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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稱謂，在現有文獻中出現了“公司社會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兩種稱謂混用的情況。“社會責任”這一專有名稱正式出現在規范性法律文件中是在2005年修訂后的公司法第五條規定中，此后出于習慣性和約定俗成等原因，眾多文獻中更多地將其稱之為“公司社會責任”。其實，“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來自英美法系，在英美語境中“corporation”既有“公司”也有“企業”的意思，因此在漢語語境中被翻譯為“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司社會責任”實際上是同一個意思。由于個人偏好，本文中統一使用“企業社會責任”一詞，將商事公司、合伙企業和其他各類商事組織形態都涵蓋在內。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社會各界一直不能達成共識，從不同的視角和利益出發往往會導致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不同解讀。美國佐治亞大學教授阿奇•卡洛爾指出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除包括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外還應當包括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我國學者劉俊海教授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以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山東大學的金玄武教授在綜合現有研究成果及法理學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應包括“由法律直接規定的義務”、“依法通過積極活動而設立的不威脅、不侵犯社會利益的第一性義務”和“違反此義務而引致的由專門國家機關認定并歸結于公司有責主體、應向社會公眾承擔的有直接強制性的第二性義務”。不同于中外學者的理論探討，公司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認定上重點強調對股東的責任、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以及在股東、其他利益相關者之外的其他意義上的責任。而政府所期望的企業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主要集中于誠實經營、提高質量、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創新科技以及保障安全等方面。因此，不論是學者、公司還是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蘊藏著共性，即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在追求最大利益這一主要目標之外，增加對環境、雇傭關系、弱勢群體、債權人等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將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視為企業責任的一部分去完成。

二、引入“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合理性分析

傳統中公司被看作是股東的投資工具，主要為股東利益而存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相應的法律制度的設計也要圍繞著如何最大限度保護股東利益而進行。因此，董事會在日常工作中必須遵循股東利益至上原則，一切決策要以最大限度地保證股東利益為目的。在此之外，并不必然的要求主動考慮其他利益相關人，如債權人、職工及社會的利益。但是企業本身的存在就是相應社會關系的組合，也就是說，企業不僅僅是股東的公司，還是員工、消費者、供應商和國家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公司。該認識催生出了企業相關利益者理論，即任何一個公司的存在與發展都離不開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參與，企業不僅要為股東服務，還要為相關利益者著想。該理論突破了傳統公司法關于公司僅為股東利益著想的看法，公司成為一個其所有者和相關利益者共同擁有的團體。它要求公司決策者在做出相應決策時，在考慮股東利益的情況下，還應履行法律義務，承擔道德、慈善等方面的自愿責任，這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對《公司法》第5條的評析

我國《公司法》在總則中以強行性法律條文的形式對“企業社會責任”制度加以確立，進一步校正了傳統公司法中以股東利益為中心的法律制度設計，使得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兼顧對諸如環境污染、慈善事業等社會利益的關注，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公司主要是為股東利益而存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要求公司股東不顧自身利益，以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為目的，顯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以過高的道德標準約束企業行為，要求商人向善、奉獻社會，也違反了商法倡導營利，謀求私人利益的宗旨和價值。在法律條款的設計上，該條規定義務內容模糊，沒有明確賦予公司任何內容作為義務，無法真正起到規范行為的作用;而且責任主體不明確，談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時，根據不同情形，責任的主體有時指企業(法人)本身，有時也指控制該企業的大股東;最重要的是，義務對象(責任對象)不存在，籠統地以消費者、一般大眾、公司所屬的社會全體等來表現。這種籠統的表示，稍不注意就會成為很容易虛構化的內容。除此之外，也沒有規定法律后果，無法真正地起到行為規范的作用，也無法作為法院的裁判規范。因此我國《公司法》第五條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難逃淪為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空白規定”的厄運。

四、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本土化發展

(一)完善《公司法》及其他同位階法律法規的相關條款要使企業能很好地承擔有關的社會責任，必須建立健全有關的法律、法規制度，要從法律上明確企業應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容與方法。我國《公司法》第五條的規定只是一個強制性的公法條款，有待于國家制定相關的法規來加以細化。對于公司制下的現代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除了在公司法中予以明確具體的規定外，還需要其他同位階的法律制定相應的法律條款，例如針對具體情況分別在勞動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環境法、稅法等諸多法律中加以詳細規定。

(二)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類型化根據利益相關者的分類對企業所應承擔的不同的社會責任進行劃分，然后施以不同性質的法律規范，以此實現在面對不同的社會責任種類時運用有區別的法律規則和法律途徑進行處理，比如對于企業對社會造成的諸如環境污染、產品責任、不當競爭、職工保險等問題，可以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強制性規定進行規制;運用授權性條款引導企業對教育科研、貧困群體等進行慈善捐贈，來落實現代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擔。

(三)以政府為主導采取相應的鼓勵政策對于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司政府可以適當提供一些獎勵或補償措施，以示鼓勵。譬如在稅收政策上，對于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司可以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稅法也可以通過免除或降低公司稅率的方式，鼓勵企業進行慈善公益性捐助行為;對于實施環保的公司進行補貼或者技術支持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通過這些激勵措施，不但可以使公司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而且也使得企業從中獲得各種福利，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從而實現企業與社會利益的共贏。

作者：范真單位：蘭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