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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塔那摩“在押人員”情形概介

依據美國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出版的系列《人權摘要》[1]披露的信息，自關塔那摩的X射線營（后來為三角洲營）開放以來，美國軍方并沒有公布那些被羈押在營地人員的有關情形，譬如姓名、國籍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關塔那摩的被關押人員并不都是阿富汗戰場逮捕的。有些是在很遙遠的地方，例如岡比亞和波斯尼亞逮捕，并經由法律外的途徑押送到關塔那摩海軍基地的。目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的人員來自40多個國家，大約550名。其中有100名左右已經被釋放并被遣返回他們的本國，這些人員回國之后大多沒有再遭受羈押或者起訴。但也有回國后繼續受到拘押的情形。到2005年初，依據官方統計，尚有450名在押人員的身份沒能得到落實。其中有些人已經被關押多年，卻依然沒能同律師或有關國家的法院取得聯系。美國政府堅持這些尚被羈押在關塔那摩的人員不能獲釋，是因為如果這些人獲釋投入到敵對方，依舊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不能獲釋的另外一個理由是，這些被羈押者可以繼續向美國提供有用的情報。關塔那摩被羈押人員同外界的通訊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他們只能同他們的直系親屬或直接律師通訊。開始時，這些被羈押者只能經由紅十字會發送與接收信息。而紅十字會雖然可以持續地但卻不能公開地監察被羈押情形。美國國會也可以有限地了解到有關關塔那摩被羈押人員的情形。美國法院也能夠適度地介入關塔那摩羈押問題。但是，總體上，美國在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基地人員的處理卻是令他們困苦不堪的處置。最近獲釋的人員都談及遭受虐待問題，例如單獨禁閉、暴打、睡眠剝奪、感觀剝奪等。

二、關塔那摩“在押人員”法律地位的窘境

美國政府對其在關塔那摩島嶼（古巴）海軍基地收容、拘押所謂的“在押人員”（敵方戰斗人員）采取的策略與其國內相關法律適用上的沖突導致了美國法律界在關塔那摩在押人員法律適用議題上爭執不已，例如:

1.戰斗人員身份鑒定

該“戰斗人員身份鑒定庭”的成立聲稱是為了鑒定某個人是否被恰當地認定為“敵方戰斗人員”。這個新的機構設施取代了傳統的從事對在戰場上被捕獲的人員身份進行鑒定工作的“法定權力庭”。那些傳統的認定規則在日內外人權第三公約以及美國軍規190－8（該軍規編纂有日內瓦公約中關于如何處置可能為戰犯的人員的規定）都有清晰表述。盡管這些軍規在關塔那摩關押政策實施前以及在美國占領伊拉克期間都適用，但是美國政府卻爭辯到這些規定并不適用于關塔那摩的情形。因為關塔那摩被關押人員作為“敵方戰斗人員”這種身份的界定是毫無疑問的。具體運作上“，戰斗人員身份鑒定庭”的專家組由三名委派軍官組成，這些官員負責對涉及每一戰斗人員身份進行鑒定與其相關的分類或公開證據的審核，并以多數票方式予以表決。盡管被關押的人員在某些過程中被允許出席，但是他們在鑒定庭對分類材料進行考慮期間時是被排除在外的。代表被關押人員的證人們也只有在被認為是“合情合理”時才被允許出庭。這種標準導致了許多可能會證明被關押人員無罪的證人被排斥在外。關塔那摩這些受審理的被關押人員只能向“戰斗人員身份鑒定庭”的庭長提起針對他們裁決的上訴，庭長是負責召集會議的權威。在“戰斗人員身份鑒定庭”的運作規則之下，每一名被關押人員都配備了一名個人代表，該代表為受委派的軍官。該軍官代表會在某一被關押人員的聽證會上向該被關押人員予以適當的建議。除此之外，其它的法律代表是不被允許的。然而，某一軍官代表與當事人之間并不存在機密的聯系，甚至會向其負責辯護的某一被關押人員說明，在聽證會上，作為辯護代表，他有可能不得不隱匿一些當事人已經向他陳述的信息。相較之下，某一被關押人員并沒有選擇指派給他的個人代表的選擇權，也不能選擇“戰斗人員身份鑒定庭”針對他的其它一些審理過程。不過，某一被關押人員可以婉轉謝絕接受這種“善意輔助”。事實上，一大批被關押人員也都是選擇了謝絕參與的做法。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法院也認為“戰斗人員身份鑒定庭”的處理規則程序在好幾個方面都與美國的憲法原則不相符合。

2.美國政府在關塔那摩在押人員辯護方面所設限定

自2004年6月，在美國最高法院對關塔那摩關押人員做出候審決定之后，聯邦法院即著手提起訴訟。相反，美國政府則竭力對在押人員的辯護律師與當事人的接觸加以限制，并對與當事人的溝通、合作辯護律師、媒體以及公眾施加了重重的約束。政府的律師引用國家安全的因素予以辯解，他們爭辯說，美國法律對于承擔被國家認為是可疑敵方戰斗人員進行辯護的辯護律師權利賦予是很有限的。訴訟很快就聚焦在關塔那摩在押人員辯護律師辯稱他們享有同關塔那摩在押人員進行公開的、不受限制的溝通交流的權利這一層次。這場訴訟對關聯到在押人員遭受持續審訊問題予以了特別關注。但是，聯邦法院卻強調辯護律師與其當事人享有特惠權利的重要性。聯邦法院說，辯護律師與其當事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的特惠權在美國的法律體系中一直占據有特別重要的位置。

3.關塔那摩海軍基地軍事委員會的審判與美國司法部門羈押問題上的沖突

美國政府在關塔那摩海軍基地設立羈押設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便利軍事委員會針對所謂敵方戰斗人員進行檢訴和審判。盡管在歷史上，美國有優先適用軍事委員會的前例，但美國政府在關塔那摩海軍基地設立的這個軍事委員會還是特定針對“敵方戰斗人員”的獨特情形的。這些“敵方戰斗人員”，依據美國政府的解釋，他們是處于“武裝沖突法”“、國際人道法”以及傳統刑法等法律保護之外的。該軍事委員會的審判非常類似于傳統的刑法審判，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之外，該審判特別涉及辯護權。該審判庭由軍事委員會負責召集3到7名軍官組成。這些軍官都是經由國防部部長任命的委任權威機構選定的人員。該委任權威機構在每一次審判時，選擇一名軍官負責主持審判，同時，他們也選擇一名主檢察長和一名主辯護律師。而后兩者的職位要求來自軍事法律分支機構———總辯護律師、法官團。關塔那摩海軍基地的軍事委員會審判權所列舉的犯罪罪行名目單中包括戰爭罪，例如蓄意殺害受保護人員、使用人體盾牌等；恐怖主義罪行，例如劫機等。這份名單也可以包括此說明生效之前的一些罪行。定罪由審判庭的2/3多數票決定，這種多數票認定意味著有罪遠遠大于對可能是無罪的質疑。一份獨立的2/3投票可以判以終身監禁的刑罰，而如果審判庭的7人一致通過的投票則可以判以死刑。在審判庭的執行分支機構中，犯人要求鑒定是被允許的。但是，任何由美國國內法院、國外法院、國際法院進行的鑒定則是明確被禁止的。在關塔那摩海軍基地，一名被關押人員即使被軍事委員會審判庭宣布為無罪，也同樣會受到無限期的羈押。在軍事委員會審理案件時，被告人可以經由一名受總辯護律師委任的、負責細則事務的辯護律師去代表他出席。該名辯護律師也可以接受被告人要求保留的民間辯護律師的協助或者接受被告人從上述的“總辯護律師、法官團”里選擇的一名律師的協助。該民間辯護律師必須是美國公民，且至少要接受一次“秘密”的安全審查，并且還要簽署一份協議，承諾遵守軍事委員會審判庭的一切規則。這些規則要求辯護律師對法官、證人以及其它出庭人的身份永遠保守秘密；在某些封閉式聽證會進行分類信息討論時，辯護律師及其當事被告人不得參與其中；允許辯護律師及其當事人出于“安全和信息”的目的進行溝通交流與監聽，但是這種監聽不能被用于作為證據的因由所在。

三、日內瓦國際人權條約關于戰犯權利保障規定與美國在關塔那摩作為的比照

作為《禁止酷刑公約》與《人道法》等條約的簽約國，美國在國際法上所承擔的義務，要求美國不僅要向紅十字會這類組織提供有關被羈押人員的全套信息，還要求美國應保證被羈押人員有接觸獨立司法機構的機會。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擔負有解釋以及監督《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執行情況的義務。人權委員會認識到，為了確保被羈押過程中個人權利享有有效的保護，美國應當將被羈押人員羈押在官方認可的地點。同時，美國還應向所有被羈押人員的親朋好友提供被羈押人員的綜合登記資料，因為被羈押人員特別容易受到虐待。人權委員會就此闡釋到：為保證被羈押人員受到有效保護，被羈押人員應當羈押在官方認可的關押點，被關押人員的姓名、負責看守人員的姓名都應登記在案，以備被關押人員的相關親朋好友隨時都可以了解到他們親人的有關信息。出于同樣的考慮，所有針對被羈押人員的審訊時間和地點以及參與審訊人員的姓名也都應登記在案。這類信息可以方便司法或行政工作的進一步運作。人權委員會進一步要求簽字國采取措施反對“禁止與外界接觸”的關押政策，并要求簽字國承認被關押人員與外界接觸，尤其是與他們親屬聯系的重要性。被羈押人員與他們的親屬之間通訊對于讓被羈押人員的家人獲悉他們遭受羈押的親人依然健在、依然健康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法院和國際條約團體長久以來就認識到羈押過程中的監督與透明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小酷刑和虐待的發生是非常重要的。聯合國關于酷刑的特別報告組已經表明維持秘密關押地點的做法應當在法律框架下廢除：那些將被關押人員置于秘密關押地點的官員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要知道，在美國國務院年度國別人權執行狀況的報告里，美國通常是譴責別國在秘密關押地點關押犯人的做法的。實際上，美國在1992年已經批準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該公約保護犯人應免受酷刑、非人道、侮辱的待遇以及保護犯人的自由和安全不應被任意剝奪。《禁止酷刑公約》也已經為美國所批準，自1994年已經開始生效。該公約在條款I里面同樣論述到禁止酷刑：在條款16里面，記載有禁止殘酷的、非人道的和侮辱性待遇[2]。此外，《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還要求所有的簽字國努力將酷刑和其它形式的虐待的風險降到最小化。第七條款特別禁止簽字國致使任何人處于“酷刑或殘酷的、非人道的以及屈辱性處置”的做法。第九條款準予了所有個人都享有“人的自由權和安全權”，并禁止針對任何人的任意逮捕或拘押的行為[3]。美國目前的關于否定關塔那摩被關押的人員可以同美國法院接觸的政策對美國自身的羈押的合法性構成了挑戰。同時，美國在關塔那摩關于羈押的其它方面的一些限制性規定，諸如被關押人員的親人不能被及時有效地告知以及這些犯人的親人無法得知關押地點，從而不能看望他們的被關押的親人的限制，都對美國在國際條約下的義務構成了破壞。再則，從國際人道法的角度來觀察：日內瓦國際人權的第三、第四公約在處理關于戰犯和平民的事宜均分別提及到各種關押中的透明性的問題。在日內瓦國際人權條約中關于對被羈押人員的透明性和責任性的強調是為了確保所有犯人，不論是戰犯還是平民，均有權利免遭到任意拘押、酷刑以及虐待的處置。鑒于認識到如果有一個外部團體可以監督確保犯人受到適當處置的重要性，日內瓦國際人權公約賦予國際紅十字會可以去知悉所有羈押地點和所有犯人的權利。此項賦權適用被羈押的平民和戰犯。同時，為確保犯人在向國際紅十字會講述他們被羈押情形的處置時的安全，國際紅十字會還被賦權在同犯人見面時，有關證人應當回避。不過，此項規定受到“緊急軍事需要”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只能在某一時間段內有效。為保證關押過程中出現虐待的情形能夠盡快、盡可能地受到監督與矯正，日內瓦國際人權公約還提供一套責任機制。在日內瓦第三、第四公約里規定，犯人的親屬和犯人的國籍國應當被告知戰犯和被關押平民的關押地點以及他們的健康狀況。日內瓦國際人權第三公約的第70條款要求關押國應使戰犯有權在他們被拘捕的一周內向他們的親屬進行書信通訊。在日內瓦的第四公約里，被關押平民也享有類似的保護。此外，戰犯和被關押平民還應在明文中規定享有不被遭受“禁止與外界接觸”的拘押處置。拘押國一旦拘押某一個人犯人應當盡快填寫有關拘押卡。拘押卡上應包含有犯人的姓名、健康狀況和拘押地點等信息。國際紅十字會要經常使用這些拘押卡與被拘押人員的親屬聯系并告知親屬關于他們被拘押親人有關警示信息。日內瓦國際人權第四公約還提供了關于保護平民不遭受非法驅逐、轉移以及非法禁閉的額外保護。國際紅十字會目前已經采取措施正式要求美國政府允許他們可以進一步與關塔那摩被拘押人員接觸，而不僅僅局限在探望那些被拘押人員。

四、美國在關塔那摩在押人員處理問題上的內外法律困境及其政治后果

綜上，美國目前的關于否定關塔那摩被關押的人員可以同美國法院接觸的政策對美國自身的羈押的合法性構成了挑戰。同時，美國在關塔那摩關于羈押的其它方面的一些限制性規定，諸如被關押人員的親人不能被及時有效地告知以及這些犯人的親人無法得知關押地點，從而不能看望他們的被關押的親人的限制，都對美國在國際條約下的義務構成了破壞。而日內瓦國際人權條約等相關人權保護的公約關于戰犯權利保障的有關規定，都比照凸現出美國在關塔那摩的做法違背其自身承諾的國際義務，昭不義于天下。為了自身的利益，美國可以置國際公認的有關人權保障的相關條款與條文于不顧，一意孤行。但是，美國在關塔那摩人權問題上的剛愎自用與矛盾沖突的二元人權價值觀所引發的政治后果還是比較明顯的，它過于注重其實用性的一面，而忽視了其合法性、合理性與道義性的另一面。例如，從前述材料可以知曉，美國政府在對于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的“犯人”確切身份認定方面依舊是一筆糊涂賬。這筆糊涂賬是美國混淆世界輿論視聽的產物。美國宣稱這些人是“戰俘”，目的就是避開正式的法庭審理和正常的司法程序，從而得以其用軍事法庭進行審判。但是，有關“戰俘”的國際法規定，除了戰俘本人的軍職身份和所在部隊番號之外，不得向戰俘逼問其它事項。美國對它自己宣布的“戰俘”施以酷刑或侮辱，就是試圖套取情報，是明顯違反戰俘公約的。這些“戰俘”是在美國的所謂“反恐戰爭”中（譬如阿富汗戰爭）被抓獲的，且加之以“恐怖嫌疑分子”的名號。不過，既然這些被抓獲的人士是恐怖嫌疑犯身份，那就得使用有關的國際法律：1.應移交給嫌疑犯所屬的主權國家去審理，但是美國拒絕移交,或者是有的移交有的不移交。2.應由法庭審理。3.應按照正式的法律程序.即拘留期不得超過48小時.必須及時起訴,公開審理.被告有權請律師。4.證據不足時,應作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等。可是，美國對此一概不理。5.根據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不得強迫被告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即嚴禁逼供，也就是通俗的講法：疑犯“有權保持沉默”。美國用嚴刑逼供或者是心理誘供，也違反了它自己的憲法。簡而言之，就美國對關押在關塔那摩基地的人員的處理過程和方法而言，一方面，在國內法律層次，美國國內在對此問題上法律適用方面依然爭執不下，滯緩不前；另一方面，在國際法層次，美國當前的軍事、情報羈押政策由于不能提供適當的透明和允許必要的監督，從而違背美國自身在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下的義務。美國政府一向在確保其他國家遵守國際人權法的標準和法律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美國政府在關塔那摩所執行的羈押政策削弱了美國在這方面的可信度，也削弱了美國在這方面影響其他國家遵守國際人權法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