發展過程進行了闡述；最后從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與當代私營經濟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這兩個方面對二者進行了對比分析。

關鍵詞：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私營經濟；比較研究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完成基本實現小康社會這一發展目標，現進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2017年10月18日，中共報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后的新發展目標，即：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實現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偉大的歷史目標，就要加強對國家經濟、政治、科技、人才、文化、軍事等綜合要素的建設，而其中發展經濟是主要基礎。雖然目前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體量已具備較大規模，但是經濟質量仍有待提高。2017年，中國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占第74位。作為改革開放的主要獲益者，私營經濟為中國經濟40年來快速與穩定增長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源泉，未來也將持續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質量的提升提供支撐，甚至成為改變世界經濟的主力。因此，研究當代私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和未來發展前景，并將其與“前身”，即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其異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

1.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形成

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最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出現萌芽。然而，萌芽很微弱，發展也極為緩慢。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將中國國門打開，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使中國資本主義喪失了獨立發展的機會，同時也對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經濟造成沖擊，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清朝逐漸形成一股包括中央權貴、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民間工商人士在內的，以學習和運用西方先進技術為共識，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宗旨，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原則的政治力量，即洋務派。在洋務派的主張下，一批近代化軍事工業企業得以創辦，用于生產大炮、水雷等新式武器。這批近代化軍事工業企業的問世，標志著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誕生。此時，中國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在中國沿海地區創辦了近代第一批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甲午戰爭中，由洋務派歷時6年組建的北洋艦隊不敵日本聯合艦隊，最終全軍覆沒，至此洋務運動宣告失敗。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但其動搖了中國自古以來“重農輕商”的傳統，直接催化了近代企業、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誕生。在甲午戰爭后，1898年7月，在維新運動“”期間，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鼓勵科技創新的專利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1903年9月，清政府首次設立商部，負責管理商務和鐵路礦務等事務，并且陸續制定了《商律》《公司律》《獎勵公司章程》《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規章制度，為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制度方面奠定了基礎。在這有利于民族工商業發展的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快速增長，1901年至1911年期間，我國新建設的廠礦和新增資本，已超過過去30年總量的2倍。其中，純粹商辦廠礦占資本總額達60%。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除了小部分由手工業作坊主或工場主購買機器設備轉化而來，大部分是由官僚、地主和商人于1895年后投資創辦企業而產生。因此，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初步形成的時期。

2.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1911年10月，由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的爆發使得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劃上了休止符，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終于被推翻。革命黨在南京組建臨時政府，并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亞洲的首個民主共和國，即中華民國于1912年1月宣告成立。在這段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劇變，南京臨時政府實施鼓勵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促使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壯大。例如，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條提到“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從法律上明確資本主義關系的合法地位，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生存和發展。以孫中山為領袖的革命黨人發動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為了通過推動中國工商實業的發展，最終實現振興中華民族的目標。在中華民國時期，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地位獲得顯著提高，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空前發展。尤其是在基于愛國熱情而發起的群眾性洋貨抵制運動開展之后，中國人民反對外國資本的滲透，國貨受到追捧，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空間進一步擴大。由于南京臨時政府面臨經費匱乏并且籌措無望的困難，與此同時，革命黨人內部政見不一，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得不到踐行，于是他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讓位于袁世凱。袁世凱將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開啟了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北洋政府實施的經濟政策依然比較寬松，辛亥革命之后實業救國的理念已成為當時社會上的主導思想，創辦新式企業所帶來的利潤也吸引著更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身其中。1912年至1916年間，在當時一些經常參與內閣活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影響下，北洋政府相繼頒布了《公司條例》《商人條例》等80多項章程制度，盡管這些規章條例未必得到貫徹執行，但資本主義的合法地位得以保留，民族工商業在這一時期仍能獲得發展空間。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引燃戰火并波及至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暫緩，商品輸入大量減少，結果使得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產品市場獲得了擴大規模的機會。1928年12月，北伐戰爭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從1928年至1936年，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發展的最后一段時期。

3.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式微與消亡

一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國家又將重心重新轉移到中國市場，紛紛擴大投資，增強對中國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控制。除此之外，1936年后，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逐漸加大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生存環境受到外國資本與官僚資本的雙重打壓，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已大不如從前。1937年，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雖有部分遷往后方，但大部分由于受到嚴重打擊而毀滅。1945年，抗戰結束，國民政府以接管被統治區為由，間接兼并了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而國共內戰也隨之到來。到20世紀40年代末，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已處在滅亡的邊緣。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解決戰爭的勝利，新中國成立。新中國的發展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為達到這一目標，社會形態就得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資本主義經濟就得被改造成社會主義經濟。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雖有消極的一面，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需要慎重考慮改造措施和方法，不能簡單地采用沒收的方式。1953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帶領調查組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調查后，撰寫出《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公私合營最有利于將私有企業改造成社會主義企業，企業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有可能被改造成為國營工業的管理或技術干部。黨中央基于該報告提出的解決方案，制定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具體的做法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1957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已被改造完畢，從此民族資產階級消失在中國歷史的洪流之中，剝削階級不再存在于中國的國土之上。從1861年洋務運動開始，到1957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結束這近百年的時間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伴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登上歷史舞臺、在外國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夾縫中生長、在抗日戰爭中遭受沉重打擊，最后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淹沒于歷史長河這一段艱難而曲折的過程。

二、當代私營經濟發展過程

1.當代中國私營經濟的新生

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后，1957年至1978年期間，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除了零星的城鎮個體經濟，經濟形式僅有公有制經濟一種。然而這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不發達的情況下，實行單一公有制經濟體制與社會經濟的客觀發展規律不相符。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占有較大比重，現代化水平較低，科學技術水平普遍不高，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全國東、中、西各地區生產力水平分布不均衡。為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使全國人民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當中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標志著中國開始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此中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至今已延續40年，并將長期堅持。確定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后，首先發展起來的是個體經濟。1981年7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規定中明確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強調了個體經濟是現有經濟形式的必要補充，并提出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對于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擴大就業等都具有重要意義。隨著個體經濟的迅速成長，個體經濟中經營良好的商家就會萌生雇傭員工、擴大經營的想法。然而，私營經濟的恢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個體經濟蓬勃發展到產生雇傭幫手的需求，再到實現恢復私營經濟，總共經歷了6年的時間。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開，會上指出私營經濟雖然存在雇傭勞動關系，但其必然受到公有制經濟的影響，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一樣，也是現有經濟形式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會上強調在保護私營經濟合法利益的同時，還要加強對私營經濟的引導和監督。1988年6月，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至此，當代中國私營經濟才重獲新生。私營經濟之所以在當代產生，究其根本，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因此，在我國社會生產力整體水平較低并且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就必須采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同經濟成分和經濟方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只有這樣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2.當代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現狀

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確定了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共同發展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對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的作用不再有爭議。20世紀90年代，我國私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我國逐步建立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期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市場空缺等待著私營經濟來填補。與此同時，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革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展。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6579.4萬戶，私營企業2726.3萬戶，合計占全部市場主體的94.8%，從業人員3.41億人。私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占比超過50%；GDP、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均超過60%；技術創新和新產品占比超過70%；吸納城鎮就業超過了80%；對新增就業貢獻的占比超過90%。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快速發展，私營經濟的作用日益凸顯，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雖然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私營經濟的發展勢頭迅猛，但是仍面臨著不小的挑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主要采用的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產要素量的投入來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實現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成本較高、資源消耗較大、污染環境等明顯缺陷。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需要付出壓縮勞動力和資源的價格以及破壞環境的代價。私營經濟的發展必須順應改革潮流，私營企業的轉型升級已迫在眉睫，那些不能把握住時代脈搏、實現產業轉型的私營企業將被歷史淘汰出局。

3.當代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前景和發展目標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到“新常態”，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并于同年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對“新常態”作了系統闡述。他認為，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1]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首提“新常態”。“新常態”概念的提出，意味著與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基本告別，高速增長的勢頭開始放緩，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正發生著變化。進入經濟新常態以后，我國私營經濟面臨著經濟發展的新環境和時代賦予的新要求。2015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鮮明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提出后，為私營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2017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中提到“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這是首次提出要支持私營企業發展，是對私營企業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建設所作出貢獻的充分肯定。此外，報告還提到“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以及“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等重要論述，為我國私營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了指導意見和前進方向，中國私營經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邁入新的發展階段。2018年9月，在遼寧考察期間強調，“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始終關心支持愛護民營企業。我們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同時，還強調，“民營企業也要進一步弘揚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抓住主業，心無旁騖，力爭做出更多的一流產品，發展一流的產業，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作出新的貢獻”。的講話，為私營企業家帶來了“定心丸”，再一次肯定了私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及其光明的發展前景，并為私營企業的發展指引了前進目標和方向。

三、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與當代私營經濟的比較分析

對于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當代私營經濟，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是現今許多研究者關注的課題。根據大部分研究者的觀點，“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當代私營經濟”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兩者之間雖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極為顯著的不同之處，不能混淆，更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分析“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當代私營經濟”的異同，有助于我們厘清為什么在現階段仍需要發展私營經濟，以及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它所發揮出來的不可小覷的作用。

1.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與當代私營經濟的相似之處

近展民族工商業的資本與當展私營經濟的資本，從本質上來說，均屬于私有資本，即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這是二者之間的相似點。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與當代私營經濟，都是在依靠雇傭勞動的基礎上，憑借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來獲取產品利潤，最終用于企業主的消費或擴大再生產上。在近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當展私營經濟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以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和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對待這種具有私有資本性質的資本都采取了限制與利用的方式。新中國成立后，在主席指示下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最終消滅私人資本為目標，因此，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制定的政策主要以限制為主；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從對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一基本國情的正確判斷出發，以引導規范私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為目標，因而更側重于從利用的角度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但是鄧小平也明確指出對私有資本要有限制，不允許新型資產階級的出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2]。與鄧小平，盡管處于不同的歷史階段，但都明確地提出，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必須堅定不移，這是發展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當代私營經濟的重要基石。

2.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與當代私營經濟的不同之處

（1）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當代私營經濟則產生于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其先進性，能夠極大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排擠，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未能有機會獲得充分的發展，生長勢頭較為薄弱。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民族工商業的主要特征就是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以及對資源的占有和對環境的破壞都會對社會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的新中國現代化建設時期，公有制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而當代私營經濟由于處于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具有新的規定性，使私營經濟能夠充分體現出其優點。此時的私營企業與其他公有制企業一樣，均位于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國家在微觀層面上對私營企業的生產銷售、經營管理不作直接控制，但是國家制定的宏觀政策、中長期發展規劃、各類經濟杠桿、法律法規都對私營企業有著必要的約束力，使私營經濟能夠與公有制經濟一起在國民經濟運行系統中和諧共生、良好運轉。改革開放政策使得私營經濟獲得重生，從最初的占國民經濟中極為微小的比例到后來逐漸起到對國民經濟的有益補充作用，再到如今私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補充部分，私營經濟在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當代私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并將不斷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發揮其積極作用。

（2）發展過程和獲得結果不同。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企業之所以積累財富、進行擴張，都是基于對無產者勞動成果的掠奪，是通過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獲得的。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工商業主與雇傭工人的關系緊張，企業的管理體制機制難以做到“以人為本”，勞動環境較為惡劣，這些都反映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特征，其發展結果是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當代私營經濟的發展背景與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大為不同，它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新中國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已消滅了剝削階級，私營企業家與其雇傭工人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勞動者，國家既保護企業主的利益，同時也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工人不再由失去土地的雇傭農轉變而來，而大多是原本就擁有土地經營權的農民，他們在向非農業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家和社會都積極提供幫助和支持，使他們能夠通過技能培訓等獲得就業機會。當代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不但為私營企業主帶來財富的增加，也提高了雇員的收入，并且有利于增加國家稅收、提高就業率、促進城鄉交流以及繁榮市場。當代私營經濟的生產活動不僅追求企業效益的提升，同時還兼顧考慮全社會的物質文化需求。這一點，是當代私營經濟與近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家企業具有顯著區別的地方。一些私營企業家在創辦企業過程中，其經營企業的目的已超越了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在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影響和引導下，逐漸建立起通過創建民族品牌以實業振興中華的使命感，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邁向世界具有長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謀求持久發展共筑亞太夢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4-11-10.

[2]冷溶,汪作玲.鄧小平年譜：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作者：鄒美美 單位：同濟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