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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紀文化研究的視域形成

談及“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話題，不能回避的是如何理解這個命題里“文化”的具體內涵。我理解，當代社會的“文化”范疇已經遠不是啟蒙時期思想家所界定的與物質、自然相對應的精神形態和思想形態的“文化”，也不是僅僅表現為文本形態的文化。當代社會文化不僅具有嶄新的內涵，而且在范疇、形態上都擁有了耳目一新的變化。討論文化問題，特別是當代中國文化問題，若離開學術史則不知所云。但“文化”問題的確是20世紀國際學術界比較棘手的問題之一。“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和歐美學術界的問題，是意味深長的。這應該從兩個社會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找尋原因。19世紀之前的歐美和中國社會未必沒有出現“文化”問題，但是這個時期的文化問題是與社會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婦女地位、政治民主、社會公平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出現的，它的迫切性多少為社會問題所遮蔽。可以看出，那個時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前的黑格爾、康德的著作，之后尼采的著作，文化問題不在他們研究的中心。問題出現在19世紀向20世紀過渡時期。關于這個時期歐美社會的過渡，列寧所描述的歐洲社會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理論仍然有效，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過渡，帶來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不同地區和文化之間的交往、碰撞空前頻繁。語言、習俗、民族、國家、宗教、身份等屬性被一舉置放在交往的前臺。所謂文化身份認同問題成為19～20世紀之交歐美國家在擴張自己勢力范圍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問題。在面對、反思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文化”成為學術界聚焦的中心。20世紀歐美一流哲學家思想家很少不思考文化問題，這是20世紀歐美哲學家思想家區別于19世紀同仁的重要特點。而19～20世紀之交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文化問題是被迫從另一個立場來觸及的。歐美學術界面對“文化”的心態，是以強勢文化擁有者來思考的，而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學術界則處在文化存亡危機意識之中。伴隨著文化問題凸顯出來的重大事件是第一、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事件、甲午海戰失敗、義和團運動、圓明園劫難、慈禧出走西安、失敗等，直到1911年帝制結束、民國草創。一系列失敗，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割地賠款，使得文化問題凸顯出來。對于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來說，文化不是簡單的文化身份，而是民族種族存亡問題。這個時期，伴隨著中國學術界的，是種族、民族、政權等話題，表明這個時期對中國文化的關注高度，遠非歐美可比。回顧20世紀中國學術史，“五四”期間大規模討論“文化”問題，這一時期的基本傾向可大致歸納為西方派和國粹派對峙。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除去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20～30年生中西文化走向相互競爭的局面，大致是西方派稍勝；1949年到1978年，除了短暫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大部分時間里是蘇制馬克思主義理論、反傳統文化和文化虛無主義交相占據上風，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都沒有得到真正理解和繼承。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則可以描述為西方文化時期（1978～1989年）和逐漸回歸中國傳統文化時期（1990年代以來）兩個階段。不過，這個劃分僅僅是粗略的、大致的，具體個案則可能千差萬別，在港臺地區則未必如此。在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三點極為重要：一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關于文化的理論研究和文化實踐一直處于激烈的政治思想交鋒之中，并未作為純粹的學術問題來研究；二是1989年后向傳統文化回歸究竟屬于一種悲劇性轉身、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還是國際政治的外力作用，尚待認真研究；三是2010年代中國經濟實力提升加深了自1989年以來面向傳統的回歸，如果說，1989年后的回歸多少帶有點被動、不得已的因素，在策略上可以表述為“收回來”的意思，那么，2010年代的回歸，則屬于主動、強力回歸，它的口號不僅包括闡揚中國文化，而且包括讓中國文化“走出去”。雖然兩次回歸都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后者的意味更為深長。如何理解和處理好當代文化發展的中西關系，既避免文化民粹主義，又避免文化西方主義，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20世紀西歐學術界仍然可以歸納為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之間交換話語權。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與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為對應雙方，圍繞文化問題集中討論，規模比較大的有兩次：一次是里維斯主義，面對通俗文化的潮流，揚起了英語文化的大旗，捍衛精英文化；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緣起英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以文化政治視野重新審視精英主義文化觀。前者是捍衛英語精英文化，后者是解構文化的精英傳統，不是簡單的循環，而是深刻的轉身。在西歐學術界，關于文化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西方學術界文化中心意識和危機意識并存，文化問題日益融匯到國家政治話語中，兩者互滲。特別是美國、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等大國，文化與國家政治話語形成了密切聯系的網絡。二是1968年夏季的暴動，導致對傳統文化思維模式的深刻懷疑，直接導致了對思維、現實和政治結構的拆解，導致了后結構主義和一系列后現代主義文化行動的誕生。三是文化政治視野的凸顯，冷戰時期的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戰略，滲透在東西方對峙的方方面面。1989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冷戰結束，文化沖突走向前臺，進入所謂后冷戰階段。一方面，福山提出“意識形態終結論”、“歷史終結論”；另一方面，賽義德、亨廷頓等學者提出了“未來文化沖突”的模式理論，對國際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西方學術問題鏈始終在關注西方文化的終極價值和未來發展，在糾正以往的偏向中調整，而不是各領風騷數十年的彼此顛覆中前行。可見，20世紀至今，中國學術界和歐美學術界一個共同的走向，乃是文化與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相互裹挾，發展成為一種新型的文化形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文化，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互涉中不僅擁有了綜合性知識體系，而且具有了物質性和廣泛的實踐性。

二、文化政治與“當代中國文化”問題

研究這個問題的西方典型思路是“文化政治”視野。如何看待“當代中國文化”的內涵問題，既不屬于一個單純的文化建設問題，也不是一個脫離開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話語的單純學術問題，而是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性問題。我理解，“文化政治”屬于一個簡單化的提法，它的實際內涵應該是把文化投放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學、藝術、國際交往、消費娛樂甚至軍事戰爭中研究，從而進一步去豐富它的內涵。文化的研究，就是跨學科研究。詹姆斯•彼得拉斯在《20世紀末的文化帝國主義》里這樣歸納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娛樂商品的出口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業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獲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國主義的重要作用在于將人們各自從他們的文化淵源和團結傳統中離間出來，并代之以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隨著一場場宣傳攻勢變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對青年進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剝削……文化干涉(在最廣泛意義上而言包括意識形態、思維、意識、社會行動)是將客觀條件轉變為有意識的政治干涉的關鍵環節。似乎有點荒謬的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制定者們看來比他們的對手更懂得政治實踐中文化層面的重要性。”歸納起來，文化在美國國家政治手里，是一副服務于美利堅合眾國的“混”牌，需要什么牌就變成什么牌，在經濟、政治利益索取的過程中呼風喚雨，無往不勝。不過，“政治實踐中文化層面”并不能有效地說明西方學術界的“文化政治”內涵。真正的奧秘乃是“文化實踐的政治內涵”。國際學術界理解“文化政治”有兩種視域，一是在一般意義上，認為文化即文化政治。賽義德說：“文化不但不是一個文雅平靜的領地，它甚至可以成為一個戰場，各種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另一層視域，當下文化生產已經廣泛滲透著政治內涵。文化工業作為后工業社會的一項主要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柱產業，特別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支柱。文化生產不僅生產著消費品，還生產著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人歸納說，“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革命的先導，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至關重要的權力和斗爭的場域，它既可以鞏固社會控制，也可以使人們抵制與抗爭這種政治——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觀念性存在，而是物質實踐、政治斗爭的一種形式。文化政治把文化實用主義和戰略地位傾向推進到前臺，最大限度地削平了文化的深度模式。在上述意義上來討論“當代中國文化”內涵問題，我們可以獲得三個超越：一是超越文化的古今之爭。所謂文化的古今之爭，指的是古今文化的價值之爭，孰優孰劣的問題。在實用主義觀點看來，理論上說明古今文化的優劣問題，基本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實際應用過程中誰能發揮最大效益。二是超越中西之爭。所謂中西之爭是在近代中國打開面向世界的大門時涌現的一個命題，這個命題的內涵是——當中華文化面向優勢文化時，是敞開胸懷接受還是閉關自守？中西之爭的關鍵點是弱勢文化仍不自知，一味爭辯說自己祖宗強大無比。所謂中體西用，只是自我麻痹、自我欺騙。拿自己文化的過去時態與別人文化的現代時態相比較，在當今的文化政治角逐中毫無價值。三是超越“馬與非馬”之爭，即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非馬克思主義立場。文化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之爭是個敏感的話題。所謂非馬克思主義文化學說，在中國大陸話語界基本上屬于被禁錮的話題，如何理解“馬與非馬”問題？在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著“非馬”空間？更實際點說，我們的全部文化理論和文化實踐，是否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完全沒有“非馬”成分？實事求是地說，在我們的文化實踐中，“非馬”因素很多很復雜。例如，所謂“國學”大部分屬于“非馬”內容，目前見諸書肆的西學文獻，也大部分屬于“非馬”。它們對于我們的文化建設是否具有價值？當然有。因此，不能以“馬與非馬”來區分權衡文化價值。在國家政治經濟戰略視野下，文化價值的體現方式不是“馬與非馬”式的，而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式的。說到底，一種文化的價值高低，取決于能否幫助國家在政治經濟競爭中成功勝出。這對于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來說，是延續了20世紀初的傳統。文化形態的標識與文化價值的先進性同樣重要，關鍵點在于如何很好地處理好兩者關系。在這個認識前提下，理解“當代中國文化”的內涵，便具有了開放的視域，便一舉擺脫了種種禁錮。

三、如何看待“當代中國文化”的內涵

以現代性作為標志，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文化開始了百年歷程。一百年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民族精神的多方面體驗，鍛煉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形成了“當代中國文化”形態。有些國外的學者、政治家認為，中國文化仍舊是儒教文化，他們因此構建了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三個文化圈，認為在未來的沖突中更多地表現為宗教文化之間的沖突。這個貌似正確的學說，在亨廷頓的著作里作為支柱而出現，影響了歐美很多媒體的思想，也影響著政治家對中國問題的觀點。它的錯誤在于：第一，中華文化從未表現出明顯的宗教性，相反，卻表現出相當強烈的世俗性。在這一點上，與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不同。其次，中華文化的本質是融合、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在歷史上，與其他民族的文化總是和諧相處，存在著彼此兼容的關系。我這樣說，并非拒絕儒學思想和它的精神層面的因素，甚至在構建當代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儒學思想及其精神發揮著重要功能，但是，無論如何，儒學距離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很遠。亨廷頓的觀點借助宗教的名義，有效地劃分了三大文化圈，對于理解三大文化圈的特點是有價值的，然而，正是因為借助宗教的名義，使這個觀點顯得頗為怪異。當下有些國內學者提出了“國學”這個概念，認為弘揚“國學”即是弘揚中華文化。“國學”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從言說這個概念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兩類學者：一是“五四”以來一些學者，他們專注于研究先秦到晚清的學術，主要包括經學、文學、史學、小學等，其中包括王國維、梁啟超、錢玄同、錢穆等著名學者。他們的學術傾向主要是針對西方學說的，強調維護中華學術的正統地位。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陸學術界漸次興起、而后在1990年代后形成規模的新國學運動。1950年代以來，大陸中斷了嚴格意義上的純粹學術研究，1990年代后興起的新國學，不是向民國時期國學的簡單回歸，也不是對海外國學的簡單引進，例如，它與臺灣學者的學術傾向不同，與民國時期國學研究的趣味也不一致，圍繞它的學術對象，既有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國特色的學說、思想和流派，有的是主流意識形態，有的是非主流意識形態。新國學作為一種文化，與上述學說具有怎樣的關系，值得認真研究。上述兩種國學的內涵，既包括先進的文化，也包括一些落后的、愚昧的內容。以“國學”來統稱中國文化，顯然蔭蔽了20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實踐成就。還有的學者提出了“新儒學”的概念。所謂“新儒學”顯然針對著傳統“儒學”概念，但作為20世紀出現在中華文化中的一種現象，它具有當代意義。新儒學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學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于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也就是說，新儒學是在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后，傳統儒學作出的一種應對和調整的姿態。所謂“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應對模式，可以說是對它的簡略表述。上述三種對中國文化的表述，顯然都不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內涵。而之所以出現這種表述模式，除了政治傾向外，更深遠的原因在于對“文化”的當解。簡而言之，當代意義上的“文化”觀念，已經遠不局限在古典意義上的含義，遠不限于與物質生產、經濟活動、上層建筑相對的精神、意識、藝術和傳統文本形態，它廣泛滲透在物質形態的文化生產和日常實踐活動中。盧卡奇提出“物化”觀念來描述物質生產過程中人文意識的滲透，列斐伏爾提出“日常生活審美化”命題來批判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杰姆遜結合后現代語境提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表現方式，這些應該成為界定當代中國文化內涵的理論基礎。當代文化問題已經不止于文化傳統形態（例如文本）本身，而走向了物質形態、日常生活形態，甚至生產活動本身。“當代中國文化”這一概念，必然包含著現代性進程以來的中國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生產、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的成就，以及上述建設的深刻精神體驗、心理感受、價值標準、人生信念和審美習慣，涵蓋著當代中國人對待本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日常生活本身。在這里，“當代中國文化”實際上成為一種“中國生活方式”，一種中國式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種中國立場、一種中國趣味。只有浸潤在當代中國生活中，才能感受并形成這種中國態度。

四、“當代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關系

最后，我們必然要回答這個問題——“當代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間是什么關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我們致力于發展和繁榮的文化價值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指導下全部實踐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我們時代的主流文化。而“當代中國文化”則更為寬泛，其中主要的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還包括引進的國外文化（例如好萊塢電影、游戲娛樂等文化工業產品、西方學術文化等），以及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有具有時代性的儒學思想，還有道家學說、法墨農兵等家學說，以及不同時期和階段的民間文化。文化存在有物質形態、精神形態、文本形態和實踐形態，我們不可能把全部文化存在形態作價值取向評估，而只能局限在其中一部分，例如精神形態的文化和文本形態的文化范圍。在精神文化形態和文本文化形態范圍內，我們以“上線標準”進行評估，鼓勵支持“有益”、“健康”的文化發展；而在物質文化形態、實踐文化形態則采取“底線標準”評估，禁止有害的文化產品。至于價值導向“無害的”、“消費性的”文化產品，則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在文化大繁榮大發展過程中，如何處理好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價值取向與多樣化文化形態之間的關系，是應該專門研究的問題，而大力發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流的文化，推動其他健康的價值形態文化共同繁榮、共同發展，是當代中國文化工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