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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早已有士、農、工、商所謂四民的劃分。宋代以來，商業發展已是中國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明清時代尤其突出。商人由四民之末發展成為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階層，使人急欲探究在中國這樣特殊的環境下商人階層獲取巨大成功的原因。本文試從傳統文化對于中國大眾之熏陶的角度，解釋中國古代商人成功所憑借的誠信觀的思想淵源。

一、韋伯對宗教的評論給予中國問題的啟示本文所謂的中國特殊的環境，是專指相對于馬克斯·韋伯所言的西歐發展資本主義時期，宗教改革給人們思想上帶來的新的沖擊而言的。當然，中國與西方的發展不同，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遠不是一兩種觀點所能解說清楚的，各家學者對此問題都有獨到見解。本文只想從支配商人行為的價值觀或是宗教信仰入手，探討中國商人從自身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形成其誠信觀的演變過程。鑒于明清之際正是中國商人階層力量逐步發展壯大，直至打破傳統四民秩序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們特意將眼光放在這一階段展開探討。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一個引起世人矚目的觀點，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動經濟形態的改變。余英時在談到韋伯《新教倫理》的特殊貢獻時說，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除了經濟本身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層文化的背景，即"新教倫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爾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別有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研究了新英格蘭的情況，發現這種"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現先于資本主義秩序的建立。富蘭克林把"資本主義精神"概括為勤、儉、誠實和有信用等，韋伯認為此種精神先于資本主義出現，因此，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韋伯提出，思想意識會在歷史的實際進程中產生推動的作用。這種觀點啟發我們：中國古代商人階層的發展壯大，除了經濟原因外，是不是同樣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種解釋呢？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從中國商人的誠信重諾這一點，研究傳統文化對商人的影響作用。

二、中國近世商人階層的出現及其特點既然要從文化入手，不妨先來考察文化熏陶的對象--人。商人階層在16世紀至18世紀中國明清時代的家世背景是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余英時在其所著《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對宋代以來商人社會功能變遷的觀察："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于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則纖嗇之風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風往往難見于士大夫，而轉見于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杰也。為豪杰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是故為士者轉益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這段引文頗能說明宋元以后商人地位的變化，具體說是讀書人與商人之間發生了微妙的聯系，讀書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復又讀書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愈加重要，有才智的、習讀詩書的人也轉而從事商業活動。處于四民排序兩端的士與商發生了密切的聯系，這一現象最有利于我們觀察商人經營活動的理念和價值觀。無疑，知識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讀儒家經典的讀書人）應該是最能體現文化熏陶的人群。雖然文化一詞含義廣泛，社會學者對此各有定義，但大致說來，可將其視為"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內核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這個定義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與克拉孔檢視了160多個關于"文化"的定義之后對文化的概括（杜維明，1987）。中國文化的主流發端于孔孟的儒家學說，雖經千余年來的演進變化，其基本特點依舊根植于孔孟的經典著作。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必然在意識形態上加以引導，他們最終選擇了儒家文化。嚴格來說，儒家思想不能與韋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齊觀，它沒有專門的公共機構（教堂），沒有明確的入教儀式。承認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雖不能說毫無意義，但總比不上信奉伊斯蘭教或基督教那樣要明確承擔一定的義務。但是，切不可認為傳統中國就沒有影響國民意識的一套價值體系。這個任務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來完成的。就此一點來說，其功效之巨，拋卻宗教信仰所規定的清規戒律不談，與韋伯認為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幾仿佛。這里特別要注意的是儒家經典中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闡述及其提出的各種主張，因為商人的誠信歸根結底是人際關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積極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中國一直被稱為"人倫"，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種類型。儒家思想具有內傾的性格，強調個人的尊嚴。內在力量主要表現在儒家的"求諸己"、"盡其在我"等精神上。對于這個世界的認知，儒家強調個人自身的修煉，這種觀點影響到對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對于其他個體人的態度。可以看出，五倫關系的順次安排恰是強調個體自身的一個反映。對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別親疏遠近，這實在是一個內傾性格的文化難以處理的問題，然而又必須面對。也許沒有比將血緣關系視作解決這個問題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倫"之首便是"父子"。至于君臣僅次于父子排在第二位，則應視作統治者改造儒家思想為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實上，曾有過父子與君臣之義發生矛盾時，何者更為重要的有趣討論，結果仍是父子之義占了上風。順著這樣的思路，就不難理解家庭這個單位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們中間發生作用的一把鑰匙。

三、儒家倫理中"家庭觀念"與商人"誠信"的內在聯系家庭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特點具體是什么呢？我們的著眼點是放在家庭成員中各自的地位上。上文說到父子為五倫中第一倫，父輩對下一代的權威在家庭中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說，儒家早已把對父輩絕對服從的觀念灌輸給千萬個傳統的中國家庭。地位尊崇的"父親"作為一家之主，對于自己的職責也決不含糊。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給他的絕對權威，也承擔這個文化要求他的職責。也可以說，沒有對自己職責的承當，不能完成任務，就不可能樹立自身的權威，畢竟獲得尊重是要別人心服的。那么，這個職責是什么？前面說過，儒文化是積極入世的文化，它不同于道家哲學的順其自然或是無為而治，它強調個人應做出一番事業，甚至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從前的讀書人要博取功名，學而優則仕，統治者的科舉取仕政策恰好給修習儒家著作的人提供了一條建功立業的道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人口數量在明清之際已有極大的增長，而科舉取仕的名額較前代并沒有明顯增長。同時，經商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人的關注，讀書人漸漸發現不能對此現象無動于衷。后來，許多讀書不成的知識分子便轉而經商。商業活動畢竟不同于一般簡單的手工勞動或是農業活動，至少需要識文斷字。于是，讀書人（或可說是知識分子）就不可能不與商賈發生必然的聯系了。以上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儒家文化與中國商人（明清之際）之間的關系。本來，儒文化是極具世俗性的，它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儒學宗師抑或是粗識文字的普通百姓，無不從中汲取精神上的養分。在商人這一群體中，頗有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或者與雖不從商但與商賈有特殊聯系的知識分子保持密切的交往，史料中不乏這樣的記載。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長，便要做出一番事業。他的做事哲學是來自于儒學的，他的行商原則也是這個文化的反映。當然，不可否認，也有人從事商業活動遵從另一種道德規范，但在明清時代的中國，可以說沒有任何哪個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響更大，能給人們提供另一種精神憑借。儒文化強調勤儉，其次便是誠信了，這些都在儒家倫理中占據中心位置。范仲淹以為"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司馬光解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則一也。"致"誠"之道必須自"不妄語人"即"不欺"始，經過長久的修養，一個人才能達到"言行一致，表里相應，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誠"與"不欺"上通"天之道"，這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據。儒家思想的長期宣說，把這些觀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對誠信二字的重視已是順理成章的事。不過，僅有誠信的思想源流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外界的因素同樣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離之。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對商人重視誠信有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們注意到，在封建的官僚機制維持統治的千余年中，政府這個系統早已變得極具腐朽性，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從來沒有真正地把向商人階層提供服務看作是應盡的義務。中國那時的工商業者從未有過的而政府理應加以倡導建設的，包括以下幾點內容：一是籌集資金的制度（除合伙經營、共有資產的繼承、合營海運貿易以外的集資辦法，而這幾種集資辦法都無法律保護，也不能及時得到司法調解和仲裁）；二是能夠促進資本由商業轉向工業，保護資金合理流動的法律機構、財政機構和貿易機構（如銀行、證券交易所、保險公司、經濟人、法律專家等）；三是一種可以信賴的通貨；四是在國家的內地舉行的、能促進思想觀念交流的大規模的集市。士大夫官僚階層的地位無疑是凌駕于商人階層之上的，他們對于商人的盤剝與壓榨是歷史上實有的記載。這種社會背景自然干預和影響了商人階層的行為。外界因素的這種不利影響，使商人的心理總被不安全的預期干擾著。他們不知道凌駕于自己頭上的那個官僚機構會做出什么樣不利于自己經營的舉動，這導致了他們自身的行為調整。或許這種影響還不會馬上使商人對誠信的遵守產生背離，但他們對于自己事業的前景已不樂觀。畢竟，人是趨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會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環境給行為主體造成的不安全影響，摧毀了對于誠信的鞏固和維持。這是文化的力量無法挽救的。【參考文獻】[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杜維明.文化：中國與世界[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3]高韋定.海外華人企業家的管理思想[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4]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5]高兆明.信任危機的現代性解釋[J].學術研究，2002，（4）.[6]儲小平.儒家倫理與海外華人經濟的發展[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7，（5）.字庫未存字注釋＠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