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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的侵權責任是基于過錯原則。原則上過錯（故意、輕率、欺詐或疏忽大意）是必備要件，因此被稱主觀責任[注7]。不論債務人和受益人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因該損害賠償義務是法律直接規定，該責任被視為直接責任。大多數犯罪都有法定理由(違法和過錯行為)，即使是簡單的侵權行為，即一個違法行為也可能被包括。刑法中的侵權概念是狹義的，即只要犯罪就理應受到處罰。刑事犯罪是違法行為或法律規定有懲罰性的疏忽行為，該行為應由犯罪者承擔，法律規定對犯罪者懲罰。違法行為是違反法律禁止性條款、命令條款的行為，前提是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引發其違法的原因發生[注8]。除此之外，只要法律規定的犯罪要件不具備，違法行為便不構成犯罪。刑法責任與民事責任相比應當以過錯為必備要件。民事責任經常也需具備過錯要件但有時即使債務人[注9]無過錯，也形成客觀責任。

體育中的侵權——體育責任

體育活動中的責任有合同和侵權兩種責任，形式上也分為行政紀律、道德和犯罪。體育活動產生的法律關系和問題適用普通法而非直接適用體育法，這種現象很常見，反過來也一樣。普通法中無單獨約束體育活動中侵權的專門規則。因此，有必要考慮到體育組織、體育關系的特殊性，體育法的特別規則，基于普通法條款對此概念進行界定[注11]。體育活動中，運動員本身經常受傷，直接參與或間接參與到體育項目中的人也會受害，在國內法律框架下，此種損害是非合同責任即侵權責任[注12]。在國際體育盛會中，由于國際因素[注13]，適用嚴格意義的國際私法規則，即適用事件發生地法律原則[注14]。普通法中的侵權的基本要素是合理注意[注15]。體育活動中的侵權可以被視為在體育比賽中的體育場地上的或在體育比賽之外，即在其他任何、其他任何時間只要在體育組織的管轄范圍內，體育活動所涉及的人員的違法行為或疏忽行為。體育活動中的侵權主體即責任的承擔者，是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協會的管理者，聯盟，體育比賽當局(判斷是否犯規的裁判員、評分裁判員、觀察員)、協會，即體育行為和體育事件直接或間接涉及的自然人或法人。一個人的體育運動行為和其人身自由相關，任何在體育運動中[注16]為追究責任試圖限制該人身自由的處罰不應當被取消[注17]。體育活動中侵權的人員通常也需要承擔與運動技術相關的體育責任、行政、刑法或其他國際制裁責任[注18]。然而，在某些案件中，一些人的責任與侵權責任人的責任不同。暴力與聚眾鬧事（使用鞭炮，球迷混亂，砸椅子等）侵權是典型案例。雖然暴力與聚眾鬧事侵權是由與俱樂部無關的球迷或其他人員而產生的，但一些有能力的體育當局仍會對某個俱樂部或協會處以紀律處罰。在此種案件中，法律在俱樂部無過錯的情況下將責任歸咎于競賽的俱樂部[注19]，這稱為客觀責任，雖然侵權者并非對此有過錯，過錯人和侵權人往往不是同一人[注20]。體育規則要求比賽當局（裁判員等）公正合理地監控比賽的運轉。裁判有權基于體育精神直接裁定任何無明確競賽規則規定的案件，并有權確立比賽舉辦的異常情況。這便意味著比賽當局應當確保比賽是根據規則進行，野蠻和不公平的比賽應當受到懲罰。裁判無視反復性犯規，如果運動員和他人因此而爭吵，之后裁判仍無視此類犯規，裁判員的此種行為被視為過錯[注21]。比賽當局的職責是確保運動員的精神健康和身體完整性而適用安全規則[注22]。如果裁判未適用安全規則，運動員因此受傷，裁判員應當承擔責任。類似場地缺陷而引發的傷害，裁判員應對此傷害承擔責任[注23]。此外，運動隊教練和比賽承辦當局官員可能因未檢測使用的設備及場地安全以確保運動員人身安全而承擔責任。此種責任的過錯或輕微疏忽，或重大疏忽。

1體育動作中的侵權案例

在體育活動范圍內，由于科學研究的深化及在體育世界中責任評價是匡扶正義的一種方法，侵權案件[注24]根據如下標準顯而易見：（1）體育動作適用的法律規則的性質；（2）動作本身的性質；（3）受動作影響的人、對象或功能；（4）過錯或非過錯行為或行為人的動機。基于上述標準，體育侵權被分為兩類：（1）侵權是違法的，與純粹的動作不同；侵權為基礎的責任受制于體育動作，體育動作有對應的懲罰（紀律或道德制裁），但此種處罰也可能是刑罰。（2）發生于體育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只要具備違法特征，無論怎樣刑法都認為違法，在其他社會背景下都有可能發生違法。

2體育違法行為

體育俱樂部偏離宗旨，違反法律或協會章程的行為都是運動違法行為[注25]。根據判例法，體育協會過度賺取商業利潤會引起協會解散[注26]。此外，改變國家劃撥給體育協會或俱樂部資金的用途構成刑事犯罪，根據希臘刑法典貪污的規定，俱樂部主席協會秘書長和協會財務主管會受到處罰[注27]。相似，運動違法行為包含協會或聯盟、體育俱樂部管理混亂[注28]。體育主管當局應當在提交年度財務報表之時，對各財年內劃撥的國家資金進行定期審計。此外，如果推斷存在財務管理不善，當局有權對相關的以前年限進行非計劃內的審計，調查管理者的責任。體育聯盟、協會或俱樂部的未經秘書長批準的超預算的額外支出構成犯罪，協會的部分董事會成員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注29]。球員在比賽被認定是犯規的前后通過報紙或其他媒體對裁判進行人身攻擊，則對該球員處以禁賽處罰。對違規教練判處罰款，對俱樂部董事會成員判處剝奪董事會成員資格[注30]。而且，通過報紙評論體育司法機構做出的裁定屬于可懲罰的行為。體育中受賄（受賄）非刑法典中的普通犯罪，而是體育特殊罪名[注31]，因其直接侵犯體育組織、違背其準則、違背體育理念，因而改變了體育比賽的本質及結果，這也是違背運動本質的犯罪，應當由相關當局處以終身禁賽[注32]。積極賄賂行為（行賄）[注33]有相似的處理，包括裁判員行賄[注34]。希臘法律禁止運動員為有個好結果，獲得超乎尋常的利益[注35]，以犧牲對手為代價。在身體或精神上激勵運動員以獲得好的結果而做出的利益承諾或制定的利益條款是違背刑事、紀律和體育本質的違規行為[注36]。但是，以增強其獲得成功的能力和意志的方式而使運動員獲得更好的成績的行為（合法），而提供給運動員的利益完全不同于其表現較差時的利益，是否是違法行為仍值得探討。因此，在此種意義上的體育受賄和試圖向運動員灌輸與期望相反的精神態度的普通受賄有重要區別。初聘合同之外體育協會董事會成員向運動員或簽約球員做出的任何形式的特殊利益的承諾或給予是違法行為[注37]。比賽前通過輸血、使用能提高比賽成績的藥物（興奮劑）[注38]及使用任何可以改變運動員身體能力的物質和使用任何達到刺激運動員精神或身體的手段都構成行政方面、道德方面和刑法方面的體育違法行為。為提高運動員比賽成績而使用興奮劑是不惜一切代價通過欺騙的手段贏得比賽，非通過正常方式即訓練而獲得成績。使用興奮劑是侵權的，這種行為不僅應當處以刑罰還屬于運動違法行為，這是因為破壞比賽結果有違運動精神。對這種行為同樣處以紀律制裁[注39]和禁賽[注40]。這同樣適用于規避興奮劑檢測，規避興奮劑檢測損害運動、運動理念和體育精神[注41]，也需要研究此行為的體育責任和刑罰責任。為提高成績而使用興奮劑，在賽馬比賽中使用電勵磁，運動員拒不興奮劑檢測可導致刑罰、紀律制裁和罰款且處以體育資格制裁[注42]。為使運動員參賽而偽造信息是意圖使用非法方法改變競賽結果的行為[注43]。這種違約行為不僅違反了舉辦比賽的慣例，此慣例是協會應當事先無條件接受的慣例，而且因運動被損害，運動理念被蹂躪而在紀律、道德和刑法方面都構成運動違法行為[注44]偽造健康證同不符合體育設備規則規定的條件一樣都屬于體育法[注45]中規定的可懲罰的不當行為，都是運動違法行為。偽造健康證使得運動員違反規定參賽[注46]，是違反競賽規則的行為。當然球迷不當行為[注47]也屬于此類行為。

3普通法下的體育違法行為

很多侵權案例和違法行為通常涉及體育活動。更具體的，舉個例子，案件可能涉及直接或間接的精神損害和人格攻擊，即侵權，也有損害[注48]的違法和過錯。精神損害類型：（1）身體傷害（損害案例）（2）心理傷害和痛苦（親近人死亡案例）（3）某人的社會評價貶損[注49]。在上述案例中，有義務對損失部分給予經濟補償[注50]。刑法規定的罪行在體育方面概況適用。這些罪行包括冒犯性言辭或行為[注51]、過失[注52]或故意[注53]引發的人身傷害、他人財產損害、特別損害[注54]等。欺詐[注55]是比賽場外常見的體育方面的刑事犯罪。當然也不排除比賽過程中的欺詐，如有傷風化[注56]、誹謗[注57]、違反麻醉品法、違反裁判法、簽發空頭支票等等[注58]。普通法下的幾種體育犯規被視為特殊刑事犯罪。例如，在場地內投擲物品，為妨礙比賽而擅自進入比賽場地，襲擊和或毆打[注59]，辱罵[注60]，攜帶潛在危險物品（如鞭炮、煙花、煙霧彈等），及運動員、教練員或其他官員做出的可能擾亂比賽[注61]秩序的公開聲明或其他行為。高價販賣體育賽事門票的行為屬于違法，屬于特別刑事犯罪，這主要是為了根除體育中的黑市[注62]。同樣，向體育俱樂部販賣免稅設備根據先前生效的法律，也屬于違法，根據條款，責任人觸犯刑事犯罪[注63]。

導致體育動作違法的事項

只要在一般或特別正當理由出現，法律明確規定體育行為的違法特征便顯現。只要體育行為違法不存在正當理由，就需要考慮此行為或疏忽是否歸責于行為人，換句話需要考慮行為人是否值得受譴責，行為人是否應當為其行為承擔責任[注64]。可基于法律和其他法律淵源如習慣或判例取締不公平。古希臘思想認為原因是基礎，據此解除體育中的違法行為[注65]。正因為體育賽事中的一些違法行為是在體育競技[注66]的情況下發生的，可以逍遙法外。這也是基于近因原則，適用于體育活動。因此，只有在體育及體育賽事的背景下，當然不僅僅是一個比賽，簡單的解釋是一個違法行為并不一定都承擔法律后果，因為這是法律的規定[注67]而非比賽的規定。經受害人同意，且給受害人造成的人身傷害[注68]不嚴重、不危險或非致命，此種人身傷害不違背道德，被視為行為違法的正當理由之一。體育競技中的人身傷害，默認受傷人自始至終同意參賽，比賽可能是團體比賽（足球、籃球、曲棍球等）或單項比賽，特別是“精力充沛”或暴力型體育運動（拳擊、空手道、擊劍等），規則很有可能造成人身傷害，因為對手的目的是通過積極進攻和擊打方式削弱他人的體育能力[注69]。確實，從刑法視角看上述運動項目如拳擊，所有在比賽中發生的傷害都含可懲罰的犯罪行為，然而在體育活動中并非如此，這是因為傷害是因運動而發生且體育運動中有甘冒風險原則即默許所有可能發生的風險承擔可能發生傷害[注70]，即使如此仍參加承認即將發生的傷害風險。導致行為非法的一個特殊正當理由是行為有利于社會[注71]。該原則適用于體育活動中的標準是運動員在比賽中是否遵守體育的一般原則、規則、規章，當然輕微的偏差在體育中是無可非議的[注72]。在這種情況下，比賽中不存在產生人身傷害的非法性[注73]。如果確定合法或非法，研究被假定違法的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沒有必要的。在此概念下，主要比賽規則的違規事項不能被視為有利于社會，應當審查有過錯或違法的涉案方的體育或其他責任。

結語

由于在體育動作和比賽項目中人類行為的表現是有特殊性及原因的多樣性，運動動作、比賽項目和體育自然人和法人之間的法律聯系和過錯行為適用法律不同。在體育自然人和體育法人履行職責時，他們基于普通法規則或體育規則承擔行政紀律責任、道德和刑法責任。因為體育構成了以公共目標為宗旨的公共利益，所以發生體育活動侵權、追究責任時應當考慮在保護運動理念、運動原則及運動一般方面存在疏忽或故意。在體育活動中追究責任，應當先考慮行為違法的環境因素、條件和原因。（本文作者：楊蓓蕾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