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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體制中的權力分配問題一直是我國教育體制改革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從1958年的第一次權力分配改革到1995年《教育法》的重新劃分，其間時而強調中央集權，時而強調地方分權，一直未能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實行合理的科學的職權劃分，出現“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惡性循環局面。如何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在新形勢下科學地配置教育行政資源，調動中央和地方雙方的積極性已是教育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通過歷史的反思以及國外教育行政權力分配模式的比較分析，對我國教育行政權力分配提出我們的粗淺看法，旨在拋磚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建國后我國教育行政權力分配的歷史概觀

建國伊始，我們面臨著建立社會主義教育行政體制的全新任務。根據當時政治經濟體制的要求，教育行政體制在總結歷史傳統和老解放區的經驗，參照五十年代蘇聯的教育行政體制基礎上，建立起了“集中統

一、以條為主”的權力結構模式。規定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編寫、招生分配、教師資格認定都由中央決定，教育經費實行中央統一財政，三級管理。尤其是1953年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時，提出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的領導原則更加劇了教育行政領導權的集中統一。這種模式基本符合了當時生產關系變革和社會發展需要。但它一開始就面臨著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學校的關系問題，在實踐中容易壓制地方政府及個人、集體的辦學積極性，容易脫離地方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造成“千人一面，萬人一書”的局面。

1956年，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根據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58年8月了《關于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提出了“今年對教育事業的領導，必須改變過去條條為主的管理體制”，“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門，應該集中精力研究和貫徹執行中央的教育方針和政策，綜合平衡全國的教育事業發展規則。”在教育經費籌措及使用、教材編寫、學校設置等方面地方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各地根據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則，可對教育部頒發的指導性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通用教材領導學校進行修訂、補充，也可自編教材；過去國務院或教育部頒布的全國通用的教育規章制度，地方可結合當前工作發展情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決定存廢、修訂或另行制定。”這是我國教育行政權力下放的第一次嘗試，對于調動地方辦學的積極性，適應當地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權力下放過快過猛，又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制度約束、規范，中央的宏觀調控沒落到實處，出現亂定指標、亂下命令、濫用權力的混亂局面，致使教育質量普遍下降。

1963年，中央根據當時教育管理權限下放后出現的問題，頒布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決定》，《決定》提出高校實行中央統一領導，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兩級管理的制度。同時，中小學也頒布了《條例》，收回了地方可以修訂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通用教材的權力，加強了條條的領導作用。這次權力分配的調整，事實證明是有成效的，教育事業得到穩步發展，教育質量不斷提高。但也應該看到，這種權力分配形式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基本上又回到了1958年以前的模式，且在某些方面有更加集中統一的趨勢。

“”期間，教育領域出現無政府狀態，教育事業遭受嚴重摧殘，撤消了原教育部，成立了軍事管制小組。學校任意被裁減、搬遷、停止招生，學制縮短，課程改變。推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大搞“開門辦學”。

粉碎“”以后，拔亂反正，中央又重申了“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方針，回到了“”前的局面。隨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教育行政權限劃分問題重又提出，尤其是近年來要求更加迫切。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明確指出：在加強中央宏觀調控的同時，要“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等設想。1986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也明確規定“義務教育事業，在國務院領導下，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再一次重申了在教育領域逐步推行簡政放權的基本方針。1995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進一步強調“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分級管理、分工負責的原則，領導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