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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年初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以“社會管理創新”為主題到兩會上“社會管理創新”議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國社會對社會管理創新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深入分析社會管理創新的社會背景，認真研究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要求，對于我們做好新形勢下的社會管理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社會管理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

一個社會的社會問題出現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社會發展與社會治理不同步導致的一種客觀存在。恰如總書記在專題班上指出“我國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是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征的集中體現”。

那么目前中國社會呈現出一些什么樣的“階段性特征”，這些“階段性特征”將會引發什么樣的社會管理問題呢？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階層群體沖突增加。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相當單一的，就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他們之間的利益是高度趨同的，不僅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甚至直接的沖突都幾乎沒有。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紛紛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與傳統社會階層之間，新的社會階層內部由于利益獲取模式的不同往往會發生各種沖突與糾紛，這些沖突與糾紛極易引發社會問題。農民工因討薪而自焚跳樓、土地拆遷中的暴力爭端等社會性事件，背后其實都是階層利益在沖突。

而且，伴隨著階層分化，社會管理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基本上都要屬于一個“單位”，干部在機關、工人在工廠、農民在生產隊。按單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現在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不再是“單位人”的自由人。對于這些人，僅僅依靠單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

社會狀態更加活躍，開放性、流動性問題增多。目前我國有超過兩億的流動人口，在全國的東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對社會管理提出很大挑戰。傳統的戶籍管理是一個蘿卜一個坑，蘿卜就在坑里邊，而人口流動，西邊的蘿卜跑到了東邊，導致東邊的一個坑里可能有幾個乃至好幾十個蘿卜。相應的社會福利保障、公平正義訴求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治理等一系列問題就由此產生。比如，農民工建設了城市，但卻很難在城市中居住下來，只能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如何調動流動人口建設流入地的積極性，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讓流動人口不至于因心態失衡引發行為失控，已經成為了城市化發展不能回避的緊迫問題。

人口流動還能看得見，信息的傳播與擴散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信息開放與信息封閉狀態下的社會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難度更是天壤之別。在信息不暢通的情況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應對?？墒腔ヂ摼W讓信息迅即甚至呈幾何級數傳播，往往“網下剛冒煙，網上已燃燒”。加之，互聯網還有強大的組織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點聯系也沒有的人在不知不覺間組織在一起形成集體行動。目前中國網民已經超過4億人，虛擬社會不同于現實社會，但它又與現實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虛擬社會的所作所為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既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嶄新要求，又是社會管理創新的緊迫任務。

社會訴求不斷提升，維權意識更加強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溫飽，實現了小康。

但是，在老百姓吃飽穿暖的同時，對黨委和政府的意見卻不少，主要原因在于社會訴求在提高、群眾愿望在升級。我們黨員干部在實現群眾經濟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讓群眾精神小康、政治小康方面準備不足。尤其是隨著社會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準備不足”的問題使得過去不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為了大問題。這正如鄧小平晚年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們過去總認為發展慢了不行，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之后，發展快了問題更多、更棘手、更復雜。

轉型社會價值真空，社會失范引發風險。社會發展可以突變，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卻不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用三十余年走過了西方社會數百年的歷程，既有價值觀已經失去了共識，新的價值觀又沒有真正形成。而一個社會只有存在共同的價值觀才可能產生一致的行動。面對這些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和管理要求，我們用慣了的、會用的、曾經很管用的、數十年來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方法越來越不適應、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如何在新的發展背景下，有效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了必由之路與不二法門。

培育社會管理新理念

思想觀念是行動實踐的先導。社會管理創新亦是如此。新理念、新認識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前提與基礎。

彈性的社會穩定才是本質的穩定。

傳統的社會管理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觀念：只要把社會管住就可以了，社會只要不發生亂子就可以了，只要我們說話社會聽就行了。這種管理理念不能說完全錯誤，而且在歷史上這種管理理念也確實有很好的成效，讓中國社會減少摩擦成本、高度一致、快速往前走方面功不可沒。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社會管理不能再是一言堂、清一色，實際上現在一言堂、清一色也是做不到的。社會管理不是把社會管住、管死，而是著眼于增加社會活力，調動社會積極性，營造和諧有序的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實現社會和諧，總書記在專題班講話中特別強調，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嶄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當然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必要的“管”與“壓”是不可缺少的，但我們一定要記住，“管”與“壓”只能是權宜之計，只能是局部行為。剛性的社會穩定有效也有限，彈性的社會穩定才是本質的穩定。

創新社會管理，功夫在“管理”之外在“服務”之中。對社會管理來說，管理是手段、服務是目的。當然，為實現社會服務確實需要一定的管制與審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歸根結底管理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而不是相反。我們要通過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做好公共服務來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偫碚f：“管理就是服務，我們要把政府辦成一個服務型的政府，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社會服務，最終是為人民服務?！边@句話說出了社會管理的真諦。政府減少審批事項，減少不適當的規制、放松管制，是走向現代社會管理的開始。

社會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會問題與隱患消滅于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

春秋戰國時期，只要是人生的病，不管是多大的病，扁鵲都能治好，所以大家都稱扁鵲是神醫。但是扁鵲卻不認為自己是神醫，說他哥的醫術比他高得多。

人們就奇怪了，從來沒聽說過他哥哥治病啊。扁鵲說因為他哥只治沒有生的病，就是說這個人還沒生病之前，他哥就告訴你有可能要生病了，告訴你如何去保健、養身、調理。這樣的醫術其實才是最高明的醫術。社會管理何嘗不是如此。社會管理者要確立一種理念，對于社會管理中的問題，事后花錢擺平不是功勞，事前花錢預防不是浪費；未雨綢繆顯本事，防微杜漸是功夫。社會管理工作的最高境界要做扁鵲他哥做的事情：“讓人不生病而不是給人治病”；退而求其次，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藥到病除的扁鵲也無妨；千萬不能成為笑話中的庸醫，把病人胳膊上的箭桿剪掉就萬事大吉，“箭頭在肉里，是內科的事不歸我管”。以這樣的理念去做社會管理不僅會誤事，還要惹出大麻煩的。

構建社會管理新格局。

社會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通盤考慮、各司其責、多方共進。我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黨委政府自覺轉型。黨委必須要發揮領導作用，政府當然要勇于擔當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總是赤膊上陣沖在第一線。中國過去的社會管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在那里唱獨角戲。政府走到第一線，這不是什么壞事，這體現了我們政府的責任感和為人民服務，但是面對現代社會的發展狀況，政府老是走到第一線，意味著把政府直接推到了群眾對立面，導致政府缺少必要的緩沖空間。

黨委政府要為社會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留下足夠的空間，鼓勵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動員組織群眾依法有序參與社會管理。

黨委政府的轉型就是把工作重心轉到社會建設上來，通過加強社會建設、做好公共服務為社會管理創新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近些年來，人民群眾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發展型升級，我國公共需求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呈現出增長迅速、主體多元、結構復雜、需求多樣的特點。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需求同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日趨突出。有道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只要我們把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項社會事業做實、做好、做到位，真正讓人民群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讓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社會自然就和諧穩定了。

社會協同需要培育。社會協同在社會管理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要把社會的事務交還給社會，讓社會自己的事情社會自己去做，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當然，目前中國社會的社會組織發育尚不充分，而且對于社會組織的功能定位也需要不斷磨合。比如，社會組織是非政府性的，這一點同樣毋庸置疑，但對這一點的理解與認識要科學。其一，非政府不是政府，不要老想著去做“二政府”，不要總是把眼光盯在從政府那里挖一些行政資源過來。其二，非政府不是反政府，不能故意去與政府唱對臺戲，更不能試圖去取代政府。社會組織對政府的批評是建設性的批評，社會組織對政府的建議是改善性的建議，社會組織與政府的競爭是合作性的競爭。

此外，目前我國社會組織在提高自律性和誠信度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公眾參與期待成熟。社會管理真正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根本的動力是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人民群眾自愿參與的社會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會管理，人民群眾自覺創造的社會穩定才是真正的社會穩定。當然，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有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從公眾“不說話”到“要說話”，這是一個進步，但如何“說話”是大有講究的。我們不一概否定一些群眾性的群體事件所具有的一定的合理因素與正面意義，特別是對于官僚主義、腐敗行為還是有相當的震撼力。但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來看，這樣的行為得不償失，付出的社會成本、社會代價太大。社會公眾應該更多以理性的行為參與社會管理，這樣的參與效果更好，也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