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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梁啟超有關法學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超過三百多萬字，洋洋灑灑的文字系統地闡釋了梁啟超的法律思想。這些法律思想和觀點給當時的社會和民眾形成了極大的影響，促進了社會變革，啟蒙了民眾的法治意識。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梁啟超的法學思想因其蘊含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仍然是學術界和史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下文將對梁啟超的法學思想進行簡單的評析，以此微薄之力推動我國的法制建設及法學研究的進步。

梁啟超法學思想的主要觀點

1.立法要為公。立法是為國家民眾所立，而不是維護少數人權益，這是梁啟超法律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要之治國之立法，以國家極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目的”[1]，在以后的文章里，梁啟超也多次表明了這種觀點。

2.注重法治。梁啟超在《變法通議》里說道“法者，天下之公器”，在《論立法權》中，梁啟超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國家之行為何？行政是已；國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對于什么是法治精神，梁啟超說“:為什么人群能結合起來,靠的是一種共同生活的規條,大眾都在這規條的范圍內分工協力。若是始終沒有規條,或是規條定了不算賬,或是存了一個利用的心,各人仍舊是希圖自己的便利,這群體如何能成立?便不能共同生活。”[2]2982法治精神一直是梁啟超法律思想中不變的主題。

3.立法權與行政權要協調。梁啟超對于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極為推崇，但是對于美國的三權分立又表達了自己的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三權分立要相互協調，分立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分開。

4.正確處理法治與人治的關系。“任人不任法者，人無必得之券，則國無必得之符，所待之人為至，則國已先亡已，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才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3]對于法治和人治，梁啟超認為絕對的法治和絕對的人治都是有害的。

5.主張改良司法。改良司法是梁啟超一貫的主張，對于法治精神他有自己的認識。在1914年的《呈請改良司法文》中他提出改良司法的七點意見，對于法院的編級制、輕微案件的形式、案件審限、上訴變通、刑律實行法、酌情恢復苔杖、刺配、法官養成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七點意見大部分與現代司法精神吻合，體現了梁啟超思想的進步性。

梁啟超法學思想的突出特點

從梁啟超的言論及生平經歷可以看出，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分為三個階段：1899年前是中法為體，西法為用的法律思想；1899年至1917年是西法為主、中法為輔的法律思想；1917年后是回歸傳統、化合中西的法律思想。他的法律思想包括法治、民權等多個方面，關于他的法律思想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內容，學術上關注頗多，也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從現代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看，他的法學思想特點有幾點需要特別注意：

1.法學思想和政治思想聯系緊密。從公車上書到戊戌政變，之后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梁啟超對于政治表現出極大的熱忱。為了挽救國家，他對于國家政體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于國家政體的主張從君主立憲制到民主共和再到開明專制，在多變的時代里他的政治思想也在進行著多樣的轉變。在政治思想的變動中，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在梁啟超的政治思想演變中，他的法學思想一直圍繞著政治思想進行，并為其政治主張引經論據。梁啟超在政治上的轉變和法學思想的分期基本吻合。變法時期，梁的法律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發表了文章《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古議院考》，論述了變專制制度為議院制度等思想，但是這一時期立憲、開議院等主張僅止于一般的宣傳；改良時期，他的法律傾向轉變為西學為體，中法為輔，開始真正全面闡述君主立憲思想；開明專制時期，梁啟超開始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并從歷史中尋找法治的精神。從這些同時期相同的變化傾向可以看出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和其法律思想的緊密聯系?？梢哉f法學思想是梁啟超政治思想實現的一個途徑，也是其政治主張體現的一個方式。

2.法學思想是各種文化融合的結果。梁啟超的法律思想豐富多彩，這和他的法學思想來源有著緊密的聯系。他系統地學習了西方的法律思想，并對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對于達爾文尤其贊賞，說：“自達爾文出，然后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雖謂達爾文以前為一天地，達爾文以后為一天地，可也?！盵4]599進化論成了梁啟超批判舊勢力宣揚變法實行憲政的一把利劍。對于西方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這樣表述“：末學膚受如鄙人者，偶有論述，不過演師友之口說，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腦之舌于我筆端而已?！盵5]以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盧梭的民約論為代表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梁啟超，特別是三權分立學說，是梁啟超提出憲政的思想基礎。前期的梁啟超對于西方的法律思想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學習，并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法律主張，后期的梁啟超則致力于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法治的精神，并因此著作了《先秦政治思想》、《管子傳》等。西方的法律思想和傳統的法律思想成就了梁啟超的法學思想，通過其對時局的思考和中西文化的研究，梁啟超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法學思想。

3.對于道德的關注。人生后期梁啟超宣布退出政治專心致力于學術研究，在這期間他對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人治”進行了辨析。對于法治與人治的作用進行了精辟的總結，他認為法律的作用好像事后治病，道德教化則猶如病前防治。這樣的觀點對于目前的社會思想引導仍然具有參考意義。

4.重視憲法。重視憲法是梁啟超法學思想的一大特點，他認為憲法是“萬世不易之憲典”、“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6]1，無論君主、官吏、人民都應共同遵守，“此后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也”[7]。同時他又指出“凡立憲國，舉凡政府的組織與政權，國會的權限、人民的權利與義務都必須詳載于憲法，以明令公布之，此即國家之基本大法”[8]440“，故頒布憲法者，非徒為富強御侮之具，抑今日靖內難于未萌，舍此無他道也”。種種言論反映了梁啟超法律思想中對憲法的理解和重視。梁啟超崇尚法治主義精神，雖然他的政治體制思想有過較大的變動，但是法學思想一直是他為政治主張進行吶喊的利器。對于法學的認識，他進行了種種努力，一方面，他引進西方思想，希望以中學為本，找到二者的結合點，實現其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他發掘傳統國學，試圖尋找古代法治思想的依據，為中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歷史根據。立足現實，放眼世界，以古鑒今，梁啟超對于法學研究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對于梁啟超法學思想深厚內涵價值的研究和探討，可以促進國家法制建設的進程。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研究和探討不能脫離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作為探索國家昌盛、民族富強的仁人志士，梁啟超的法律思想始終圍繞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進行嘗試和探索，盡管探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能夠肯定的是，梁啟超對于西方法學思想的傳播和傳統文化的發掘，不僅在當時啟蒙了人們的法治意識，對于當下的法治建設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也對當下社會的道德教化等社會問題解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本文作者：白淑萍單位：渭南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