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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理論淵源，即為什么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問題，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來自1840年以來中國的文明轉型實踐。“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主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對于政治法律等制度層面的東西則不予采納。而日本則全面學習西方，實行“脫亞入歐”改革。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戰爭的結果，表明沒有制度的變革，光靠船堅炮利（以北洋水師為代表）是不夠的。之后中國又經歷了維新變法和國民黨的改革（以全面西化為指導思想），之后的中國共產黨最終選擇了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在蘇聯倒臺東歐劇變之后，中國于1992年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1997年十五大將依法治國作為治國基本方略。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中，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意味文/張學博著中國的法治進入了快速通道。明確說明：“十八屆四中全會有一條貫穿全篇的紅線，這就是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一個管總的東西。”[1]（P206）中國及日本學習西方的經驗教訓表明，學習西方的技術只是淺層次的，西方強大的關鍵還是制度。而在所有西方的制度之中，最核心的一個就是法治，而且是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現代法治。

現代法治的核心價值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政府的權力確定邊界，二是對老百姓的權利提供保護。第二個方面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曾明確指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P184）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根。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五千年文明不中斷的國家，不可能完全拋棄傳統中國文化，完全移植一套西方的法治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法治工作，既無法做到也不符合中國實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必須內生于中國，對于傳統中國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必須充分挖掘借鑒。比如先秦法家和商鞅的法治思想，漢唐明清的成文法體系及其法律治理，雖然同樣是法治，但傳統中國文化的法治是與農業社會相匹配的法治。中國雖然已經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離一個完全充分的市場經濟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個轉型時期，過去農業社會積累下來的法治經驗，還能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典型如儒家文明所建立的一套鄉村治理制度，對于轉型時期的中國鄉村而言，就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第三個方面是人類優秀法治文明成果。到目前為止，與法治相關的人類優秀法治文明成果，尤其是與現代商業文明相匹配的現代法治文明，主要是西方國家創造的。國外的優秀法治文明，又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思想家的思想和其余西方國家法治文明成果。西方國家在權力制約和公民權利兩個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是卓有成效的，為過去兩三百年以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基礎性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立足于本土資源，但是對于那些沒有意識形態特色的優秀法治文明成果，應該毫不客氣的采取借鑒的態度，比如疑罪從無。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中的核心問題是黨法關系、改革與法治關系、德治與法治關系問題。關于這三個關系的理論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又反過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完善。黨法關系問題也就是通常所說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問題，可以概括為“黨法統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基礎性命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來自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也就是自1921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的獨特性在于黨在國家之前，從革命走向執政。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是國家和政府中逐步演化出來的產物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黨推翻舊政權后建立的，所以國家和政府是從政黨中逐步產生的。

首先，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法治理論之靈魂，不能動搖，還要加強。作為執政黨整體的執政地位而言，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組織，而是一個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先鋒隊組織，極富組織性，通過高度的紀律性改變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其次，對于具體的黨政組織和干部而言，毫無疑問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也就是說行使具體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所以“權大還是法大”才是一個真命題。

最后，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統一于憲法。依法治國要堅持黨的領導，而黨的領導要通過依法治國來實現。改革與法治的關系問題可以歸納為“破立并舉”。首先，四十年改革初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其次，改革與法治存在一定形式上的沖突。一個是破，一個是立。法治的實質是方方面面遵守既有的規則，而改革是破壞現有的秩序。法律實質上是對權利義務關系的界定，尊重現行的法律體系實質上意味著我們在宏觀方面要尊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果。如果要調整的話，也需要通過法律的方式來解決。

最后，我們目前的法治還是非常不完善的，所以需要進一步改革。尤其是很多法律規范本身互相沖突，需要通過改革來促進法律體系進一步完善。比如當前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就是商品房土地使用權到期自動續期是否收費的問題，就反映了現行法律本身的沖突和表達含混問題。不論是出于立法技術原因還是利益問題，現行很多法律之間的沖突給嚴格執法和全面守法都造成了困擾。簡而言之，今天我們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難度越來越大，必須通過法治的方式，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和達成共識的前提下才能進行下去。德治和法治的關系問題可以概括為“德法合一”。首先，法律是外在的道德，而道德則是內心的法律。法律規則為人的行為確立下限，而道德則為人的行為確立上限。違反法律的人屬于罪犯，而道德完美的人則成為圣人。絕大多數人都在兩個極端之間。

其次，社會需以法治為基本方略，德治為輔，因為道德無強制約束力。對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越來越進入到一個陌生人社會，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禮壞樂崩，犯罪率居高不下，所以首先要解決底線問題。

再次，德治和法治的一個最大不同在于社會成本不同。法治需要很高的社會成本，需要暴力來維持，而道德則通過輿論文化來實現，社會成本很低。如果只靠法治，比如使得人們多數道德水平較低，處于貼近罪犯的極端，那么整個社會治理成本就很高。所以要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同時，加強以德治國，猶如車之兩輪，不可偏廢。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理論、體系是一體三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抓手，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首先，加強人大主導立法體制的建設，增強人大的立法力量，完善相關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術，增強系統性。其次是要嚴格落實《立法法》，規范授權立法，同時對紅頭文件加強備案審查工作，對于違反上位法的紅頭文件要及時修改和撤銷。除以上之外，加強專家論證和公眾參與，公開透明立法，也是十分重要一環。通過加強公眾參與和程序的公開，既能更加科學，也能體現民主立法，提高法律遵從度。

第二，建立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良好的法律，并不意味著法治彰顯。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要改變現在法治實施中這些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當發展不再是我們的第一追求時，法治和循規蹈矩成為社會的第一目標，執法部門自然不會再糾結于選擇性執法，或者糾結于是否對征地拆遷案件進行立案。在這個目標實現之前，通過提高違法成本，通過擴大刑法覆蓋范圍、懲罰性賠償制度和問責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執法不嚴格的問題。

第三，建立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了高質量的法律和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還需要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真理。法治監督就是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全過程進行監督，確保書面上的法條真正變成社會規范和人們的行為規范。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初步建立了一套全方位（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的法治監督體系。但是，我國法治監督體系也存在若干不可忽視的缺陷。針對這種現狀，可以考慮三方面入手。完善憲法監督制度，完善針對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制度。對權力集中的部門和崗位要進行分事分崗，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控制。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備案制度。對于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權，應該規定得更為詳細，便于其操作。

第四，建立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有了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和法治監督體系，還需要法治保障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包括政治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和文化保障四個方面。首先是旗幟鮮明地加強黨的領導，要明確黨的領導和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審判并不矛盾。其次是制度保障方面，尤其要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設。通過人大組織建設的加強，逐步擺脫對于行政立法的依賴。最后是法治文化方面，是我們的一個短板。法治不是外來的產物，古已有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蘇榮等案件都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自我糾錯和捍衛法治的巨大決心。商鞅時代秦國老百姓就已經養成了遵法守法的習慣和文化，以至于商鞅倒臺逃跑時想投宿一個老百姓家中而不得。這說明中國文化并不缺乏法治的土壤，只是我們需要挖掘并與當前國情相結合，并予以培育。

第五，建立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前面四個方面是針對每個具體個人，而最后一個方面“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是針對黨員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是先有一個先進性政黨，然后建立了民族國家，所以作為民族先鋒隊成員的黨員，相比社會中普通個人，富有更高的義務。過去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群眾，奪取政權，執掌政權，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內法規所規定的黨的紀律來約束黨員，實現了一盤散沙的舊中國向強大的現代中國的轉變。今天中國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仍然要依靠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的全面推進。

十八大以后，對于黨內法規體系進行了系統清理。比如內容龐雜而不互相協調，形式上也不規范，程序也不特別規范，法規解釋權屬不清、法規執行不嚴格等。為了實現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對接，未來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嚴格遵照《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黨章》，規范黨內法規的起草主體、名稱、程序等規范。其次，按照黨內法規規劃，到建黨100周年時形成完備的黨內法規體系，建立起全覆蓋的依規治黨規范體系。再次，妥善處理好依規治黨、以德治黨和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A].重要講話文章選編[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2]，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A].重要講話文章選編[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作者：張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