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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誰主張、誰舉證，是行政訴訟責任的規律性分擔規則。”按照這種規則，“當事人只要提出某種訴訟主張，就有責任舉證。當事人提出訴訟主張，但是提不出證據，或證據之證明力度不夠，通常說來，當事人多半敗訴。即當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敗訴。”（見《行政訴訟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頁，劉善春著，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誰主張，誰舉證”不是證明責任分配原則，因為在民事訴訟中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定，僅僅是對提供證據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規定，不是關于結果責任意義上的證明責任的規定。由于舉證責任分配是指對結果責任的分配，《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定根本不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流行的觀點將“誰主張，誰舉證”作為我國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并予以指責，實際上是無的放矢，弄錯了對象。按照這種理解，“誰主張，誰舉證”是提供證據的原則，因而在行政訴訟中只能將其作為提供證據的規則而不是舉證責任的分擔規則來適用。
由于我的行政訴訟法起步較晚，很多理論是直接脫胎于民事訴訟法的。但是，在舉證責任制度上，則又有別于民事訴訟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不管是將“誰主張，誰舉證”理解成舉證責任分擔規則，還是將其理解成提供證據的規則，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行政訴訟中舉證責任對訴訟的后果有著直接的關系，最終影響到審判的結果，也就是承擔敗訴的風險。按照德國學者萊奧.羅森貝克的觀點，“在任何訴訟中，法官的任務均是如何將客觀的法律適用于具體的案件。”“當事人對事件的事實過程的闡述不可能達到使法官獲得心證的程度的情況。法院幾乎每天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樣如此。”（見萊奧.羅森貝克著《證明責任論》第1頁，莊敬華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當事人在法庭上對爭議的事實之陳述均是事后的陳述，法官沒有親臨現場，也不可能親臨現場，因此對于法官的裁決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經發生，也不能被查明沒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法官不能因為對事實問題懷有疑問而使有關的法律問題不予裁決，要么對請求的法律效果已經發生予以肯定，要么對該效果未發生予以否定。此時，證明責任規則就會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訴訟中，爭議的雙方一方是原告，即具體行政行為中的行政管理相對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權能的行政主體。其爭議的焦點不外乎原告對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或者對被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對被告的行政不作為行為不服。如果證明責任規則確定了爭議雙方各自在提供證據證明自己主張上的責任，那么依據該規則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對爭議的事實有一明確的處斷，較快地對爭議作出準確的裁決。
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是指在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應當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否則，將承擔敗訴風險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據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關于證據的規定》）第一條的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提供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關于證據的規定》第二條至第九條還分別對哪些情況下原告和被告應當提供證據以及收集證據時應當遵守的規定。按照《行政訴訟法》及《關于證據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行政訴訟關于舉證責任實行的是有限制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和民事訴訟相比有較大的差別，與國外的舉證責任制度也存在著不同點。下面，筆者試圖結合這些不同點，對我國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進行粗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