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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是一座橋梁，需要精心的設計和建造，憲政是漫漫長路，需要不懈地求索。憲法最原始的含義便是國家組織體系的建構，在英語世界中為constitution.在清末，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國人深深地感到，中國落后的原因不在于“器不利”，而在于制度不如人。我們雖有先進的武器，但卻沒有憲法；而日本武器不比我們先進，卻有君主立憲政制。所以，中國的強盛之路應從制憲開始。這樣，憲法在中國自始就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歷史使命，仁人志士們的憲法創制不是為了民主，而是救國圖強。這就注定了憲法學者一種沉重的歷史重任。從此，中國的憲法學者的憲政理想、學術追求都系之以民族之復興，國家之大義。我曾有幸造訪了我國著名憲法學者許崇德先生的寓所，一進門，我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狹窄的兩居位于一層，水泥地面，絕無任何奢華的家具，擁擠的客廳幾乎被書所占據，所謂的客廳也就只有兩把椅子，如果要是來兩個人，其中一個人不得不站著。當時，許先生剛大病初愈，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由于支付高額的醫藥費也所剩無幾。談話中，許先生不經意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他五十年代初選擇憲法專業，因為他對憲法感興趣，目的是為中國設計良好的憲法制度。這是我至今所聽到的憲法學者最質樸而最具感染力的一句話。許先生為中國憲法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曾參與過中國五四年憲法、八二年憲法的起草工作，又是港澳基本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想象許先生應該享受很高級別的首長待遇。當我對他講這番話時，他卻付之一笑-這是一位當代中國憲法學者展示其最具人格魅力的一笑。我非常欽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違憲審查的三位法學博士。應該說，對于國務院條例的違憲，三位博士絕對不是唯一和最先發現的，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最先付諸行動，并得到了一些憲法學者的響應。拋開理論紛爭，僅就其挺身而出、振臂疾呼的義舉體現了當代憲法學者對中國憲政發展的歷史使用感和責任感。當代中國憲政的進步，需要的就是憲法學者們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浩然正氣和錚錚鐵骨。中國現行憲法已經四次修改，在修改過程中，許多憲法學者都提出了有價值的合理的中肯的建議，可幾乎無一被采納。如憲法監督和違憲審查問題，從八十年代至今圍繞這一論題的學術論文可謂汗牛充棟，可每次修憲對之卻都棄之不顧。憲法修改草案的形成，經濟學家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憲法學者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在憲法修改草案成稿后被邀請聽取意見，其他人也只不過是在修憲以后，論證修憲的偉大意義和詮釋修憲的內容。在修憲研討會上，陳云生教授曾呼吁，我們憲法學者不要好高騖遠，現實最迫切的任務是守住憲法這塊陣地。這一呼吁是一位憲法學者對自己及同仁們所發出的悲嘆，因為我們的憲法僅有的地盤正在被侵蝕。在許多涉及憲法問題的立法和法律實踐中都很少看見憲法學者的身影，如司法改革問題首先是憲法問題，但司法改革中最具學術影響力的學者卻是民法學家和訴訟法學家。我們的憲法學者將自己的領地拱手相讓，天天其樂融融地經營于自己承包的“三畝責任田”。當然，我并不反對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憲法研究和修憲過程，我也無意建立學科壁壘。但學科的分劃意味著研究的分工，這就指明了不同學科學者研究的側重。而合作必須建立在分工基礎上，這是現代化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建立學科共同體的要求，也是科學研究的日益細致化而求得最大效率的要求。沒有分工，不首先強調學者的專業區分，也就不存在著什么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某一學科應當主要由從事該學科的學者來研究，這不應該有什么疑問。當然，可能存在著某一領域的某一問題并不是純粹意義的某一學科的問題，需要各學科的協作和聯合。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我國立法和法律實踐中，需要甚至最需要憲法學者出現的時候，卻鮮有憲法學者的身影。憲法學者們應當捫心自問：在修憲中到底發揮了什么作用，在否認中國憲政存在的同時對中國憲政發展做過哪些貢獻？當然，由于我國特殊的修憲慣例使得學者們很難參與到修憲過程中，特別是很難將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憲法觀念和憲政制度納入憲法中。從這個意義上，用賀衛芳教授的話說：“憲法學者們又令人同情和憐憫”。我不同意賀衛芳教授的憲法無用論，他對憲法學者的同情和憐憫不能說是幸災樂禍而是帶有一絲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涼。其實賀衛芳教授還是言行不一的，他悲嘆憲法的無用、憲法學者的可憐，但他自己近幾年也在搞一些憲法，也在為中國憲政的進步鼓與呼。就像中國的球迷，每次都因為球隊的糟糕表現而痛心疾首，發誓再也不看足球，但每一次國家隊足球比賽看臺上的拉拉隊里又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中國的球迷是世界上最可憐、最令人同情的，但又是最可愛的。說到底，這里蘊含著一種企盼國家進步、民族富強的赤子之心。對憲法學者來說，需要的正是這種基于歷史使用感和責任感而產生的希望祖國文明和強盛的拳拳之心，而不是作為既得利益者明哲保身的處事哲學和作為憲政悲觀者怨天尤人的灰色情調。

可以說，憲法對于大多數學憲法的人來說是個飯碗，是謀求個人生計的工具，而修憲則使這些人生意興隆，使他們有了更多的謀財機會。一般來說，修憲之后，憲法學者們可以宣講憲法取得課酬，還可以修改憲法教科書取得稿費。因此，搞憲法的人埋怨修憲過于頻繁時，其實心里很矛盾。修憲之后，憲法學者們在迎來送往的各種修憲研討會間流走，體會作為被邀請者的地位和尊嚴。有的學者由于公務繁忙，需要應酬和交際的場合太多，對學術并無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會上的發言毫無新意，但為了表明自己學術地位和影響力也要入會并長篇大論地發表高見。對某些早已功成名就的憲法學者來說，修憲僅意味著更多的應酬。修憲時，修憲研討會舉辦得如火如荼，事后一切歸于平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憲法還是那部憲法，憲法學者還是憲法學者，至于中國憲政到底有無實質的進步并不為某些憲法學者所關心。憲法學是法學領域的貧民學科，與經濟法、民商法門庭若市、趨之若鶩的繁榮景象相比，憲法學真可謂門庭冷落、避之尤恐不及。因為憲法是一件長期被束之高閣的飾品，看起來很美，但“可遠觀不可褻玩焉”。憲法長期脫離于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使憲法學者施展拳腳的空間也僅限于三尺講臺。相對而言，經濟法、民商法學者更容易發家致富。他們可以馬不停蹄穿梭于各種可以施展才華的空間，在贏得社會尊重的同時賺取學術利潤，真可謂名利雙收。在講臺上、法庭上、證券市場、跨國公司的談判桌上都閃現著他們的身影。一個秘而不宣的事實是，有些經濟法、民商法學者早已成為百萬甚至千萬富翁。在這種法律學科苦樂不均，貧富懸殊的市場行情中，法律專業的選擇即帶有濃厚的功利色彩。法律學子們在開始步入法律殿堂時，都不約而同地趨向經濟法、民商法。而選擇憲法多是迫不得已，因為憲法專業報考的人少，競爭沒那么激烈。在問及學子們專業時，經濟法、民商法專業的都會揚眉挺胸，而憲法專業的不免面帶愧色。當然，雖然憲法學者與民商法、經濟法學者貧富不均，但不能將憲法學者歸入清貧之列。蓋以學者相稱者，必然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學術地位。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名氣和財富是相通的，知名度與收益率是可以轉換的。所以，就不難理解在娛樂圈有人出不了名就想盡辦法出惡名。憲法學者也絕對不會固守清貧，因為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鄧小平也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憲法學者也是現實中的人，他們的致富要求和努力也當然是正當的，符合鄧小平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神。問題是憲法學者在致富的路上，能不能抵御市場經濟光怪陸離的物欲的誘惑，而保持對國家憲政制度發展的使命感、責任感。憲法學者若沒能致富，那么會不會“棄暗投明”搞行政法或其他法。而如果憲法學者沒有對中國憲政發展的使用感和責任感，如果越來越多的憲法學者投靠其他法學領域，那么中國憲政發展的前途在哪里？如果憲法學者認為憲法無用而對中國憲政心灰意冷，那么中國憲政還有什么希望？誠然，目前中國沒有為憲法學者提供一個任其施展才華的平臺，使有些憲法學者產生了徒有治國之略卻無用武之地的感慨。有的憲法學者也曾為中國憲政的進步不斷地探尋和求索，但其建議始終也沒有被重視和采納。但這絕對不應該成為憲法學者自報自棄、漠視憲法的理由，反而應當成為憲法學者更加努力進行深入研究并更充滿激情地發起促成憲政改革的動力。否則，就是憲法學者的失職，就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

二.憲法是人權之法，憲法學者應當關切民生。前幾天，吳新平教授在人大法學院搞憲法講座時曾說，沒有對人民深沉的愛，就搞不好憲法。我當時覺得有些言過其實，但事后想來，也不無道理。試想，一個不關心人民利益、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人，一個只關心一己私利追求個人價值實現的人，怎么能夠耐得住清貧和寂寞潛心地進行憲法研究，又怎么會在憲政求索的困苦中義無返顧？這些人在經濟法、民商法學者致富的時候，又怎么能經得起物欲的誘惑；在別人學術成果可以車載斗量的今天，又怎能對文章字斟句酌？即便已經成果豐碩，并已經產生一定的學術影響力，其學術影響力又會持續多久？因此，憲法學者的品格中必須有一種非常人性化的情感世界，一種同蕓蕓眾生休戚與共的似水柔情。當然，憲法學者對民生的關切，不在于空談?？照務`國，實干興邦。我國的研討會有變成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所說的“清談館”的危險。目前，憲法學者的研究討論過于務虛，在幾天的學術討論中，學者們的多數議題仍然是民主、法治、人權等一些抽象的法律原則。而在他們高談闊論的時候，有多少殘害民主、法治、人權的事件在發生，學者們對此似乎并無興趣?，F實中有太多需要憲法學者們關注的問題，比如農民平等權的保護問題。如果你不到鄉間野陌，你并不能深切地體會“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真意。但當你看見都市隨處可見的農民工的擁擠的棚戶、襤褸的衣衫以及蜷曲在街角吞咽粗制的飯食，當你常常聽到，就是這些農民工這樣日復一日地每天堅持十幾個小時的超負荷的辛苦勞動，到年底卻一無所獲，工資被長期拖欠，你的感想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位將人權奉為最高原則的憲法學者，你不為之汗顏嗎？隨著大學招生規模不斷盲目擴大，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將平等原則視為基本憲法價值規范的今天，在我國各級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直屬機關）的公務員招考、錄用中竟然仍存在著性別歧視、身高歧視，戶籍歧視甚至是健康歧視?？梢哉f，這是對憲法學者的嚴峻挑戰，而憲法學者們卻對此熟視無睹。他們在各種憲法講壇上仍在不斷的宣講中國的平等原則的普遍性。當然，憲法學者并非都鐵石心腸，值得一提的是，周偉教授就曾為公民的平等權問題先后過多起訴訟案件。最近的一起案件是，在公務員錄用過程中，經醫院檢查被確定的乙肝患者因沒有被錄用，以侵害公民平等權的憲法原則為根據向法院提起的訴訟。周偉教授作為人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抗爭。可喜的是，判決結果：周偉教授的這起案件勝訴。

西方國家憲法學者已經把人權視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公理，甚至英美國家的憲法學論著在談及憲法原則時已經不再提及人權。這不是說人權不重要，而是因為人權已經不是一種什么理論問題需要學術研究和學理的解釋，而需要具體的規范和切實的保障。在西方國家的憲法和憲法論著中，人權保障更多地體現在諸如刑事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中。而中國的憲法學者仍然每天都饒有興致地談人權與公民權的關系、人權是自然權、人權為什么要進行憲法保護等西方學者幾百年以前談論的話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憲法學者的悲哀。然而，也應當承認，我國人權的研究狀況與我國人權立法的初級階段是相適應的。因為，我國的人權剛剛入憲，比西方國家人權入憲也晚了二百多年。而且人權可以作為學術問題進行研究在中國也僅僅有十幾年的歷史，此前，可以說人們談人權色變。在這么短的時間，憲法學者們不可能對人權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這樣看來，至今憲法學者仍在人權的基本概念上兜圈子也可以理解。但這并不意味著憲法學者的學術研究可以脫離實際，可以固步自封、閉門造車，可以不了解國民的生存狀況，不關注民眾的冷暖疾苦而空談人權。

三.憲法既是一部靜態的機器構造，又是動態的運轉過程。中國的憲政事業發展是漸進的過程。中國的憲法學者應當具有歷史的胸懷，聽潮起潮落，看天高云淡。不能因為我國目前憲法實踐存在著諸多問題，就否認我國憲政的存在。應當看到，我國的憲法在不斷完善，法治國家，人權保障已經成為憲法原則，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進步。我國也不是沒有憲法實踐，憲法確立的基本制度已經得到普遍地實施，近幾年法院和民間各個層面憲政實踐不斷涌現，這不就是憲政嗎？如果英國的憲政肇始于13世紀《大憲章》的制定，這是新興貴族為了限制王權而與國王達成的一種政治妥協的話，那么可以將憲政視為一種憲法學者的政治追求和斗爭經歷。果真如此，憲政在中國不僅有，而且已經存在一個多世紀了。

憲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憲法學也在持續地發展。如果說憲法學今天在學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也是因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憲法學者在自賞于今天自己和同輩取得的學術成績的同時，不應該忘記過去，甚至否認過去。可能以現時的標準，前輩曾經取得的學術成果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但我們對之應當歷史地評價，絕不能要求過去的憲法學者做現在憲法學者才能做的事。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修憲研討會上，一位憲法學者曾對許崇德先生于1979年發表的《“爭取人權”絕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的學術價值提出的質疑，這篇論文只有標題收錄在《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許崇德教授執教五十年祝賀文集》的“許崇德教授論著目錄”中，并未全文登載。該學者認為《文集》中不應收錄上文，即使是標題。誠言，這篇文章帶有濃重的時代烙印，用現在的學術標準衡量已經不具有學術價值。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發表這樣的文章又是多么的難能可貴！1979年正是中國剛結束不久，雖然思想上正經歷撥亂反正，

但人權在中國還是個禁區。當時將人權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人們不敢輕言人權。1982年我國的憲法才確立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沒有承認人權。直到1991年中國政府人權白皮書，人們才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看到人權二字。在1979年的那樣的政治氛圍，思想和學術受禁錮的時代，以人權為標題發表文章難道不值得肯定嗎？由此看來，憲法學者應有一種歷史的情愫、包容的胸懷。這不僅指蘇力所說的對他人的學術成果的敏感和開放。其實在中國學術上最缺乏的是包容。憲法學者當然不能沒有批判的精神，但學術的批判意味著對前人或他人已有的學術觀點的揚棄，一味的批判和全盤的否定不是一種科學的學術精神，因為這并不實事求是。一個持有徹底批判精神的憲法學者就不可能對他人學術觀點保持一種敏感和開放，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系統的學科知識體系。對憲法學者而言，需要有歷史的眼光和包容的雅量。新晨

結語

憲法學者應當具有怎么的襟懷，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但遠比憲法學的任何學術問題都重要。因為憲法學是治國之學，對治學者有更高、更特殊的要求。既然從事治國之學，學者們自然要有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的灑脫。需要坦蕩蕩的心境而不是悲戚戚的情愁。憲法學是國家機器的工程學，憲法學者是國家憲政制度的設計師。因此，憲法學者必須潛心研究，精心設計，切不可心浮氣躁。因為機器設計存在問題可以通過更正、維修來解決；而憲政制度設計出現問題，其后果則不堪設想。憲法學是民權之學，憲法學者則是呵護民生的慈善天使。這就要求憲法學者具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情愫。憲法學者不應和憲法一樣自閉于不勝寒的高閣，而應該落到地面，走上街頭，俯下身去，真真切切感受民生之艱。

我作此文，絕非對我國憲法學者整體的詬病，而只是對我國某些憲法學者學術品格的解構。其中可能存在著個人的偏執和感情用事，因此，品評不一定準確，有些話還不免有些過激。但無論如何，我的用心是善意的，希望中國憲法學的發展和中國憲政的進步，絕無誹謗之意，也并不影射任何人。借用一句老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至于，有人會質問我，你自己有無憲法學者的襟懷？非常抱歉，我還稱不上憲法學者，因此，我沒有憲法學者的襟懷實屬正常，但我會朝這個目標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