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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界有關中國與國際秩序關系的討論中，“國家社會化”成為主導性的研究議程。“參與”、“融入”、“內化”等成為中國對外關系研究的關鍵詞。①但是，近來也有學者開始質疑相關研究忽略行為自主性(agency)問題，指出“社會化”其實是雙向互動的過程。遺憾的是，與這種理論反思相對應的經驗分析還有待展開。①作為相關討論的延續，本文通過梳理改革轉型中的中國與變化發展中的國際人權規范之間的互動，旨在論證中國政府構建自我身份與參與規范建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補充并修正已有研究。②本文分三節展開:首先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觀念的變化和發展，揭示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歷史延續性，特別是中國政府轉變觀念與推進實踐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接著分析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國際人權規范建設的參與，突出中國政府在其間樹立自我積極身份，改造國際人權規范的努力;最后圍繞中國崛起與人權規范的未來做簡要探討。

一、人權理念的轉變與人權事業的發展:被動接受還是主動轉變?

國內外學者已從多個角度對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行了研究。一般而言，西方學者對中國政府在人權領域的態度及作為評價較低。在他們看來，來自西方世界的影響是促使中國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部分“接受”國際人權規范的原因。③中國政府在人權領域的作為主要是抵擋西方壓力、裝飾政權合法性的權宜之計。④不難發現，這些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將外部影響(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作為動力，而將中國自身的因素作為其間的干預變量。這種近似于“刺激—反應”模式的思維框架在中國國內也有較大的影響。面對這些批評，國內的理論工作者從未停止回應的努力，但相關研究的學理性和針對性都還存在不足。①本文認為，以“外部影響”與“社會化”邏輯為中心的論述存在著較大局限，它既不能解釋改革初期中國在人權領域已出現的變化，也不能解釋國際壓力在九十年代中期逐漸消減之后，中國在人權領域所取得的持續進步。此前，已有學者指出國際社會以及國際人權規范本身的復雜性(特別是其約束力與影響力有限)，強調規范的接受還是一個過程，存在程度的問題。②不過，這里一個更根本的疑問是，規范的“接受”和理念的“轉變”可能并非來源于外部影響，而是由主動的思考和選擇所驅動。主流解釋回避了這樣一個簡單而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政府為什么要在意西方的批評?如果繼續處在“”那樣的歷史階段，中國完全可能對西方的指責置若罔聞。只是中國自身的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伴隨改革進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西方國家作為“他者”的意義才得以重新界定。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樹立一種“中國中心觀”，將相關問題放在中國自身發展轉型的大背景下重新加以審視。④本節以下的論述將力圖說明，建立在自我經驗反思基礎上的改革開放決策改變了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也實現了中國與外部世界基本關系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對于政治風波的主動反思是中國人權觀念話語出現的關鍵背景，奠定了中國人權發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改革進程的持續推進，則是中國人權事業拓展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動力來源。改革進程推動了中國在人權領域的觀念更新與制度調整，也構成了中國“接受”國際人權規范的內在限度。總而言之，本文認為，與“社會化議程”的設定恰恰相反，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其自身，而外部干預更多發揮的是“干擾變量”的作用。

(一)改革進程與中國人權觀念的變遷

本小節首先討論中國人權觀念的轉變，主要以人權話語的發展為中心展開。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人權問題的政治定位，經歷了從“諱言人權”到在黨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予以確認，再到寫入黨章、憲法和國家發展行動計劃的過程。這種轉變是主動反思與求索的結果。黨和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反思和調整，對中國社會人權觀念的進步與人權事業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①

1．對于“”的反思與改革初期關于人權的討論

悠遠的文化傳統與近現代的歷史遭遇，對中國的人權理念發展影響深刻。不過，對人權理念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更重要且更直接的影響，還來自于新中國的歷史經驗。“前三十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革故鼎新，在人權保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過嚴重失誤。②特別是一段時間內，“人權”成為理論的禁區，甚至“談人權色變”，也給西方勢力攻擊中國提供了口實。③中國政府對于人權問題的理解就建立在對這段歷史正反經驗的總結基礎上。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也開創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新局面。1982年12月通過的現行憲法，提高了公民權利在憲法中的地位，并對之做了較為全面、具體的規定，構成了此后人權事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在反思“”、撥亂反正的過程中，“人民”逐步取代了“階級”，主流政治話語發生重大轉變。一個時期內，思想解放得到鼓勵和提倡，社會各界對“民主”、“法制”與“人道主義”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④國門再開，西方的各種思潮在社會上也產生了較大影響。雖然受限于各種因素，這一時期對于“人權”的討論還頗多忌諱，⑤但是，在相對開放的總體氣氛下，與“人權”實質相關的許多概念在政治和日常話語中的積極意味卻日益增進，為觀念及話語的調整準備了社會基礎。⑥這一時期，以“胡娜事件”為標志，中國外交中(特別是中美關系中)的人權問題也已開始顯現。⑦1985年6月6日，鄧小平針對國外的批評指出:“什么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的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本質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⑧考慮到當時依舊諱言人權的狀況，這一表態從與西方人權觀相區別的角度提出了可以講人權以及講什么人權的問題，恰恰為話語轉變提供了權威依據。①

2．從忌談人權到發表政府白皮書

八十年代末期，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來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在中國國內一部分人中影響較大。中國領導人認為這是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一部分，是“爭奪下一代”的斗爭，必須予以反擊。②政治風波發生后，黨和國家領導人從政治教育和對外宣傳的角度提出了人權話語建設的問題。“人權”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地位發生決定性轉變。③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就指出要彌補思想政治教育失誤的問題。④當年7月，更明確將人權問題上的錯誤認識作為發生動亂的根源之一，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人權，教育青年。⑤從反思動亂教訓、加強政治教育的考慮出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高度重視“人權問題”。中共中央在1990年底的一份文件中提出，“要理直氣壯地宣傳我國關于人權、民主、自由的觀點和維護人權、實行民主的真實情況，把人權、民主、自由的旗幟掌握在我們手中。”⑥在此背景下，中國黨和政府決定不再回避，而是組織力量對“人權”進行研究，構建并發展自己的人權話語。1991年3月2日，在中央領導指示下召開了專門的人權問題座談會，部署人權領域的研究工作。⑦人權問題研究的禁區就此打破，甚至一度出現了“人權熱”的情況。⑧借助高層表態的轉變，理論界迅速修正了對人權問題的認識。⑨“人權”在此后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得到了政府及社會的大力扶持。“人權”成為各界普遍關注的話題，客觀上也起到了傳播人權理念的效果。人權話語的構建也有對外宣傳斗爭的考慮。西方世界將“人權攻勢”的矛頭指向中國，使“人權”上升為影響中國國際聲望的重大問題。瑏瑠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并在1991年11月1日正式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這是中國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權為主題的官方文件。人權從此成為中國對外關系表述的重要項目。①需要指出的是，白皮書作為首份肯定人權的政府文件在國內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它肯定人權是“一個偉大的名詞”，第一次從“人權”出發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進行敘事，構建了中國人權話語的基本框架，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②總之，在特殊的國內外形勢下，通過區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人權觀，“人權”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地位發生了關鍵性轉變。在改革遭遇波折、社會思想一度陷入保守沉悶局面的情況下，來自中央的一系列表態，打破了人權“姓資姓社”的束縛，對于“人權”概念正面性的確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奠定了構建獨立人權話語的基本格局，客觀上也為進一步思考、討論與傳播“人權”開辟了空間。

3．改革的推進與人權話語的進一步發展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進一步打破了思想束縛，扭轉了意識形態上的緊張局面，開啟了新一輪思想解放進程。此后，改革再次進入快車道，人權理念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人權保障機制也逐步建立。1997年十五大首次將“人權”概念寫入黨的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人權由政府對外宣示的主題進入了黨的核心文件。③2002年11月，十六大將中國共產黨定位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尊重和保障人權”被確立為新階段黨和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并且強調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權”。④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法律法規及政府文件中明確納入“人權”概念。國家領導人也在多種場合表達了中國遵守國際人權規范的意愿，并簽署了“聯合國人權兩公約”。⑤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權話語的發展變化表現出三個特征:首先，強調人權議題上的國際對話與合作;其次，政府比以往更加經常地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綱領;最后，建設中國自己的人權理論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重視和強調。⑥在理論話語中，“人權”本身不再是有爭議的話語，討論的中心變為“應該如何更好地推進人權”的問題。在制度和實踐層面，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有關人權保障的法律和制度建設有序展開，人權保障機制逐步建立，在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或修訂過程中都力圖體現人權的基本理念。人權開始日益“嵌入”到中國的政治話語和實踐中。人權話語和人權理念也開始進一步向社會擴展。1991年《世界人權宣言》通過50周年，中國各界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改革的持續推進，孕育了更多人權事業的支持力量。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改革的漸進拓展，社會政治領域也發生了重大變化。①在媒體等的推動下，人們的權利意識日益覺醒。普通民眾人權意識的發展與社會力量的興起，成為鞏固人權事業成果、推動人權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4．改革的深化與人權理念的成熟:寫入憲法和國家發展規劃

隨著國內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發展人權已成為保證國家政治穩定和改革深入推進的重要因素。回應形勢的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人權理念的發展又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十六大以后，尊重和保障人權被確立為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2004年3月4日，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人權入憲”引起國內外的普遍關注。②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作為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又進一步將之納入和諧社會構建。③2006年，“十一五計劃綱要”明確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人權事業第一次被納入國家發展規劃。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又首次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執政黨的章程。2009年4月，中國政府頒布了第一個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中國由此成為第一個制定此類計劃的大國。改革的持續深入，黨和政府執政理念的發展，推動了人權話語的穩固和成熟，也推動了人權保護機制與實踐的擴展完善。

(二)行為自主性的解釋對中國在人權話語上的變化，國內外學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和判斷，但基本上都將之看做一個“社會化”的進程，外部的影響和壓力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動力來源，中國自身的因素僅僅是作為從屬性的干擾變量或者說條件變量。④與之不同，本文認為，雖然外部環境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單純強調外因的解釋存在一系列問題，我們應當轉換視角，更多地注意中國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關注中國轉型變革的內在動力。首先，在八十年代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中國對于國際制度的參與程度一般。出于各種考慮，西方國家并沒有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施加多大壓力。考慮到中國政治的現實環境，來自“社會”自下而上的影響也極有限。但是，中國的人權理念和實踐卻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顯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黨和政府總結自身以往政策經驗，正視中國國情，總結歷史，自我批評，特別是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關鍵判斷實現了自我身份與目標的再定位。這才為之后的各項轉變奠定了前提與基礎。“融入世界”的進程是由中國自身啟動的，而非來自外力的推動。既有研究的一個關鍵疏失，就是對這一階段的歷史經驗缺乏足夠的討論。①其次，從1989年到1992年，在人權問題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確實影響了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政策和觀念。本文并不否認這一時期的某種“刺激—反應”特征。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的一系列舉動絕不是消極的應付，也不存在同外部影響的簡單對應，而是根據自身情況針對環境變化所做的調整。如前文所指出的，一方面，人權話語的轉變首先是根據政治教育和對外宣傳的需要主動做出的(其中內部考慮更為重要)，同時以建立中國自己的人權話語為中心展開;另一方面，對外部批評的回擊被有意識地限制在人權領域內，沒有影響到對外關系的全局。這只能從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自我身份和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得到解釋。還應指出的是，西方各種形式的施壓反而加深了中國政府的敏感與疑慮，其實構成了對國內人權事業發展的干擾和限制。再次，雖然西方世界在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對中國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但這并沒有維持多久。1994年克林頓政府放棄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掛鉤之后，來自西方世界對于中國人權的壓力大為消減。但恰恰是在此之后，中國政府對人權建設給予了更多的重視，社會各界也得到了更大的空間來討論人權問題。這背后關鍵的變化同樣來自中國內部。鄧小平南巡講話所開啟的又一輪思想解放，打破了此前部分由外部壓力所造成的國內保守的沉悶氣氛。對于國家定位與發展戰略的政治決斷維持了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動力。此后，追求經濟增長、保證社會穩定的基本目標促使政府有意識地調控內外部因素及力量，推進話語轉變與制度調整。隨著執政理念的轉變，“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中國政府對人權問題的討論逐步放開，社會力量得以出現和發展。決策層很清楚人權話語轉變可能帶來的沖擊，并且始終在有意識地通過各種手段加以節制與引導。最后，伴隨改革進程的深入，出現了新的問題和要求，也創造了新的資源和條件，構成了進一步發展的內生力量。政府的推進與社會的參與，推動了人權理念的鞏固、擴展與完善。在二十年的時間里，從破除人權禁區到將人權確立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不能不說是深刻的變化。這種政策和觀念的調整的推動力，不僅來自現實需要，更基于中國領導人對經驗的反思和對未來發展戰略的規劃。身份改變是關鍵的，但這種改變更多地來自自主反思，而非外部影響。正是由于改革與開放帶來了自我身份和執政理念的轉變，才促使中國政府重新界定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尋求以對話而非對抗的方式來回應外界的人權壓力，并通過漸進性與功能性的制度變革來回應問題，推動國內人權事業的發展。黨和政府有意識的轉變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的成長方面。社會性因素日益成為鞏固和發展人權的力量，只是目前還不足以引領其發展。總而言之，改革作為不斷深入的過程，推動著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外部因素更多是影響中國人權發展的條件變量和干預力量，而非如“社會化”論述所設定的是它的源頭和動因。

二、中國與國際人權規范建設:被動順應還是主動參與

在人權理念調整的同時，中國也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人權領域的活動，在國際人權規范建設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和作用。此節討論中國在國際人權規范建設中的作為。在此問題上，國內和國外的已有研究大多以“融入”和“參與”為關鍵詞，認為“中國參與國際人權合作的歷程實際上就是中國逐漸融入國際人權機制的過程”。①與之不同，本文認為我們應當同樣注意中國在其中塑造積極身份和改造國際規范的努力，關注中國的主動性與創造性。

(一)新中國參與國際人權規范建設的經驗

中國是國際人權事業發展最早的參與者，在《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中發揮了積極作用。②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與國際人權機制規范的關系經歷了一個“一波三折”的復雜過程。在“前三十年”中，中國較少參與國際人權領域的活動，發揮的影響也有限;③改革啟動之后，中國逐步參與到國際人權機制中，但基本以了解與適應為主;④1989年到1991年間，由于政治風波和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動，中國在國際人權問題上較為被動;此后，中國政府開始主動參與國際人權活動，一方面與西方繼續展開對話及辯論，另一方面也在多邊場合為發展國際人權規范、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而努力，重新樹立了自己在人權領域的聲望。①冷戰結束以來，中國與國際人權規范的互動突出地表現為一個消解消極身份、構建積極形象的過程。

1．政治風波前后:認同威脅與身份對立

在國際人權問題上，中國政府始終的一個關切，就是對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丑化”的疑慮。②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發生了政治風波。中國政府平息事件的做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強烈反應。他們不僅進行了嚴厲的“制裁”，還利用國際輿論和國際組織“羞辱”中國。從1989年到1991年，中國在國際人權機制中從一個相對主動的參與者一時間變成了被動的應付者。雖然中國代表以主權原則和不干涉原則為依據做了艱苦的辯駁，但是1989年8月和1991年9月“聯合國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還是通過了不利于中國的決議案。③中國與西方世界在人權問題上的斗爭，集中體現為中美之間在人權問題上的較量。“六四”風波后，美國政府對中國進行了全面制裁，其國內也反應強烈。④人權不同于一般的外交糾紛，人權規范也不同于一般的國際規范。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對美國壓力的抗拒，被認為是對美國價值信仰的挑戰。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的“人權外交”是“和平演變”的伎倆，背后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威的顛覆企圖。西方世界的制裁、孤立以及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攻擊，也使中國普通民眾懷疑他們的動機。⑤特別是美國國會議員以人權狀況為由阻撓北京申辦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更是點燃了中國人的反美情緒。如有學者所言，“這一回杠桿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一個事件更使中國的學生、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國不僅反對中國政府，而且反對中國。”⑥來自西方世界的多重壓力引起了強烈反應，在中國和西方世界間激發起某種形式的“身份對立”。⑦雖然西方軟硬兼施，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多邊外交等各層面促使中國接受他們的人權標準，⑧但是，所有這些“社會化”策略在這一時期恰恰起到了反作用，造成了彼此間的“身份對立”，也阻礙了中國“融入”國際人權規范的進程。人權再度成為外交和內政中的敏感話題，中國政府在接受和參與國際人權規范機制上也趨向保守。①西方對中國的壓力主要通過孤立中國實現。這恰恰阻礙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聯系，不利于中國國內支持和推動改革的力量。②西方的人權攻勢一再使中國在國際場合蒙受“羞辱”。中國民間對制裁和攻擊的懷疑和反感日漸上升。人權委員會上的中國問題議案被普遍看做“反華”提案，并沒有得到多少同情與回應。西方的種種作為即便確實如其所標榜的是為了推動中國接受和遵守國際人權規范，其實際效果也恰恰適得其反。③可見，西方世界的“社會化努力”并不是中國行為改變的原因。無論是脅迫還是誘導，強制還是說服，“社會交往”是一個主體間互動的開放過程。各種所謂的“社會化”手段如果在錯誤的環境下被錯誤地使用，還存在制造并激化身份對立的風險，其結果很可能是負面的。這恰恰是以往的“社會化”研究經常忽略和回避的。

2．中國對于國際人權外交的積極投入

在參與國際人權活動的過程中，中國進一步了解其他國家的人權理念，學習國際社會已有的規范準則及外交技巧，更重要的是激發了中國在人權領域改變不利形象、構建積極社會身份的需要。中國政府經過調整，開始重新構建身份，同西方展開競爭，努力促使國際人權領域發生有利于自身的變化。

(1)逐漸形成并提出系統的國際人權主張

面對西方的強大壓力，不少人預測中國將從責難自己的國際人權機制中退出，結果卻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④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國際人權斗爭中，中國政府既頂住壓力，適時采取了一些靈活做法，維持了對外關系的大局，又開始了主動回擊的努力。⑤在外交互動中，中國政府逐漸認識到，如果只強調“不干涉內政”，利用主權原則抵御人權攻勢，短期內或許有效，但從長遠看，還有必要形成具體系統的主張，動員支持與同情力量，同西方展開論辯與競爭。⑥國際人權規范體系本身是復雜的。不同的價值和規則內部存在復雜糾葛。以199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為標志，中國政府正面承認了人權“國際性”的一面，逐漸形成了區別于西方的國際人權論述，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國際人權領域的規范辯論中。①首先，在對人權規范的定位上，中國肯定人權具有“普遍性”和“國際性”，但同時強調應界定國際干預的正當范圍，提出了人權內容的“全面性”與人權發展的“相對性”主張;其次，中國重視發展權，特別提出了“生存權”概念，針對西方對民主和政治權利的片面強調，倡導國際社會尊重人權內容的“完整性”;②最后，在程序性規范上，中國倡導人權領域的平等對話與合作，釋放誠意。③這些主張都能從國際社會已有的規范及價值體系中找到支撐，重新框定了辯論的議題，有理有據，難于辯駁，一定程度上對西方的人權攻勢構成了反制。

(2)以發展中國家為依托，積極參加聯合國人權機制

國際社會的成員構成是復雜的，中國可以在其中尋找到支持力量。參與國際人權機制的過程也使中國認識到，自身的主張與發展中國家的訴求更為接近，更容易獲得同情。中國也就把人權外交的基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以之為依托，努力贏得更多支持。④在多邊人權外交中，中國政府重視與發展中國家接觸和磋商。⑤這既有助于發展中國家間的協調，也較好地維護了自身的立場。⑥中國還積極推動建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的機構機制。⑦經過共同努力，人權領域的斗爭態勢出現了一些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變化，中國自己也從中受益。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已經改變了在國際人權斗爭中的被動局面，西方人士也承認，“到1996年，北京已經成功地使其對外經濟、政治關系不再受到人權因素的干擾。”⑨

(3)深入參與規范討論，發揮自身影響

世紀之交，西方的“新干涉主義”影響很大，中國與西方的人權論爭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完善了國際人權政策，調整了對人權與主權關系的認識及對外表述，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機制的建設，除繼續以發展中國家為依托，還與西方國家開展了廣泛的對話交流。瑏瑠首先，中國以積極的姿態加入國際人權機制，履行相關義務。至今，中國已加入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內的25項國際人權公約，并積極為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創造條件。中國政府認真履行了提交報告和接受條約機構審議的義務，積極與聯合國人權機構開展合作。在處理與聯合國人權機構的關系時，中國政府表現出越來越開放和自信的姿態。中國相繼提出了對人權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以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人權高專)的職責進行漸進改革的建議，特別是在設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準備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①其次，中國進一步充實和調整了自身在國際人權規范問題上的立場。這一時期，“新干涉主義”成為國際人權規范辯論的焦點。②中國政府在人權與主權的關系問題上進一步澄清了自己的觀點，并在聯合國人道主義維和行動方面作出了靈活調整。③中國開始支持多邊主義框架下的國際人道主義干預，接受了“預防性外交”的概念，成為聯合國維和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④這些調整既有效規避了政治風險，也維護和促進了自身的國際形象。⑤此外，中國政府倡導合作對話，與各大洲的許多國家建立起人權對話機制。⑥從1996年開始，中國陸續同與自身有著較大分歧的西方發達國家及組織進行了一系列人權對話，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法國、挪威、瑞典、日本和歐盟等。尤其是中歐間多種形式的人權對話頗為活躍，成效明顯。⑦中國還積極倡導和參與非政府層面的人權合作，舉辦了一系列人權研討交流活動。⑧一個以對話協商為主的程序性交往規范正在形成。另一個變化是，中國在闡明己方立場的同時也開始揭露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問題，批駁這些國家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搞雙重標準的做法。⑨2000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199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此后，針對美國的“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國每年也以“國新辦”名義撰文揭露美國人權紀錄，針鋒相對地做出回應。瑏瑠經過努力，中國在國際人權外交中的處境日益改善。在政策實施中表現出更大的主動性。西方各國對美國強硬的人權攻勢表現得越來越“冷淡”。1998年之后，人權問題在中美關系中也漸漸去中心化。在人權領域，中國的政策立場得到聯合國大會越來越多的支持票。①中國還在依舊不斷地充實并完善國際人權政策。2008年12月，《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之際，致信中國人權研究會，將推動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與建設和諧世界聯系起來，表達了中國在新形勢下參與國際人權事業發展的積極姿態。②

(二)構建積極身份的解釋

前面的論述說明，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的理念和實踐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的規范主張逐漸豐富，同時也更加協調。在實踐中，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的總體姿態從被動走向主動。人權外交上日趨積極，在國際人權領域的身份積極性也不斷加強。如何解釋這一系列的重要變化?本文認為，目前主導學界類似問題討論的“社會化”研究框架不能回答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在1989年前后，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權最為關注、壓力最大的階段，這些努力并沒有產生積極效果，甚至可以說阻滯了中國對于國際人權機制的接受?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上對中國的人權壓力，無論是制裁還是誘導，其強度都大為減輕，但是中國接受國際人權規范和參加規范建設的積極性卻持續上升，而這一時期，中國“體系內”的基本身份沒變，國內的制度和觀念結構也無太大調整。如果中國的基本行為特征是“融入”，為什么中國只選擇加入了一部分國際人權機制?如果目的是規避外部制衡，為什么中國不是妥協順應，而是同西方展開了頗為激烈的論辯交鋒?與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強調中國在參與國際人權機制上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特別是從社會心理學的社會身份理論(SocialIdentityTheory)得到啟發，強調國家對于建構自我身份積極性的追求。③本文認為，改革開放的啟動和推進改變了中國對于國家身份積極性的界定，開始尋求主流國際社會對自身積極身份的認可，在不同的觸發條件下，通過各種機制，努力尋求國際體系中的積極社會聲望。中國對于國際人權規范討論和建設的參與，突出地表現為一個改變不利身份與建構積極身份的過程。中國與西方在國際人權領域的互動，很大程度是身份與理念競爭的過程。為了獲得積極身份的承認，中國反思歷史經驗，在把握現實變動的基礎上調整和放棄“不合時宜”的觀念及做法，或是將以往的某些規范主張(例如反對種族主義等)繼續進行強化，或是根據形勢的變化倡導新的規范主張。中國充分注意到現有國際秩序規范系統的復雜性，一方面有選擇地接受某些規范，另一方面組織自己的理據，重新框定議題，與西方展開辯論。基于國際社會成員的復雜構成，中國以發展中國家作為依托對象，團結和動員發展中國家，逐步改變了在人權外交中的不利地位。身份積極性的追求還表現在中國人權規范主張的連續性和選擇性上。中國的人權規范主張以“集體人權”為中心展開，側重經濟與發展權利的實現。這一點同中國國家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一致的，有利于展現自身的優越性。總而言之，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內外部環境變化刺激了中國對于建立積極身份的需要，推動中國以更加主動的姿態進入到國際人權規范的建設和討論中，進一步充實自己的規范立場;同時又通過各種機制，對話辯論，增信釋疑，有所作為，進一步樹立自身在人權領域的積極身份。中國對西方主導下的國際人權規范的接受與參與是有選擇和有限制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關影響也將進一步顯現。

三、中國崛起與國際人權規范的未來

如我們前面所論述的，中國與國際人權機制的關系經歷了從消極應對到積極活動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秩序本身也在經歷深刻變化。①有關中國崛起與國際人權規范未來關系的疑問已成為世界政治的一大熱點。②中國與國際人權規范的互動，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這一歷史性命題的縮影。相關爭論與現存國際體系的問題特征密不可分。③不過，我們這里也有必要將目光轉向中國自身。我們強調中國與國際人權規范互動的內在動力和自主性，就不應漠視其中所蘊含的限定性。正如有學者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發展道路固然給中國發展與現存國際體系的關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也構成了中國可以被接納加入其中的基本根據。不過這條發展道路在其演變過程中逐步暴露出來的某些特點，同樣也構成了中國與現存國際體系融合的內在限度。”④這是個涉及多方面多層次的復雜問題，并將隨著中國崛起的實踐不斷展開。⑤本文所倡導的分析框架強調國際規范系統的多元性和復雜性，重視國家的行為自主性，尤其關注國家對于積極身份的追求在國際規范建設中的影響。從這些認識出發，本節針對中國崛起與國際人權規范的未來發展，陳述一些初步的想法。單極的體系環境與特殊的地緣政治束縛，決定了中國崛起所面臨的挑戰將是艱巨的。①值得注意的是，崛起中的中國還面對如何適應國際社會規范變動的問題。②近年來，西方世界對于國際社會規范的界定越來越表現出“從強調秩序到強調正義”的趨勢。主權原則的地位弱化，而人權規范則成為衡量國家“正當行為”的新標準。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依舊被西方世界視作潛在的“問題國家”。④隨著人權、民主越來越被西方世界視作國際社會合法性的核心，中國必然要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挑戰。⑤權勢的和平轉移本身就很困難，如何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維持不同社會制度間的和平共處，盡可能地化解價值觀與規范立場上的沖突，更是十分微妙的問題。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有著“權力困境”，同樣還面臨著“身份焦慮”與“價值困境”。現實中，中國與西方世界事關“人權”的麻煩也從未停歇。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上升，這種摩擦也表現出“國際化”的趨向。中國在緬甸問題、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立場一度受到西方政府和輿論的攻擊。有關“人權”的爭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跨國社會互動的層面。北京奧運火炬在歐美國家傳遞受阻等一系列事件在海內外華人中引起了強烈反應，反過來又使西方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加重。⑥可以說，“人權”的紛擾折射的是中國發展崛起中所面臨的深層問題。它已經不再僅僅局限在政府間的層面。如何應對這種挑戰，是崛起的中國在價值和規范層面必須索解的問題。本文認為，首先就是要吸取教訓，盡可能避免陷入各種“二元對立”的簡單化思維，努力化解由人權問題造成的身份對立，避免由此牽連并激化其他矛盾，造成總體性沖突，延誤國內發展轉型的進程。中國還遠不是個成熟的大國，人權事業的發展任重道遠，應當認真聽取各方善意的批評建議。我們有必要保持謙遜包容的姿態，改革國際秩序的努力更要十分審慎，注意“有理、有利、有節”。⑦當然，西方世界也應意識到，無節制的攻擊指責只會制造對立，既不利于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也有礙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其次，國際社會的構成是多樣的，國際人權規范本身也是復雜的。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價值與文化的協調，需要各國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共同努力。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人權規范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化，積極發揮自身影響，努力有所作為。中國的崛起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建立更為積極的國家身份是一種自然的要求。①作為一個在單極壓力下崛起的大國，我們更應當注重正當性的塑造。中國也就有必要明確價值立場，組合出一套符合自身道義和利益需要的規范敘述，構建自己的道義身份。②由此進一步思考，本文認為，人權領域的外交摩擦在深層次上還反映出中國自身在當前這一特殊發展階段所面臨的身份難題和價值困惑。如布贊所提醒的，和平崛起需要中國有新的思維，既要更清晰地認識到中國自身的認同和理想，也要更清晰地說明中國希望促進國際社會形成怎樣的形態。③崛起背景下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是一個需要國際與國內統籌思考的問題。④幾十年來中國社會急劇的發展變革導致了多種價值與傳統的激烈沖撞，社會核心價值觀模糊。⑤尤其是近幾年，中國的轉型進入關鍵期，內外壓力增大，改革的難度空前加大，決策的復雜性前所未有。無論決策者還是普通民眾對成為世界大國尚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自身定位和規范立場正在經歷艱難調整。⑥“倫理與價值”問題已成為當代中國外交的重大困惑。⑦這也給中國與國際秩序規范的關系帶來了深刻的不確定性。

如有學者所言，中國“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⑧在此意義上，中國崛起與國際人權規范發展的未來，在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政府及社會對于國家理想圖景和發展道路的選擇。這將需要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并且取決于某些關鍵歷史時刻的政治決斷。⑨舊邦新命，值得我們每個人寤寐思之，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