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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向的擴展與多學科、國際化視角的培養

(一)論文選題研究方向的實證分析:研究方向不全面

單獨看一篇論文的題目，可獲悉作者的學術興趣與研究方向。而通過對一個學校的同一專業下的歷年畢業論文題目涉及的研究方向進行整體的分析與考察，則可以了解該校在學生培養與學術引導方面的狀況。具體到我校，可以將被選取進行考察的143篇論文從4個研究方向進行歸類，分別為法理學(共有66篇)、法社會學(38篇)、立法學(22篇)、法學方法論(17篇)，四種研究方向所占的比例如圖1所示，分別為:46%、27%、15%、12%。除了法理學，其他三類研究方向選題所占的比例呈歷年上升趨勢。截至2011年，四大研究方向選題所占的比例已定界于同一區間之內(20%～40%)，這標志著我校法學理論碩士研究生業已突破單純的理論研究的局限，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不斷豐富，研究方向與學術側重點也日趨分散、平衡。1.比較法領域選題的缺失在考察我校法理學碩士研究生論文選題時，筆者參照了吉林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4所大學的法理學碩士論文選題狀況進行分析。這4所大學在參與對照分析的其他院校的相同專業、相同時期的論文題目中，除廣泛涉及以上四項研究方向外，吉林大學另有《中美獨立董事制度比較研究》《從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的形成透視日本法律移植》等8篇比較法學論文。與之類似，中國政法大學也另有《案例指導制度與判例法制度的比較研究》《中國與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擬制運用之比較研究》等典型的比較法學論文共計10余篇。西南政法大學在比較法學領域則有《“RestrorativeJustiee”與中國調解傳統比較研究》《人的解放與法律發展———全球同性婚姻合法化進程的研究報告》等代表文章。林翡翡、王茜等法科學生則為西北政法大學在比較法學領域貢獻出《西方少數族裔權利問題研究》《除魅與賦魅:中西法律觀念現代化比較研究》等文章。比較法學作為一門基于不同國家、地區、法系之間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的學科，教師能教授學生的與其說是各種法律制度中的差異等具體理論，倒不如說是比較研究這種方法本身。畢竟，設立比較法學的意義是通過比較的研究方法發現新領域的法律制度的不同之處，進而推動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并推動本國法律制度的改進與完善。因此，一篇優秀的比較法學論文，必然體現出作者對比較研究法的掌握程度，也能體現出作者對法律文本的第一手研究資料的處理水平，甚至能夠體現出作者的外語水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校法學理論碩士研究生在此領域疏于鉆研。通過考察，雖然我校有《關于我國反腐機構專門化的設想與論證———香港廉政公署經驗的啟示》《中國法官遴選制度的批判與建構》等涉及比較法學的論文，但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針對不同制度間比較研究的內容通常僅集中在論文一章之內;而從行文的重點看，這些文章站在批判我國法律制度的角度，以推動我國法律制度完備為目的，對其他國家同一或類似制度中的先進因素加以借鑒乃至引進，這種明顯的主觀性與目的性業已違背了比較法學研究方法所推崇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性，因而很難被視為典型。2.經濟分析領域的文章較少經濟分析法學作為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法律問題的新興邊緣學科，其理論得以系統化的時間雖較晚，但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發展迅速，已經與法社會學一樣，成為法學研究中重要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我國各大政法院校也對其寄予了高度的重視。據分析，吉林大學共有《隱私權的經濟分析》等5篇論文屬于此研究方向，中國政法大學有《淺析法律裁判中的經濟推理》等6篇，西南政法大學有《法經濟學之“理性選擇”理論及其發展走向》等6篇，西北政法大學有《道德法律化的制度經濟學解析》等5篇，而華東政法大學也有《風險社會視角下的中國法律治理》等經濟分析法學文章。與這些院校相比，我校雖有《構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思考》《現代經濟法治的人性基礎論綱》等諸多相關文章，但這些文章對結構、過程、效果、效率等經濟分析考量標準的選取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并且不夠全面、系統，對微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課程的核心概念運用有限。以《構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思考》為例，作者通過法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刑事和解制度蘊含的法律價值，進而論證我國引入該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論文雖運用了法經濟學、社會學內容，但涉及經濟分析法學的內容僅限于第三章第二節———刑事和解制度與司法效率。因此，嚴格來說這很難被視為一篇經濟分析法學文章。誠然，對經濟學分析工具的運用只是研究法學的一個新視角而已，但或許會開闊法學研究的新視野，為法學研究添加新動力，而能否嫻熟地運用經濟分析法學的研究方法則是法學理論碩士自身素質高低的反映與體現。

(二)原因剖析

法學本身并非先天獨立的，作為一門派生學科，法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依附于哲學、神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這就決定了法學的發展需要這些專業知識的涵養作為支撐。而考察法學的發展歷史，也可以發現任何學術拐點的突破、任何學術問題的解決從本質來看都不能稱作純粹的。因此，法學教育者在堅持法學理論本身的內在邏輯的同時，也應當注意法學本身的開放性面向。作為法學教育的先進國家，美國的一些高校———包括耶魯與哥倫比亞大學———便率先在對這種理論精英教育進行批判的同時，對法學課程本身進行了改革，并吸納相當多的經濟法學家、哲學家與政治學家到學校任教。而與美國對應，我國的法學教育卻體現出很強的封閉性，特別是在本科階段。由于培養目標上的差別，本科階段的學生培養仍要考慮實務性問題。因此，在課程教授，特別是在部門法學教授上仍是遵循正統的教義學傳統。這種教學傳統建立在法律制度內在的自洽性和合理性基礎之上，具有典型的基礎主義與本質主義知識論特征。在此影響下，許多法科學生，在升入研究生階段后仍然將法律視為孤立的存在，強調法學理念的純正性、理論的正統性，疏于將法學問題置于經濟學、政治學的語境下進行研究，無法從實質化的角度對法律的效果進行全面的考量，也無法從宏觀的方面對法律問題進行全面的評價。當然，排除本科階段的法教義學影響外，這一問題的發生也有其現實與歷史背景。在中國，法學與法學教育的發展有其獨特的前進軌跡與歷史沿革。西方的法學教育是經歷了學術的混合化到精細化的過程而發展起來的，最終伴隨著法學的獨立性而專業化。而“我國的法學教育是從一種極為特殊的環境中發展出來的，即法律制度長期受到忽視、貶低甚至是被砸爛”。在古代中國，法律只是統治權威、道德理念、鄉土戒律中的一部分。自近代以來，經歷了民國時期短暫而相對繁榮的發展之后，法律再次受到政治的干預，法律教育也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成為政治學說的附庸與延伸。隨著社會整體的發展與學術環境的改善，法律學者與法律教育者的首要任務自然是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突破站在政治角度對法學理論進行批判與闡釋的既定思維模式，在構建法律科學完整性與系統性的同時，實現法學的獨立性。在這一過程中，學者無疑會不自然地透露出對其他專業知識的過分擔心。“為了不重復喪失獨立性的經歷，法律制度和法學教育對任何外來的暗示或影響都變得特別敏感，一概加以排斥，并最終走向與現代化要求相悖的自我封閉”。而法科學生(包括我校的法學理論研究生)也正是在還未擺脫本科階段的教義法學影響下，加之受法學研究大環境熏陶，從而加強了固有的研究思路與學術觀念，致使其在論文選題上出現偏頗。

(三)應對方案

1.跨學科教育的提倡法學研究仍舊不應當局限于其專業知識的封閉性內涵，而應當置于社會科學這一更開放的層次上進行研究，對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進行借鑒和吸收。這甚至不僅是學科先進性的體現，更是我國現實的需要。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系統的跨學科教育或是社科法學教育便顯得十分重要。畢竟，作為一門研究不同學科體系、知識背景、價值理念下的法律規則考量標準、評價方式與改良意見的學科，其為我國法學的發展提供了外源性的啟示與多元化的動力。因此，在課程設置上，這應當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問題。而從現在我校在法學理論研究生課程設置的改革趨勢上來看，這無疑為研究方向的擴展和跨學科視角的培養提供了極好的契機。而導師在引導、培養學生時，也應當提示學生有針對性地閱讀相關的著作。當然，知識的了解與傳授固然重要，但法經濟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本質特征并非在于這些知識，而在于對經濟學概念、工具、模型在法學上的應用，即在于研究方法與分析視角的培養。因此，強調跨學科的開放性研究，絕非意味著以犧牲法學的獨立性為代價接受其他學科的滲透，而是在堅持法學獨立性的立場上對其他學科的知識進行吸納。所以作為法律教育者，與其擔心未來統治法學理性研究的是統計學家與經濟學家②，倒不如擔心自己淪為所謂的最正統法律理論的“僧侶”的危險。畢竟，學科的獨立性的獲得并非單純來自其思維模式與研究方法，而是由其研究對象和理論落腳點來界定。因此，不管怎么說，跨學科研究還是為法學的發展提供了內在邏輯之外的另一個理論增長點。而在各種學科中，經濟學作為考量制度及制度合理性的學科，無疑為法律制度的評估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標準，為法學理論的完善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因此，通識教育也好，跨學科研究也罷，都應當成為我校法學理論教研室在今后的教學、培養、指導方面的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方向。2.國際視野的培養如果說我校學生在法經濟學領域選題的缺乏反映的是跨學科研究的不足，那么在比較領域研究選題的缺乏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校學生在法學國際視野上的局限性。從我校學生的選題狀況來看，雖然比較法學已經單獨成課，但顯然學生對其的重視程度、掌握的知識和研究方法并不樂觀，這必須成為今后我校教學培養工作的努力方向。同時，需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首先，處理好法學知識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法學知識的國際性與地方性的屬性爭論由來已久。反映在比較法領域，爭論則體現為到底比較法研究是應當致力于探尋制度間的共同之處、總結規律，進行制度層面的協調性構建，還是應當將研究重點放在差異性上，承認差異存在的合理性?這個問題很難有答案。“偏重”不等于“偏廢”，對“國際慣例”的孤注一擲與恪守“中國國情”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在進行比較法研究或教學時，應當摒棄國外立法規律的先驗性，在一致性考察之外也應關注制度上的差異，并對法律秩序、法治環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關注影響制度發展的各種因素。比較法學雖主張研究不同法律體系的制度與原則的比較研究，但其研究對象卻并非局限于此。在單純的制度建構給國家法治建設帶來極大阻礙的同時，法律越多，秩序卻越少。比較法學者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制度層面的影響因素上。他們或將制度的演進史進行整體比較，或對制度進行法律文化層次的研究，或將法律視為社會現象的一環進行考察。因此，在培養、啟示學生進行制度比較的同時，也應當引導學生探尋出各種制度中的隱藏性基礎與漸進性因素。

二論文選題的規劃與自主性研究

(一)論文選題合理性的考察:部分論文選題大小失當

作者應當結合自身的能力與客觀的研究條件，選取一個大小適中的題目。題目的大小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梁慧星教授曾說過，“題目太大，必然空泛;題目太小，分量不夠”。1.選題過大導致主題被淹沒梁教授所提到的“空泛”涉及論文“主題”的問題。畢業論文作為議論文的一種，對主題的要求自然很高。文章主題不僅是文章內容得以展開的議論中心和文章結構的邏輯鏈鎖，更是衡量學生3年來研究生的學術觀點與研究成果的最直觀反映。然而，當前的許多法學畢業論文都因為缺少一個貫穿始終的命題而淪為一篇冠以論文之名的說明文。梁教授曾談道，論文在選題之時的大小失當業已為成文之后的主題不明確性埋下了隱患。值得一提的是，囿于固定思維，不突出的主題通常與論文選題過大有關。一旦文章選題過大，自然極易導致論述寬泛、論點過多、邏輯混亂，進而主題被過多的論述淹沒而顯得不夠明確，文章雖然洋洋灑灑，卻言無一物。我校早期的諸多法學理論論文的選題便顯得過于宏大，如《權利沖突論》《法本質研究———一個與時俱進的課題》《立法理念探討》等論文。2.選題過小導致主題空洞一般看來，題目太大會導致論點的空泛;而題目太小，則只會帶來“分量不夠”的弊端。然而，進一步分析后便會發現并不盡然。起碼在我校的一些論文中，便會存在因選題過小而導致的主題空洞，這一現象在涉及民俗法研究、地方法治狀況研究等論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仔細來看，此類主題之所以不突出并不是因為選題過大而導致的過分繁多的論點對中心論點的稀釋。相反，卻是因為作者的選題過于精致。一個選題愈是精致，其資料準備便愈要精細，其研究便也愈要深入。學生要完成典型樣本的選取，關于淵源、動因、進路、社會效果等相關資料的搜集，有必要的話，還應當進行適當的實際考察。此外，更需要從資料的分析結果與考察結論中抽象出理論化成果。但作為學生，其時間與能力有限，因而其資料的搜集很難精細。而受制于自身的學術水平，其對分析結果與考察結論的處理也很難深入。故而，其研究成果便十分有限。然而，學術論文對字數是有硬性要求的，單純將了了的資料搜集和不深入的研究成果作為主題加以論述的話，論文內容必然不夠充實。為了湊足字數，作者便也只能將與主題的理論通說或者前置性研究結果加以堆砌。總的來說，選題“過大”與“過小”的問題本質是一樣的。其根源在于，文章是通過橫向的資料堆疊來湊夠字數，而非通過深入的論證展開來實現選題的價值。當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況下，論文會因選題不適當而導致主題不夠鮮明的遺憾。因為，有時這些論文通常掩蓋了學生的真實水平與理論功底。也許作者有十分犀利的洞見，但在大量論證不夠透徹、僅靠一個注釋就能詮釋的內容的堆積過程中，一篇主題明確、觀點新穎的文章，成文卻也僅具有介紹性功能了。

(二)原因分析

1.疏于展開協作規劃學位論文作為獲得碩士學位的最重要的參考指標，并非數月間便可完成。在撰寫之前，必定會經歷長時間的準備過程。而論文的選題工作更非靠一時興起的靈光乍現就可解決，它需要長時間的知識積累與學術沉淀。因此，對論文寫作或是選題的整體性規劃顯得非常重要。選題工作是一個逐步細化的過程。其通常包括閱讀積累，及與其銜接的資料搜集、實證調查等各個環節。而閱讀積累階段是十分重要的，這一過程可以根據閱讀書目的細化而劃分為泛讀和精讀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并不是孤立，從泛讀到精讀的過程，也是學術思維與研究思路清晰化的過程，這兩個環節便是靠不斷思維進路而串聯起來進行過渡的。思維進路的細化當然也意味著研究領域的漸進性集中，同時又能實現對自身的研究能力的動態性把握，更能保證研究領域與自身能力的協調，從而選取出“大小適當”且符合自身能力的選題。然而，目前部分學生忽視了思維進路不斷細化的過程。部分學生執著于泛讀，卻忽視了結合課堂教學內容、學術熱點，以及自身興趣和特長進行的研究方向與研究領域的篩選。他們雖然學識淵博，但知識的生產能力卻令人擔憂。而另一部分學生，則會憑自身興趣跳過泛讀而直接進入精讀階段，甚至一些學生出于功利“投機取巧”式地跳過泛讀環節或只是閱讀對泛讀階段書目進行評介的“二手資料”，這種所謂的“精讀”自然無法打下牢固的理論功底，文章也就必然空洞。但更關鍵的問題在于，這兩種極端的閱讀方法是無法實現對學術界的研究現狀的縱向把握的，也就無法選取基于學術界現有研究現狀的適當的主題。同時，這種思維進路上的斷裂也意味著對自身研究能力的怠于開發，更遑論對自身研究能力的把握了。學生對研究現狀和自身能力兩個方面均難以把握，也就必然導致文章選題的大小失當了。2.自主性研究能力的欠缺有時，選題的大小失當并非源于對研究現狀、自身能力的不恰當評價，而是在更深程度上暗含著研究生自主性研究能力的欠缺。正是因為其欠缺此類能力，故而在研究時無法深入，其文章內容的構成來源要么是針對主題的橫向擴展，要么來源于針對主題的周延性論述。當然，暫不談閱讀步驟問題。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不只是法科學生，其他學科自主研究能力欠缺的狀況也普遍存在。即使身為理論法學研究生，其所期盼的教育模式仍然是以老師為主導，由老師進行在堂的講授，并在老師的引導下進行法學知識的單純掌握。在研究生階段，這種單純地進行既定、凝固的法學知識灌輸的教學模式自然顯得不恰當。這種守成式的“一次性”培養模式顯然與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宗旨的碩士教育存在理念上的差異。研究生階段的法科教育強調對知識被動接受之外的學習自主性，其目的在于學生掌握一套多維度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手段，在對知識進行全面掌握的同時，應當能夠進行專業的分析與發散的思考，而畢業論文正是這種自主性研究能力的最好體現。顯然，一些法學教育者意識到了這一點。畢竟，作為教授或副教授，其對教師的定義當然不能局限于知識的“數據庫”上。但受傳統的教育模式所限，學生卻甘當學術“記憶體”。許多學生仍然將課堂知識的掌握或導師布置任務的完成視為成就其學業的唯一途徑，對與之有關的理論，他們會力求能夠記住，但對與之無關而同樣重要的知識，卻不進行涉獵。久而久之，其研究的自主性便會被磨滅。與之相對，他們的理論體系與知識結構會有極強的依附性，研究視角會顯得日益狹隘，學術敏感度也會日益遲鈍，更缺乏處理資料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因此，一旦選取內涵廣闊、概括性較強的題目，文章的橫向擴展性雖廣，但在理論深度上卻有所欠缺。這就是典型的選題“過大”了。而與之相對，“過小”的選題，雖然能在形式上保證題目的新穎性，在形式上體現一定的學術素養，但因其自主研究能力有所欠缺，對此類“精度”較高的題目是難以把握和駕馭的。因此，最后難免落入與選題“過大”同樣的主題分散狀態。

(三)應對措施

1.督促論文選題規劃梁慧星教授曾在著作中談到論文選題規劃這個問題，并提出了相關意見。在他看來，碩士論文的選題工作其實在進入校門之時就應開始準備。與對各種法律科學進行普遍教授的本科學習不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無疑更加專門化，具有更強的研究性。這就要求學生在第一學年的學習期間，進行大量的閱讀。具體在法學理論專業，首先就表現為學生對法學理論經典著作進行泛讀，并結合課堂教學內容、學術熱點，以及自身興趣和特長，選定具體的研究方向;而后，在第二學年的上學期通過與研究方向相關的著作的研讀，確定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進而，在下學期通過進一步閱讀，確定具體的選題，并搜集相關的資料，著手開展相關的實踐考察，并完成文獻整理工作。②梁教授的意見十分具有建設性，法學教育工作者應將學位論文指導工作進行整體規劃，并在教學與培養過程中督促學生嚴格按照規劃進行閱讀、學習和研究。在保證不影響正常教務工作的情況下，改良研究生培養計劃，將課程學習、科學研究與論文撰寫進行統籌安排，使論文寫作與日常的學習、閱讀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研究生教育中不可分割的環節。2.培養自主研究能力如上文所述，法學教育者應在日常教學活動與法學理論碩士培養的過程中，加強對學生研究自主性的訓練與激發。在課堂教學時，提倡采取專題教學的方式。法學理論的教育尤其適合專題教學法，但專題的選取應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科學性、時代性與前瞻性。同時，應在課前準備階段，訓練學生搜集、整理資料的能力;在上課時，通過啟發性問題訓練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在課后，通過課后作業或是延伸閱讀的布置，訓練學生的發散思維，以及對知識整合梳理的能力。進而，通過一系列環節的訓練，使學生獲得思維得以積極發展的空間，并調動其創造性與能動性，使之獲得自主的研究欲望與能力。盡管學生在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上難免會受自己的影響，但導師應當注意開發其自主學習的能力。導師對學生進行培養時，留出一定的彈性空間，允許學生自主對各種理論、各派觀點進行自主的研究與批判。同時，導師自身應當擺脫對既有路徑的依賴，在客觀立場上爭取完成自身知識體系的自我升級。

三選題的對策性與創新性反思

(一)論文選題內容的考察:對策性論文較多

北京大學教授陳瑞華曾在西南財大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感嘆法學學位論文中充斥著太多“對策性”論文。④所謂的對策性論文，是基于我國法制現實狀況，針對其中存在的所謂的“問題”與“漏洞”，高屋建瓴般地提出頂層設計式的對策或建議的文章。對策性論文在部分法學論文中已占據了近乎統治的地位，而通過對我校法學理論學論文選題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中國法理學研究方向與立法學研究方向的論文中，對策性論文也有所存在。例如《網絡交易立法研究》等。而從總量上看，共計36篇，占了論文總數的25.17%。或許從絕對數量來講，對策性論文或許并不多。但是相對其他類型的論文，對策性選題的文章通常質量并不高，故而相對于學生的一般水平而言，25.17%的比例還是過高了。因為，這一類型的選題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難度。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難以避免的對策主觀性在著名的演講錄《政治與學術》中，韋伯嚴格區分了學者與政治家的不同。身為政治家，當然會要承擔起改造社會的任務，因而應竭盡所能對政策的輸出施加影響力。但身為學者，其任務不過是研究現象，分析問題，提出理論。在其看來，之所以應恪守這一準則是因為身為學者其觀點必然具有主觀性，不能保持價值中立，因而通常過于偏激。［7］而中國法學教育的現狀無疑使對策的主觀性被刺激、放大了。對長期浸淫于西方理論的中國法理學學生而言，總免不了對中國的法制現實有些過激的理解，而反觀他們的參照對象與靈感來源，不外乎兩種:一為法學理論，特別是西方理論;二為西方法律制度。面對現實的制度問題，在運用理論時一定要避免先驗性，因為任何理論都不是絕對的，理論與知識的進步蘊藏于不斷的批判與證偽的過程中，它需要結合不同時代與現實的考驗;與此類似，外國的經驗也并不具有終極性，社會文化條件的差異導致了單純外發式建構模式的困難重重。因此，一篇出色的對策文章，應對制度本身的變化及其發展規律與相關社會條件的關系有所洞察。一方面，要體現出對思想、理論或學術的偏好;另一方面，又要將制度構建設想與社會現實條件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并對其實踐效果進行評估。這就是說，對策性文章應當突破理論到制度或是突破經驗到制度的單向因果思維模式，應從理論、實踐的綜合角度論證制度條件，而不只是理論、經驗的批判。而反觀這些文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對策文章不過是拿昨天的理論解決今天的問題，拿他國的成就來批判我國的現實，在論證方式上顯得太過主觀。2.難以克服的知識局限性排除對策與建議的主觀性不談。法科學生知識的專業性也決定了選取這一類課題要承受的風險是巨大的。涂爾干曾言，所謂的科學精英“他的研究領域只限于固定的某一問題領域，甚至單獨的一個問題”。［8］而妄想掌握世間所有真理的幻想家，最終只能淪為“半吊子行家”而為世人所不齒。因而，從功能主義角度上講，知識界對制度問題的意見反映必然是多樣而難以統一的。何況現代化教育強調的分科，割裂了專業之間的聯系，法科學生自然無法對決策后果有足夠的考量，甚至有時都缺少將其所提措施進行實際貫徹的合理規劃。故而，想想要憑一人之力完成制度構建選題無疑是對自身的能力太過自信了。而通常被認為選題合理的立法建議類文章，其結論也并非總能被接受。畢竟，中國的制度問題向來都不是單純的法學問題。就連江平教授都曾說過，“立法是‘三結合’———立法機關、實務機關、法學家，你只是三分之一，不是主導者。自我定位過高，很容易出現失衡”。［9］何況作為法學理論碩士研究生，社會經驗與實踐能力等背景性信息和知識都存在相當程度的欠缺。因而，受制于難以避免的決策主觀性與難以克服的知識局限性，我校對策性論文的數量相比反映文章合理性、影響力與學生能力的論文而言，還是過多了。法科學生所懷揣的對中國法制建設的那種不容置疑的拳拳之心并不能理所當然地為其論文增添分量。而有時我們又不免感嘆，或許學生們可能太過高估自身的決策能力是被論文的政策影響了?

(二)原因分析:創新性誤區

相比博士論文要求的“原創性”或“獨創性”，碩士學位論文在創新性上的要求顯然是相對較低的。但學位論文的創新水平終歸是評價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撰寫學位論文的過程也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因此，對學位論文來說，論文的創新性是無法忽視的，這種創新性反映在選題上便體現為選題應當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前瞻性，達到一定的理論新高度。但經過考察可以發現，許多法學理論研究生對創新性存在誤讀。在他們眼中，選題的先進性、前瞻性都需要與社會熱點事件進行結合才能體現，其寫作思路都是從中發掘出全新的法律制度層面的問題，從而實現制度建設問題的學術化。進而，通過理論批判與外國的經驗批判提出制度構建或制度調整的對策與建議。故而，文章的創新性最終便以對策性論文的面目得以表現。然而，正如上文所歸結的那樣，將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于制度問題似乎顯得太過不負責任。另外，對策性文章要求的邏輯的自洽性、經驗的可借鑒性并不容易實現。總之，此種形式的創新未免風險過高、代價過大。當然，法學理論研究生對創新性的誤讀不難從法學研究大環境中探得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部分學者開始擺脫法律詮釋學的束縛。其中一部分“試圖探討支撐法條背后的社會歷史根據，探討制定法在中國社會實際運作的狀況，以及構成這些狀況的諸多社會條件”。這部分學者體現出明顯的學術性傾向，關注法律文化層面的研究。而與之相對，另一部分學者則“走向媒體與講壇，針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熱點問題和與法律有關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撰寫專欄文章，成為法律的‘公共知識分子’”［10］。后一部分的學者具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通過各種社會活動，加大自身立法活動、司法實踐的影響力，并對制度的建構提供決策參考。然而，在這些學者中，除去一部分是單純憑著社會活動家的熱情進行意見表達外，大多學者進行的對策研究卻建立在自己已有研究成果之上的。因此，這些對策性文章雖然看似疏于論證，但實則為“微言大義”;這些對策性文章雖然獨立成章，但其實是有大量的考察、論證報告與著作作為前置性研究基礎。因此，這些文章雖然篇幅有限，但通常都有大量的注釋對作者自己的已有著作進行引用或說明，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與論證鏈條。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文章的創新性顯然不應該通過僅僅一篇獨立的文章來體現，而應當結合一系列前置性研究來看。我校學生受時間和精力所限，閱讀的通常只是集大成式的結論性文章，而無法全面了解相關前置性研究成果。單單是基于一篇對策性文章的吸引力而進行的效仿無疑是盲目的，而將文章的創新點僅放在熱點事件的制度層面的解決上，無疑是對這些學者理論的斷章取義而已，顯得太過狹隘。

(三)文章創新性理念的反思

由上文可見，言及對策性選題之所以過多，并非選題本身存在的問題，而是這類選題與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學術水準不太相稱，對一般學生而言難度較大。但能力與水平的一般性卻不能概括才華的特殊性。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提高研究生的創新能力或許能在堅持我校現有培養方案的基礎之上，輔以上文所提的改進途徑，以引導學生培養跨學科研究的視角，以及及時規劃合理的論文寫作工作，培養其自主性研究能力。那么一篇兼具學術創新性和制度建設影響力的對策性論文也是可以期待的。但這里要所說的是，文章創新性的體現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并非單以針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對策性論文的形式出現。在華中師大的董澤芳教授看來，除去這種將選題立基于社會熱點進行的全新的理論建構式探索外，畢業論文的創新性還能通過以下9個方面來切入，具體包括:文獻資料的新發現、觀察問題的新視角、概念術語的新闡釋、謀篇布局的新思路、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學科知識的新融合、理論觀點的新突破、成果應用的新價值，以及論文選題的新高度等。［11］當然，受專業特點所限，以上的創新切入點對法學理論的研究來說并非都合適。但作為法學教育者，他起碼有責任點破這種“隨波逐流”式的對策性創新誤區。畢竟，這條既有的創新道路似乎太過擁擠了，何況這條路似乎還是最難走的那條。與此同時，導師還應培養學生的閱讀鑒賞與評析能力。在閱讀文章時，導師要引導學生不單單關注觀點和結論的提出，還應對論證思路和理論脈絡進行梳理。學術上的成功并不是以語出驚人的結論作為標簽和符號而引人注目的。理論提出之前的前置研究、思辨探討、智識沉淀同樣具有價值，而不應當被忽視。這種閱讀能力的培養可以通過開辦讀書會，在讀書心得討論與交流的過程中實現，也可以通過讀書筆記、筆記摘要的側重性要求來進行引導。四結語本文以我校法理學碩士學位論文選題情況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并與五所大學法學專業教育比較分析與反思出法學理論碩士研究生在選題過程中暴露的知識理論基礎、實踐水平、主觀態度、理論聯系實際與創新能力等方面的問題。從考察發現的問題出發，進行反思，并結合國內外的理論研究成果，探索改進這些問題的具體路徑，制定出改進這些問題的具體措施。這些途徑與措施雖未經實踐之檢驗，但其對提高法理學碩士對論文題目蘊含的學術價值與實踐意義的關注度，提高選題的整體水準無疑有所裨益。提升法理學畢業生綜合運用、創新與擴展所學理論與知識的水平，培養學生獨立分析、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是法學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資琳宋澤坤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