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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的民族性追求與文藝美學學科的建立

民族性是一個比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總體構成的視域之內，在與其他民族的彼此對比、相互參照中產生的。文化、學術的民族性問題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語境當中，民族文化建設、學術研究自我身份的認同問題。所謂身份認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語境當中，民族文化或學術身份的確立、定位，是對文化學術民族的獨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論證、認可與尊崇。民族性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應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現代以來，隨著世界性語境的形成，人們從事文化建設、開展學術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為了人們的一種自覺意識。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文化建設、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對普世性價值的追求、是能夠向全人類說話。但是，脫離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進行文化建設、學術研究畢竟難以獲得成功。我們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發現，任何有價值的對世界文化、學術研究有所貢獻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也不例外。通觀古今美學、文藝學的發展歷程，真正有價值的世界性美學、文藝學話語，如古希臘美學、德國古典美學、法國實證主義自然主義文論、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美學、俄國形式主義、現代歐洲的存在主義美學、英美的分析美學、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文論等等，無不帶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與世界性眼光與胸懷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為世界的。而那些企圖抹去民族性的印記和痕跡，一味追求所謂的“世界性”的學術活動，通常是沒有什么學術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視野做本土化的學術，就成為了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人一種自覺的治學原則。

我國文化界、學術界民族性意識的產生與我國外緣性、后發性的現代性追求有著密切的關系。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天朝帝國國門洞開，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相繼發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賠一次款喪一次權辱一次國，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中華民族陷入了一種亡國滅種的危難境地。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向西方學習，以西方文化學術救民族危亡于萬一，建立現代化的國家、建設現代性的文化，逐漸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家們的共識與共舉。所以，對于中國而言，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也就是救亡的過程，同時也是向西方學習的過程。而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民族性意識的覺醒也就與這一過程相伴而生。具體到美學、文藝學研究，其情況也是這樣。

隨著現代性進程的啟動，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國學術界的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也開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與中國整個現代性進程相一致，中國學術界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的變革與創新也是以對西方美學思想、文藝學思想的引入與介紹、學習和借鑒為契機的。回眸百多年來中國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的現展進程，我們可以發現，在已經過去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我國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幾乎每一次變革都少不了有對西方理論的借鑒或者干脆就是對西方理論的移植。梁啟超以西方政治文藝學作為理論參照倡導“三界革命”，王國維在康德、叔本華、尼采美學的影響下展開文藝評論，胡適改造美國意象派理論倡導文學改良，陳獨秀運用進化論發動文學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理論，建國后，以幾個斯基為代表的俄蘇文論等都先后被拿來奉為圣典。在全面“拿來”的文化策略下，中國的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發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動。以至于百年中國幾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學術的一個角逐場。與中國美學、文藝學的這一現代性進程相伴隨，在西方美學理論、文藝學理論的強力壓迫下，文化界、學術界還萌生了另一種文化焦慮、學術焦慮：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會文化與文藝現實的美學理論、文藝理論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我們的引進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慮中國社會文化與文藝實踐的特殊語境?我們大規模地引進借用西方理論，以西方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那么，我們文化、學術的民族身份何在?我還是我嗎?我是誰?我何以是我?背離自我的傳統規定性的這個我還是真正的我嗎?未來應該向什么樣的方向生成?所有這些問題一直與中國美學、文藝學的現展進程相伴隨，并構成了中國學術界近現代以來幾代學人們的一個根本性的困惑。這也就是民族性問題的困惑。問題的核心是，在引進借鑒西方美學、文藝學思想創生新理論的過程當中，我們如何才能確保新創生的美學理論、文藝學理論的民族文化歸屬、民族文化身份。圍繞著這一問題，我國學術界進行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探索，并一再發生西化、傳統、本位、體用之爭。五四時期，學衡派力主中華本位調和中西以發展中國文藝；30年代，以左翼為核心發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討論；抗戰時期，提出了中國化的命題，倡導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建國以后，國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為體用的發展模式。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論爭、探索，盡管在許多方面還難以形成共識，但是也獲得了一個大致一致的認識，那就是，我們引進西方理論，并不是為了代替我們的創造，而是為了“中用”、為了借鑒。我們的現代性美學建設、文藝學建設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當下文化的需要、社會現實的需要。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隨著國門的又一次打開，新啟蒙運動的廣泛開展，我國社會文化領域又一次涌現了西化的大潮。各種各樣西方新老美學理論、文藝理論以一種潮水般的氣勢涌人中國，與五四時期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存在主義、象征主義、意識流、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等紛紛登陸。在這樣一種西方美學、文藝學理論強力壓迫的文化語境下，中國美學、文藝學研究的民族身份問題再一次以一種非常激烈的方式凸顯了出來。中國學術界應該何去何從?是認同西方理論的普適性而順著西方說、跟著西方說，還是立足于本國文化實際與文藝實際“別立新宗”進行本土化的創造?這一問題一時成為了我國文化界、學術界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構成了當時乃至整個新時期文化界、學術界一個“基本焦慮”。前有中國現當代美學、文藝理論發展史上的得失、我國幾代學人所進行的學術民族化探索的經驗可供參照；外有西方美學、文藝學理論的強力壓迫；還有西方美學史、文藝理論史上的大量史實及一些規律性的經驗可供鏡鑒，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個擁有一定學術敏銳知覺的中國學者，其選擇都是沒有任何疑問的。我們帶著這樣一種眼光審視20世紀70、8O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所倡導建立的文藝美學學科，其文化史、學術史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建立文藝美學學科的倡議一經提出，便立刻獲得了廣大學者的贊同、響應，并且其文化史、學術史意義也一再為廣大的學者所論證。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譚好哲有一次在談到這一問題曾深情地指出，“中國現代的文學觀念以至文藝研究學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過來的，其學術上的根子和淵源也在西方，而文藝美學是個不多見的例外。它是在現代美學和文藝學交叉融合的基礎上，純由我國學者自己開拓和命名并不斷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文藝研究學科。這一新的研究學科的誕生和目前良好的發展態勢，表明我國的文藝理論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單向移入與摹仿的傳統路數和思維定勢，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創造的新境界，標志著中國幾代學人一直在追求著的文藝理論學科建設的民族化或中國特色終于有了切實的收獲。”當然，也有不少學者立足于西方美學、文藝學學科譜系的角度，對文藝美學學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學性一再進行質疑。但是，倘若我們從中外文化史、美學史、文論史發展規律的角度，從文化、學術世界性與民族性關系的角度來加以審視，他們的言論是沒有什么理論依據的。

二、傳統美學、文藝學學術資源與文藝美學的建立

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學科，之所以在中國產生，而不是在西方，這與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思想的歷史形態有關。“它的出現實際上是文藝美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無意識底蘊的促動，這種促動呼喚著我們回到中國文藝美學悠久的、深厚的學術傳統上去。”

由于歷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異的原因，美學與文藝學在中國與西方分別有著不同的呈現形態。如果說西方美學更多地偏重于對于美與審美問題的哲學沉思，美學與文藝學的邊界較為清晰的話，那么，中國美學與文藝學則更多地偏重于對于文藝實踐經驗的概括與總結，呈現出美學與文藝學相互融合的狀態。由于受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中國古人談美、論藝，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討什么“本質”，也很少從某一假設出發進行抽象的條分縷析，他們更為關切的是文藝的實踐問題。他們往往是在文藝創作或閱讀的基礎上，將審美直覺中的神來之興捕捉住，記下來，三言兩語，卻往往如沙中之金，閃閃生輝。也就是說，中同傳統美學、文藝學關注的重心是“怎么樣”、“如何做”的問題，而不是文藝與美“是什么”的問題。所以，我們今天翻閱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文獻，看到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對如何進行文藝創作、如何進行文藝欣賞的感悟與說明，是對文藝存在樣態及品格的感覺與描述。什么“立主腦”、“密針線”、“簡頭緒”，“心齋”、“虛靜”，“原道”、“宗經”、“征圣”、“神思”、“夸飾”、“附會”、“熔裁”，“用事”、“取境”；“風骨”、“韻味”、“境界”、“豪放”、“雄渾”、“自然”、“婉約”、“典雅”、“飄逸”、“高古”等等這樣一些話題或概念，可以說構成了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的主體。正因為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對于文藝實踐、文藝狀態品格的高度關注，以至于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很少能夠脫離具體的文藝門類在抽象、種屬的層面上談美論藝。在浩瀚的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文獻當中，我們看到基本上的是《詩品》、《六一詩話》、《石林詩話》、《滄浪詩話》、《詩藪》、《原詩》、《姜齋詩話》、《漁洋詩話》、《人間詞話》等這樣的詩話詞話，是《毛詩序》、《昭明文選序》、《河岳英靈集序》、《古文約選序》等這樣的選家序跋，是《畫山水序》、《敘畫》、《古畫品錄》、《歷代名畫記》、《林泉高致》、《畫語錄》等這樣的畫論畫品，是《草書勢》、《筆賦》、《古今書評》、《書品》、《書譜》《藝舟雙楫》等這樣的書論書品，是《樂記》、《樂論》、《聲無哀樂論》等這樣的樂論樂評，是曲話、賦論、文論、劇說、小說評點等這樣的一些具體藝術門類的美學、理論，而基本上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那種具有很強涵蓋性、抽象性意義上的美學、文藝學。非常明顯，在西方，美學在更多情況下是與哲學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國，傳統美學則更多地與文藝學相互伴生在一起。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傳統美學就僅僅存在于歷代詩人、畫家、戲劇家、書法家……所留下的各種各樣的“論”、“品”、“序”、“話”之中，中國歷代的哲學家就不談論美的問題。實際上，我國古代的哲學家也常常談美論藝，在他們的哲學著作比如《論語》、《莊子》、《論衡》、《抱樸子》等當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學、文藝學思想。經史子集也是我國古代美學、文藝學的一種主要存在形態。但是，與西方美學、文藝學不同，中國哲人也一般很少脫離具體的文藝實踐在抽象的層面上或從某一假設出發談論美與藝術的問題。比如，孔子對于美的談論就是這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總之，在古代的中國，人們對于美的思索與把握大都是在具體的文藝活動中進行的。美學成果也大都是對文藝實踐經驗的概括與總結。所以，相對于西方美學來說，中國的傳統美學準確地說更應該屬于文藝美學的范疇。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學術的發展離不開本民族的文化、學術土壤，離不開本民族文化、學術傳統的滋養。當然，也不存在不變的歷史與傳統，但是，也不可能存在發展鏈條完全斷裂的歷史傳統。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在這數千年中，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美學、文藝學學術資源，形成了源遠流長的文藝美學傳統。這種資源與傳統可以說為我們從事新的美學、文藝學建設提供了豐厚的前提與基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事美學與文藝學建設不可能脫離這種傳統的影響來進行。文藝美學作為一個以文藝實踐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學科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同產生，應該說與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所積累的學術資源、所形成的學術傳統不無直接的因果性關系。

三、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現代轉化的學術訴求與文藝美學學科的建立

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與發展，是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在新時期發揚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國學者長期思考如何總結中國古典美學經驗，并將其運用于現代并介紹到世界的一項重要成果。”

建設立足于中國當下文化需要、社會需要、具有現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學、文藝學，這是我國近現當代以來幾代學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現代性、世界性與民族性并不矛盾，傳統與創新也不矛盾。現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脫離民族性而存在，創新也不可能在脫離傳統的條件下進行。傳統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創新是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美學、文藝學建設，必須在繼承傳統美學、文藝學遺產的基礎上進行。只有繼承傳統，才能確保我國美學、文藝學建設的健康進行，才能確保我國美學、文藝學建設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現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歷史形勢下，由于中國文化建設在總體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國傳統美學、文藝學與西方美學又有著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態與意義模式，從而致使傳統美學、文藝學在現代性美學、文藝學建設中沒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近現代以來乃至當下，我國美學與文藝學研究中所運用的美學、文藝學概念和話語主要來自西方。這種狀況是不健康的，這種發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樣才能繼承傳統、激活傳統，怎么樣才能夠把本民族有價值的美學傳統和文論傳統同現代性的美學、文藝學建設結合起來，于是就成為了中國幾代學人苦苦尋求的世紀性理想，并為此做出了艱難的嘗試和不懈的努力。

王國維是中國近百年來自覺嘗試進行古代美學、文藝學現代轉化的第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人間詞話》里，他把西方美學理論與我國傳統美學、傳統文論相結合，創造性地建構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論體系。宗白華是中國現代美學與文藝學的開拓者與奠基者之一，也是繼王國維之后進行傳統美學、傳統文論現代轉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美學遺產擁有許多值得發揚繼承的東西。在此思想指導之下，宗白華在進行現代美學的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視吸取古代作家藝術家的美學見解，善于總結他們的藝術實踐經驗，并常常把古代美學、文藝學中的有關術語，如理趣、意味、神韻、風骨、飛動、空靈等運用于現代文藝批評，進而將中國傳統的美學、文藝學理論的術語帶進現代批評領域。與王國維、宗白華相呼應或相承續，還有朱光潛、錢鐘書的美學與文論實踐。朱光潛以中西文論相互結合的方式撰寫出版了《詩論》，錢鐘書則以評點感悟的傳統模式撰寫了《談藝錄》和《管錐篇》。

此外，中國幾代學者亦有人一直在嘗試著進行．古代美學、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作。解放前，陳鐘凡、郭紹虞、方宗岳、羅根生、朱東潤、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著作。李笠、段凌辰、陳懷、劉麟生等借鑒西方文論的框架，出版了建構中國古代文論體系的著作。新時期開始后，我國美學及文藝理論界古代美學、文藝學研究也曾一度出現熱潮。研討古代美學、文藝學，探討和爭論古代美學與文藝學的有關范疇和術語，一時問似乎成為了學術話語的中心。所有這些研究都具有轉化的性質，從中都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中國古代美學、古代文論向現代轉化所做出的艱苦努力。

宗白華先生曾經指出：“研究中國美學史的人應當打破過去的一些成見，而從中國極為豐富的藝術成就和藝人的藝術思想里，去考察中國美學思想的特點。這不僅是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學藝術遺產，同時也將對世界的美學探討做出貢獻。現在，有許多人開始從多方面進行探索和整理，運用了集體和個人結合的力量，這一定會使中國的美學大放光彩”“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特別注意研究我們自己民族的極其豐富的美學遺產”如上文所述，中國是文明古國，有著獨具特色的、豐厚的美學遺產，對于這些遺產加以發掘整理并在當代加以運用，一直以來就是諸多美學家與文藝學家的強烈愿望。在新時期之初，在沖破各種藩籬的良好學術氛圍當中，文藝美學學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華先生等幾代中國美學家、文論家們總結弘揚中國古代美學傳統的強烈愿望，當然，這也是一個世紀多以來，幾代中國學人嘗試對中國古代美學、古代文論現代轉化探索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論文關鍵詞：文藝美學民族性現代性

論文摘要：文藝美學作為一門學科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產生，除政治、文化及學術方面的原因外，還與我國學術界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自覺的民族性追求有關，與我國傳統美學、文藝學遺產的特性及我國傳統美學、文藝學現代性轉化的訴求有關。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文藝美學學科的建立，是我國傳統美學、文藝學現代性轉化的一個必然結果，是20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幾代學人美學研究、文藝學研究自覺的民族性追求的一個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