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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與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在實踐中必然會有一些不完善之處，這些會帶來一定的否定性后果。理性是指對事物的分析和判斷合乎常理，而不能憑感情來評斷，因此理性因素滲入到行政程序中就會使行政程序更值得推敲，也即使許多人治的理念轉為法治的理念，也就是依法行政。我國過去一直重實體輕程序，而之前大多數人認為行政訴訟法就是所謂的行政程序法，可謂荒謬，一部再好的實體法如果沒有程序法保障其實施，那么這部實體法也就無任何法律意義。當前隨著行政權力已經滲入到人們的生活的各個方面，行政權力日益擴大，這就必然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因此行政程序的改革勢在必行。但在我國行政程序的改革中，程序理性不論作為原則還是相應的程序制度，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程序的理性價值是需要具備許多因素的，在我國缺乏良好的社會基礎。我國長期的官本為思想導致大眾的思想意識仍然是權力大于法律，人們認為執政者的權力依然大于執法者，這種觀念的長期存在使得我國行政程序制度缺乏牢固的社會基礎，如果僅僅靠行政程序規則來實現理性程序價值是過于理想化的。行政程序制度承載著理性、民主、公正、高效等公法價值追求，是行政法治系統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尤其是行政程序制度對理性的張揚，將有利于社會理性精神的生成。但由于我國傳統倫理文化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也注定了行政程序制度理性價值實現的艱難。

二、行政程序中的說明理由制度

當執法者通過一個程序活動而做出活動時，他應當說明做出決定的理由?，F在很多國家都已經實行行政公開制度，也就是以此來證明政府行為的透明度，使之處于人民的監督之下。說明理由制度無論從程序角度還是從實體角度都顯示其合理性，如果裁決者對其所做的決定不能說明理由，就會使公眾產生對法律程序公正性的信心。一個理性的決策者對自己所做的決定應當有充分的法律上的根據，否則人們無從知悉其對所做決定的思考過程。法律注重證據，決策者對自己的決策不能列舉出證據予以支持，這很難使人們得以信服。說明理由可以增強人們對行政程序合理性的信心，這樣人們才能積極的守法，從而達到社會穩定的效果。對于決策者通過說明理由可以使其客觀的解決問題，防止恣意、專斷等主觀因素，以此來保證案件的審判質量，同時也限制了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對于一個程序過程來說，說明理由是一項基本要求，是法律程序體現正義的必要條件之一。

三、聽證制度

所謂行政聽證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權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一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的決定前，就有關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聽取利害關系人意見的程序性法律制度。至今為止，我國有四部法律明確規定了聽證制度。1996年出臺的《行政處罰法》首次引入“聽證制度”。1998年施行的《價格法》開創了我國行政決策領域引入聽證制度的先河。2000年出臺的《立法法》規定以聽證會等多種形式立法，立法聽證為收集全體公民、法人、其他組織以及行政機關的立法智慧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渠道。2004年7月1日施行的《行政許可法》規定法定的行政許可事項應當舉行聽證。2005年5月1日施行的國務院《信訪條例》第31條第2款規定:“對重大、復雜、疑難的信訪事項，可以舉行聽證。聽證應當公開舉行，通過質詢、辯論、評議、合議等方式，查明事實，分清責任。通過這幾部法律我們可以看到我國行政程序法已經日益完善，但也存在以下的不足。要把舉行聽證明確為行政主體的法定職責，如果執法者不履行將會承擔相應的責任，落實責任制會增強執法者的責任感，使其對之做出的決定能進行深入的考量，防止主觀等因素。對于聽證的結果如何對待也應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否則就會只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聽證的實質意義。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行政程序，而且行政程序必須具有正當性。行政立法聽證是行政立法程序的重要步驟和方式，是行政民主化透明化的重要標志。

四、行政自由裁量權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律規范僅對行為的目的、行為范圍等做出一定的原則性規定，而將行為的幅度、方式等具體問題留給行政機關自行決定的行政權力?，F實生活是在不斷變化的，制定再好的法律也不能預測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總會有漏洞，這就需要給行政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由于立法對自由裁量權缺乏一定的限制，導致許多執法者濫用。過多的這種權力的存在必然會導致公眾的質疑，而且隨著矛盾的日積月累會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容易激發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社會的混亂，這就要求立法者和執法者聯合起來制定一些積極的措施避免激化社會矛盾。

綜上所述，在我國行政程序法律改革的過程中應當將行政程序理性作為行政程序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理性的人們沒有理由拒絕程序理性原則。這就要求執法者對其作出的任何決定都要說明理由，根據充分的證據作出理性的決定，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真正實現行政程序法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