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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法的誕生，距今只有一個世紀的歷史，自20世紀中葉以后才初具規模。因此，國際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和獨立的法律科學，其地位一度曾有爭議。1998年7月17日，國際社會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外交大會上通過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這是國際刑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志著：國際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國際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形成，并且，隨著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國際刑法的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將進一步發展和深入。

一、我國國際刑法的研究狀況。

（一）國際刑法學的研究。

我國對國際刑法的認識和研究，是在80年代隨著美國國際刑法學家巴西奧尼的《國際刑法。國際刑法典草案》一書介紹到中國而開始的。我國學者關于國際刑法的理論和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奧尼著作的影響。最早完整介紹國際刑法的著作是劉亞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國際刑法與國際犯罪》一書。1992年6月，劉亞平又在他的《國際刑法學》一書中，比較完整地勾畫了我國國際刑法學的學科體系，提出了一系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看待國際刑法和國際犯罪問題的新觀點，闡述了我國參與國際刑法活動的歷史和原則立場，預測了國際刑法發展的方向。同年黃肇炯的《國際刑法概論》和此后張智輝、余叔同等學者出版的《國際刑法通論》、《刑法學全書：國際刑法學（分科）》等論著，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國際刑法和國際刑法學的概念，國際刑法學的研究對象，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國際刑法的原則、基本內容及其爭論的問題，基本構建了國際刑法在我國的體系框架。1998年7月，由、周洪均、王虎華主編的《國際公法學》一書，首創在我國國際公法學教材中設立專章介紹國際刑法理論問題的學科體例。編者對國際刑法的特征和淵源，國際犯罪的主體等理論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對我國國際刑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反映了我國學者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和成果。

（二）國際刑事管轄權和刑事司法協助的專題研究。

1988年4月，林欣在《國際法中的刑事管轄權》一書中將國際法中的刑事管轄權分為兩大類：其一，國際法承認的、根據國內法行使的刑事管轄權。該類管轄權的對象是國內的犯罪行為。其二，根據國際法和國際條約行使的刑事管轄權。該類管轄權的對象是國際犯罪。其后，費宗祎、唐承元主編的《中國司法協助的理論與實踐》，趙永琛的《國際刑法與司法協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馬進保的《國際犯罪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等專著，介紹了大量有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國際公約、協定和案例，比較研究了各國現行司法協助制度，對建立和健全我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制度的各種可能性和模式進行了有益探討。而黃風的《引渡制度》、《中國引渡制度研究》則介紹了英美國家的引渡立法概況，提出了建立我國引渡制度的設想。

（三）其它國際刑法專題的研究。

早在1985年2月，作為論述國際犯罪特別是研究危害國際航空安全犯罪的一部力作，趙維田《論三個反劫機公約》的出版在學界得到廣泛關注。90年代末，高燕平的《國際刑事法院》、高銘暄主編的《刑法國際指導原則研究》、高銘暄、趙秉志主編的《當代國際刑法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專題論述了國際刑法學領域的17個課題。其中一些課題選題新穎，內容較新，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近幾年來，我國學術界對國際刑法的教學和研究蓬勃展開，出現了一批高質量的論著。盡管有許多理論觀點尚在爭論中，但是，隨著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通過，國際刑法作為獨立的法學學科的條件已經具備。我國國際刑法的理論研究方興未艾。

二、我國國際刑法的主要理論學說。

（一）國際刑法學的概念及其學科性質。

對此學界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國際刑法學是一門兼具刑事實體法、程序法屬性和國際法學屬性的綜合性的獨立法學學科。國際刑法是規定國際犯罪行為、刑事責任和司法制度，以及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和域外犯罪刑事管轄權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國際刑法學是以國際刑法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另一種觀點認為，國際刑法是指有關刑事實體法、程序法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稱。國際刑法學是國際法學派生出來的一門以國際刑法的理論與實踐作為研究對象的分支學科。

筆者認為，國際刑法是指國際社會在同國際犯罪的斗爭中，各國通過國際條約確立起來的，規定國際犯罪及其刑事責任，調整國家之間刑事司法協助的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的總稱。國際刑法，無論是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它具有其自身的特征。1998年7月17日，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通過，標志著國際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國際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形成。

（二）國際刑法的淵源。

有學者認為，應從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來追溯國際刑法的淵源。有學者主張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是國際刑法的淵源。國內刑法中的涉外規范，作為國際刑法，特別是作為國際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一種淵源，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也許是國際刑法的特殊性所在，并構成了國際刑法淵源上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有學者認為，只有國際條約才是國際刑法的淵源，尚未在條約中得以體現的國際習慣和司法判例，不能成為國際刑法的淵源。還有學者指出，國際刑法的淵源與國際法基本一致筆者認為，罪行法定主義是各國刑事法律的一般法律原則。國際刑法，作為國際性的刑事法律規范，在對國際犯罪定罪量刑時，也應當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國家之間簽訂的國際刑法條約當屬國際刑法的淵源。國際刑法條約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不能任意擴大國際刑法的淵源，否則，必將會擴大國際犯罪的概念和范圍，導致刑罰的濫用。

（三）國際犯罪及其分類。

有的學者認為，國際犯罪是指國際社會公認的違犯國際法刑事方面的規范或慣例，危害國際社會或者違背國際義務，應當受到懲罰的嚴重國際不法行為。關于國際犯罪的分類，應當按照罪行所侵害的客體的性質分類：第一類，破壞人類和平罪；第二類，危害人類生存與健康罪；第三類，破壞國際秩序與安全罪；第四類，危害國家其他方面利益的犯罪?？傆?0個罪名。有學者認為，應當以犯罪侵害的受國際保護利益的主要方面為根據，將國際犯罪分類為：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犯罪、侵犯基本人權的犯罪、破壞國際公共秩序的犯罪、危害公眾利益的犯罪和危害國家利益的犯罪。還有的學者認為，應當根據犯罪的實施主體，同時結合犯罪客體和手段進行分類。有的學者提出將國際犯罪分為“核心罪行”和一般國際罪行。

筆者認為，國際犯罪是指危害國際社會、觸犯了國際刑法規范并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應當根據國際犯罪所侵害的客體，即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對國際犯罪進行科學的分類。國際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危害國際社會。根據國際犯罪的客體來分類，不僅能夠揭示國際犯罪的本質特征，而且，還能夠體現國際犯罪的危害程度。根據現有的國際刑法規范，可以將國際犯罪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破壞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犯罪；第二類，危害國際秩序與安全的犯罪；第三類，危害人類生存與健康的犯罪。

（四）國家的刑事責任。

一種觀點認為，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并應負國際刑事責任。國際法上所說的刑事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的刑事責任，二是個人的刑事責任。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國家應負國家刑事責任已經為國際司法實踐和學者的意見所證實。另一種觀點認為，國家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

筆者認為，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但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是抽象的實體，其本身沒有意識，無法具備犯罪構成要件。因而，國家缺乏刑事責任能力。國家的行為總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劃并具體實施的，在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但是，國家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因其代表國家的個人構成國際犯罪的，其個人的行為應歸因于國家。據此，國家應當承擔國際責任。國際犯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但是，個人只能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并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在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起草和制定“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治罪法草案”和“關于國際責任條款草案”的過程中，凡涉及國際刑事責任問題和國家的國際罪行問題時，都有非常激烈的爭論；同時，在聯合國法律委員會審議中，凡涉及上述兩個問題時，大多數國家都明確表示反對國家刑事責任和國家罪行的概念。聯合國建立國際刑事法院問題籌備委員會鑒于此問題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決定只討論個人的刑事責任和法人的刑事責任問題，而把國家刑事責任問題排除在外。鑒于此，1998年7月17日，羅馬外交大會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沒有涉及任何國家犯罪和國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

三、我國國際刑法的實踐。

（一）參加國際刑法條約的立法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我國政府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代表權以來，我國參與締結或加入了許多國際刑法條約以及含有國際刑法規范的條約，包括如下幾個方面：有關戰爭罪、反人道罪的條約；有關非法使用武器罪的條約；有關危害國際航空安全犯罪的條約；有關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和滅絕種族犯罪的條約；有關酷刑罪和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罪及其劫持人質罪的條約；有關犯罪的條約；有關非法使用郵件罪、非法獲取和使用核材料罪的條約；有關海盜罪和販賣奴隸罪的條約；其他有關國際犯罪的條約。

（二）簽訂雙邊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條約。1987年6月5日起，我國與波蘭，蒙古，俄羅斯等16個國家簽訂了關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

（二）簽訂雙邊引渡條約。1993年8月26日起我國與泰國等12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

四、我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原則立場。

我國政府對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持非常積極的態度，我國支持建立一個獨立、公正和有效、具有普遍性的國際刑事法院。我國認為，這樣的法院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司法系統和國際刑事合作制度起到一個補充作用。實際上，我國曾經積極參加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整個談判過程，并且為規約的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國政府對《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原則立場有五個方面：

（一）我國不能接受規約所規定的國際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轄權。規約規定的這種管轄權不是以國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轄為基礎，而是在不經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對非締約國的義務作出規定，違背了國家主權原則，不符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定。

（二）我國將對國內武裝沖突中的戰爭罪納入法院的普遍管轄表示嚴重保留。首先，法制健全的國家有能力懲處國內武裝沖突中的戰爭罪，在懲治這類犯罪方面比國際刑事法院占有明顯的優勢；其次，目前規約有關國內武裝沖突中的戰爭罪的定義，超出了習慣國際法，甚至超出了日內瓦公約第二附加議定書的規定。鑒于此，我國歷來主張，國家應有權選擇是否接受法院對這一罪行的管轄。目前，規約的有關規定雖對選擇接受管轄作了臨時安排，但是，卻從原則上否定這一接受管轄的方式，這將會使許多國家對法院望而卻步。

（三）我國對規約中有關安理會作用的規定持保留意見。侵略罪是一種國家行為，且尚沒有法律上的定義，為了防止政治上的濫訴，在具體追究個人刑事責任之前由安理會首先判定是否存在著侵略行為是必要的，也符合《聯合國憲章》第39條的規定。但規約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另外，規約對安理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履行職能而要求法院中止運作，規定了12個月的期限。這明顯不利于安理會履行《聯合國憲章》所賦予的職能。

（四）我國對檢察官自行調查權有嚴重保留。規約所規定的檢察官自行調查權不僅賦予個人、非政府組織、各種機構指控國家公務員和軍人的權利，同時也使檢察官或法院因權力過大而可能成為干涉國家內政的工具。此外，檢察官的自行調查權不僅會使法院面臨來自于個人或非政府組織過多的指控，無法使其集中人力或物力來對付國際上最嚴重的犯罪，同時也會使檢察官面對大量指控而需不斷做出是否調查與起訴的政治決策，不得不置身于政治的漩渦，從而根本無法做到真正的獨立與公正。

（五）我國對反人類罪的定義持保留立場。我國政府認為，根據習慣國際法，反人類罪應發生在戰時或與戰時有關的非常時期。從目前已有的成文法來看，紐倫堡憲章、前南國際法庭規約均明確規定，此罪適用于戰時。但羅馬規約在反人類罪定義中刪去了戰時這一重要標準。此外，在反人類罪具體犯罪行為的列舉上，規約遠遠超出了習慣國際法和現有的成文法。許多列舉的行為實際是人權法的內容。我國認為，國際社會要建立的不是人權法院，而是懲治國際上最嚴重犯罪的刑事法院，因此，增加人權的內容，背離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