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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網(Internet)在全球的迅速擴展與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熱潮在全球的掀起，是世紀之交發生新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最重要標志。因特網從開始建網發展到今天的國際互聯網，始終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體現出當今時代人類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一是因特網的建立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讓比特的存儲、傳輸和應用不受地域、國界等限制，采用開放性結構，實現信息資源共享，這充分體現科學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公有主義(communism)傳統，使其具有開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點。二是因特網建立的核心技術思想是把網絡設計成具有分散式的體系結構，沒有傳統中央集權控制，具有反集權的分散性。尼葛洛龐帝指出：“因為正是這種分散式體系結構令互聯網能像今天這樣三頭六臂。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1](P274)同時，因特網的一個核心技術思想，是使網絡成為一個自主的和自動調節的互聯網，它允許使用不同存儲技術、不同操作系統的計算機互聯，它采用傳輸控制協議和網際互聯協議(TCP/IP)實現不同網絡互聯的標準，成功地解決了不同硬件平臺、不同網絡產品和不同操作系統的兼容性問題。因此，因特網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獨立自主性。三是因特網還為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交流、實現“交流的民主化”提供合適的環境。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這種網絡環境賦予個人更多的權利，它鼓勵和刺激人們去參與想象和革新。”“在Internet網上不存在歧視，人們不可能依據你的長相和膚色做判斷。Internet網不管你是一個500家大公司的總裁，還是一個農民，它都平等地對待每個人的意見，決定誰愿意聽你說話的是你所說的內容有多大價值，而不是你說的主題。”[2]

因特網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如打破地域國家界限的普遍性、共享信息資源的公有性、人際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結構的開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獨立自主性等，可以說是現時代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技術上的表征，是現實社會文化在計算機通訊網上的映射(mapping)。產生于美國這一特定人文環境的因特網，由于其技術上的內在特質，的確是為一種更具開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因特網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和當今的人文社會環境，使得建立在這一技術基礎之上的、正在形成的“網絡社會”引發出一系列矛盾和沖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會問題。只有從認識上、技術上、道德法律建設上正確、妥善地解決所提出的種種人文、社會問題，克服這些矛盾和沖突，才能使正處于形成中的“網絡社會”和“網絡文化”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一、維護網絡安全與堅持網絡的“自由開放”

因特網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和開放性與全民性，它發展到今天，已吸引了上億人在網上相互交流、共享信息。它的用途也從軍事、科研、教育發展到商業、金融等各個方面。今天，大量重要的數字化的信息在公用的因特網上傳送，許多存儲著重要信息的計算機系統也連接到了因特網上。但是隨之而來的，因特網也吸引了一些竊賊、恐怖分子、色情分子、黑客等不法分子，從事種種危害網絡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因此，防止和打擊網絡犯罪活動、保護網絡的安全問題是“對全世界的所有執政者提出挑戰”。[3](P6)

在網絡社會中，人為地利用計算機及其網絡實施危害計算機網絡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網絡犯罪作為一種新的犯罪形式，具有高智能高技術、涉及面廣、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隱蔽性強、動機和目的復雜多樣等特點。據有關方面統計，目前美國由于計算機及網絡犯罪造成的損失超過100億美元，法國約為100億法郎。在硅谷，計算機犯罪正以每年400%的速度上升，能破獲的，只10%。據報道，新千年伊始，在2000年2月第2周，黑客持續三天襲擊了美國雅虎、電子港灣、亞馬遜、微軟網絡等八家大型因特網站，造成短暫癱瘓，據估計，僅是黑客這一大規模攻擊行動所造成美國信息產業的經濟損失大約12億美元。美國思科系統公司副總裁索爾維克在2000年2月15日由克林頓召開的網絡安全會議上說，黑客襲擊事件并不意味著我們面臨著嚴峻的危機，但美國30%的經濟增長由電子商務和信息技術帶動，電子商務創造的產值到2003年將達到1.5萬億美元。因此，現在為“數字經濟”提供堅實和安全的基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這說明，如何防范黑客入侵和攻擊，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予以關注的重大問題。

解決網絡安全問題時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維護網絡安全與堅持網絡的“自由開放”特色的關系。尼爾·巴雷特在《數字化犯罪》一書中指出：“對于黑客的防護仍是一個困難重重的工作，尤其是因為系統操作員處于一個進退兩難的位置，他們既要把自己的系統向自己的用戶敞開大門，同時又要防止侵入行為發生。如果系統的防衛措施太嚴格，系統就會變得太笨重而不便于使用，這樣的系統設計本身就有問題。如果防衛措施太松或管理不善，就會給黑客造成可乘之機。”[3](P61)這里所說的就是網絡的開放性和網絡安全的矛盾，指出解決網絡安全問題時決不要使網絡封閉起來，要繼續堅持開放性原則。有些人在談到網絡安全時，想到的就是將網絡封閉起來，對進入“網絡社會”中來的“公民”嚴加控管。但是如果沒有了開放，沒有了自由，因特網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特網建立時提出的“資源共享”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話。而且，持上述想法的人應該知道，因特網的技術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分散式體系結構”，這種結構使得人們無論通過什么樣的手段，恐怕都難于將這一網絡完全控制起來。克林頓在談到加強世界互聯網安全、防范黑客襲擊時說，他希望互聯網能繼續保持“開放和自由”的特色。我認為這是正確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決網絡安全問題需要從技術、法律、道德諸方面入手進行綜合治理。從技術手段方面加強對網絡安全的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各國都十分重視開發提高計算機網絡安全性的技術，具體包括防止非法存取的技術、查明黑客來路的跟蹤系統、計算機病毒的檢測和消除技術以及數據密碼技術等。但是網絡犯罪等危害安全問題并不純粹是技術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還必須從法律、道德等方面進行治理。

網絡立法是預防計算機網絡犯罪的一個重要手段。法律作為道德規范的基準，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規范內進行活動。由于在網絡社會環境下，危害和破壞網絡安全的犯罪活動具有高技術、高智能、跨國跨地區、隱蔽性強、動機和目的復雜多樣以及危害性大等特點，帶來了立法和執法方面的種種矛盾，出現了許多以前沒有遇過的問題，需要認真解決。可以區分三種情況：一是一套已經存在而制定完善，原與計算機犯罪無關但不需作任何修改便可以應用于信息時代犯罪的法律。例如偷竊內存芯片等有形物品，利有假冒、偽造、仿造的手段進行詐騙等，原有的法律仍然是適用的。就偷竊來說，非法手段取得別人的信息，算不算偷竊呢？根據原有法律對偷竊的定義恐怕就不適用了，因為信息是無形的，而且并沒有永遠剝奪原來正當擁有者所擁有的信息。二是將現有法律加以適當延伸，如通過增加特別條款、修正案或依法官判決案例法加以擴展，再應用于信息時代的環境下。例如，關于計算機網上制作、傳播兒童色情圖片的犯罪行為，在英國1987年制訂的《兒童保護法》中把拍攝或準許他人拍攝下流的兒童圖片視為犯罪，而且視發行、出版這種圖片或有發行目的的行為為犯罪行為。這條法規似乎并不適用于為了個人使用目的而擁有圖片的情況。1988年在這些法律基礎上制定的《犯罪制裁法案》則明確規定擁有下流的兒童圖片的行為是非法行為，而且包括了所有在因特網或電子公告欄上存儲、檢索、發行或制作下流兒童圖片的非法行為，被起訴人包括制作人、收件人以及助長存儲或傳播的因特網服務商或電子公告欄操作員。三是針對原有法律未能全面概括的、在計算機網絡時代所特有的高技術犯罪，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有關反黑客法律的制定問題。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譯音，曾一度被人用作描述計算機狂的代名詞，“黑客活動包括進入計算機系統中不允許進入的區域，或沒有使用權的用戶進入系統”。黑客作為一類行為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統（如UNIX）流行，許多年輕的學生可以隨便使用和研究操作系統。他們當中一些人或出于好奇心，或完全出于娛樂性質，或者是出于想顯示自己的計算機才能，向當局展示他們可以進入其系統。這些黑客大部分情況下攻擊的目的是為了自我挑戰，并沒有任何犯罪動機。因此“在1980年初期的英國，黑客活動并不犯法。那些在自己計算機上企圖讀取其他人計算機或文件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權。”但是，隨著計算機網絡的發展，數字內容的增加，黑客入侵的動機和方式愈來愈多樣化，其造成的危害愈來愈嚴重。主要的有：修改網頁進行惡作劇或流言恐嚇；破壞系統程序或施放病毒使系統陷入癱瘓；盜用服務器磁盤空間建立自己個人網頁或站點，傳播黃色、反動信息；竊取政治、軍事、商業秘密；發動“拒絕服務”的攻擊；進行電子郵件騷擾；轉移資金帳戶、竊取金錢，甚至發展到超越一般貪婪的動機進行恐怖主義的攻擊等。這樣，黑客攻擊，已經從一個天真無邪的、也許相當令人討厭的、年輕計算機呆子的越軌行為，演變成了犯罪行為。這推動著英、美等國家建立他們的反黑客法律。1978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第一個通過了《佛羅里達計算機犯罪法》，這項法律對于計算機侵入、破壞或修改數據等犯罪及其懲處做了規定。隨后美國47個州相繼頒布了計算機犯罪法。1981年成立了全美計算機安全中心，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禁止利用電子計算機犯罪法》。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計算機詐騙和濫用法》，這法案把黑客的非法活動分為四類。1990年英國制定的《計算機濫用法》，用更通用的術語定義了三種特殊的犯罪行為。在中國，自1981年起亦開始注意計算機安全問題，1984年初公安部成立了計算機管理監察局。1987年10月制定了《電子計算機系統安全規范（試行草案）》，1994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隨后又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這些法律的制定，“對涉及到黑客行為的案件，從法律方面做了澄清，尤其是在那些過去曾作為新黑客滋生地的大學。它把這樣的行為從簡單處罰的道德范疇提高到打擊犯罪行為的范疇。”[3](P116)這些法律的制定，為執法機關提供了執法的依據，以便使網絡犯罪分子得到查處、逮捕和治罪。

法律雖然為防止和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提供了一個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講的，由于網絡犯罪具有高技術高智能、跨地域跨國界以及特別隱蔽等特征，使得用常規的辦法和法律手段往往難于制止這種犯罪活動。據統計，英國1990年制定《計算機濫用法》之后至1996年8月總共6年時間，只有40起法律起訴案。由于制止網絡犯罪活動的難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些西方學者認為，制止犯罪惟一真正有幫助的力量是個人的良心和個人的價值準則。因此，在法制之外，強化道德觀念的作用，提高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約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在這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4]

二、信息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

“全球信息共享”是建設信息高速公路和目標，“全民原則”是信息網絡建設的首要的基本原則。但是在現實中真正實現人人利用信息資源的平等化，真正達到“信息共享”、“知識公有”的目標，遠不是一件容易的、僅僅隨著技術進步就能實現的事。“網絡社會”不過是現實社會在計算機信息網絡上的一種映射，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都將在這一網絡上得到反映。有人認為，現實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也會反映到網絡社會中來。進入信息高速公路，對于那些受過更好教育、更有文化、更加富裕的人們自然更加容易，它難免會造成人們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產生所謂的“信息隔離”，而且還可能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擴大信息貧富差距。如果信息和交流使用信息能力被壟斷，信息高速公路將變成“信息高速私路”，這將是極不道德的。因此，如何在網絡建設的決策和政策中，真正做到信息網絡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這也是技術人性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問題。

強調“信息共享”，實現信息網絡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并不是說可以忽視信息生產者、網上信息和服務提供者的正當權益。由于因特網上大量信息和服務被任意免費使用，而且越來越多地被用于私人目的，這就嚴重忽視了信息生產者與網上信息和服務提供者的正當權益，這一知識產權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解決，最終將影響到整個網絡的正常運行。侵犯知識產權問題，是當今社會一個嚴重問題，而因特網這一特殊環境則加劇了其嚴重程度。對于一般社會上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所使用的版權法、專利法和商業秘密法等，在某些方面難于適應網絡這一特殊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待解決問題，如：

知識產權的覆蓋范圍不夠大。按現行規定，版權法只保護作品而不保護事實。問題是，信息網絡中有大量的數據庫。數據庫所包括的事實與通常的事實有所區別：它便于檢索，而檢索算法是高智力勞動的成果；數據收集和加工也凝結著大量智力勞動。而且，現在從網絡中拷貝下一些數據，將其改裝成其他信息產品加以銷售并不困難。這顯然是對原數據庫生產者的利益的嚴重侵害。因此，如何保護信息網絡中的事實數據，是知識產權專家面臨的新課題。現在法律呈現出擴大其保護范圍的趨勢，例如數據庫的保護可能同時包括以下的內容：保護數據內容的選擇、數據協調與安排、數據內容本身。

缺乏軟件的保護方式。現行版權法規定，新軟件必須有足夠的新穎性（與已有軟件差異很大），才有資格獲得保護。對于用戶而言，任何新軟件如果包含一些人們已普遍采用的協議，使用就要容易得多。可是，軟件設計者若部分拷貝別人協議就有侵權的危險，由于害怕侵權，新軟件與老軟件往往面目迥異，給實現信息高速公路的兼容性、互用性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了適應這一新的網絡化世界，需要重新研究軟件保護方式。此外關于建立電子版權標志符，以區分哪些是受版權保護的內容與哪些是可公共享用的內容，這也是當前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來需要解決的問題。[5]

三、個人自由、隱私權的保護與必要的社會監控

個人通訊自由和個人隱私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保障個人自由和隱私不受侵犯應該說是網絡社會健康發展所必須的。但是，由于因特網這一特殊環境，使得在保障個人通信自由和隱私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首先，個人通訊自由與社會責任的矛盾。根據多數國家的法律，每個人都有自由通信的權力，通訊是個人的事情，責任自負。由于歷史原因，人們通常把入網者的網上行為（網絡上傳送信息）看作是屬于個人通信范疇，對其傳送的內容和數量沒有給以限定，只有以大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廣播）的傳播內容和數量給予規定，進行必要的審查和監督，因為大眾傳媒具有更大的社會責任。但是，實際上在因特網上，已經很難區分個人通信與大眾傳媒，一個上網者可以通過網絡上電子公告板、在線交談、新聞組、建立個人和團體網頁以及一對多電子函件等達到大眾傳媒的效果。個人網絡行為的社會影響已遠遠超出個人通訊范圍，其影響是社會性的甚至是國際性的。這就提出了個人在網絡上的行為的社會責任問題，以及對個人的網絡行為的必要監督。但是現有的法律，對于網絡行為的各有關主體（如入網者、網絡服務提供商、站點、論壇主持人、網絡國際組織、政府網絡管理機構等）的權利、義務以及應負的社會責任都沒有明確的規定。當網絡上產生和傳送一些含有非法內容的信息時，誰應該為這一網絡上發送的信息承擔法律責任呢？這困擾著各國政府。英國企圖通過尋求嚴格的“自我管理”方式來解決網絡上非法內容的信息傳送問題，而美國則尋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措施。美國俄亥俄州爆炸案發生以后，當時所有政黨的政治家和新聞界的評論家開始對網站和用戶網新聞小組上所存儲的大量惡意資料，諸如講授如何自制炸彈、制造恐怖事件以及色情圖片等，表示關注并進行了嚴厲的譴責。正是在這氣氛下，1996年由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美國通訊改革法案》，法案中包括了由內布拉斯加參議員詹姆斯·艾克森(JamesExon)所倡導的一條法令，試圖控制因特網和電子公告欄系統上的色情圖片和恐怖主義信息所造成的威脅。艾克森法令對在因特網上傳送“明顯下流”資料做出了限制，而且使因特網服務商(ISP)對管制網頁內容負有直接的責任。對于觸犯這條法律最多可以罰款25萬美金，并且坐牢2年。這項法案簽署后，ISP和民權自由組織立即發起了強烈的抗議活動。ISP認為通過ISP來執行這項限制法是不可行的，因特網和相關的電子公告欄系統上的數據量大得根本無法檢查和檢驗所有數據的“正派性”，因此期望他們能明地里或暗地里控制他們的客戶是很不切實際的做法，他們表示不愿充當Internet警察的角色。民權自由組織則認為，這樣的控制侵犯了人權，這會導致ISP專制，作為成年人，他們在因特網上選擇瀏覽的內容與其他人無關，對于青少年的保護則是父母的責任。為了證明這種嚴格的法律沒有必要而且不切實際，一些ISP同時提供了家長控制軟件，為家長提供技術手段，制止對那些已知含有不良信息的網站的訪問。當時整個因特網上，成千上萬的主頁都裝飾了藍色帶狀圖案作為對此法令的抗議標志。不僅如此，ISP、美國民權自由工會、電子領域基金會以及其他抗議組織還聯合發起了上訴。結果在1996年6月，艾克森法令簽署短短幾個月之后，三個聯邦法官支持這一聯合上訴，宣布這項法令非法，其理由是因為這項法令是不符合憲法的。從這一法令引起的激烈爭論以及最終被宣布為非法而取消的結果來看，如何在網絡環境下既保護個人通訊自由，又使網絡使用者和有關方面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對網絡上傳播的內容加以必要的監控和限制，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看來同樣需要從技術、法律、道德等多方面進行努力。其中努力提高“網絡社會”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自律的能力，以及發展一種因特網自治的管理方式（一個用戶的不良行為受到許多其他用戶的譴責）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個人隱私權的保護與社會安全的矛盾。信息時代個人隱私權保護問題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起來。這是因為，由于電子信息網絡深入到社會生活諸方面，人們在網絡上工作、娛樂、交往以及購物消費等，而網絡服務提供商和網絡服務站點，為了收取入網費和使用費，需要詳細記錄其客戶的行蹤；商家也要詳細紀錄顧客為獲取有效服務而提供的各種個人信息；而政府也總可以找到各種充分理由（如為了社會安全、為了更好的醫療保障服務等）要求公民提供個人信息。同時，由于電子信息網絡信息收集的便利性而使得個人生活被全部細致地記錄下來，若加以匯總和分析，個人身體狀況、喜好、習慣等個人隱私將暴露無遺，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這些個人數據不能有限制地使用，個人隱私權將受到極大侵犯。這是信息網絡發達國家對個人隱私權保護特別關注的原因。為了抗衡濫用信息性權力對個人自由和隱私的侵犯，基本上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立法，二是加密技術。在立法方面，一些國家都從法律上設立了數據保護與隱私保護的規則，其基本原則是，在公共領域，處理個人數據應依法進行（因此也是基于民主一致）；在私人領域，處理個人數據應基于與個人協商一致。英國1984年的《數據保護法》規定數據使用者即收集、存儲或使用數據的機關組織必須對他們收集的數據和相關資料注冊，注冊以后，數據使用者必須遵守八項保護原則。1995年10月的《歐洲共同體數據保護指導案》中對于原來的《數據保護法》中存在問題又給予了改進。這些法律對個人信息提供了一個比較全面保護的措施。美國由70多家有關公共利益的組織構成的、其宗旨在于幫助引導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通信圓桌會議也提出：“隱私權應該受到慎重的保護”，他們的觀點是，把為特定服務需要收集的個人資料限制在最低范圍內，與其他高速公路上的旅行者分享這些信息應該得到當事人的允許；任何個人都能夠對以本人為主題的文件進行自由檢索并加以更正。199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個人隱私保護法（代號HR184），該法案提出要成立一個國家隱私權委員會，負責監督隱私法的實施情況。這些法律都為正確解決好個人隱私權保護和社會安全的矛盾，協調個人隱私保護與社會必要監督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正確的原則。不過，在什么情況下公眾和政府可以收集、存儲、調閱網上個人信息？這些個人信息范圍應多大？在實施中仍然有許多爭議。在加密技術方面，是否應該通過加密技術來保護個人隱私，應如何運用加密技術，在個人和商業機構與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爭論。個人和商業機構需要隱私、保密和安全，極力贊同加密技術，而政府則借口為防止犯罪和保護國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對加密技術，或者主張由政府設計和提供的受政府控制的技術手段。白宮信息技術首席專家、加密技術政策起草者米歇爾·尼爾松(MichaelNelson)認為，公眾用來保護隱私的較好的加密技術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非法活動。為解決這一兩難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法律實施機構和情報機構能有效地進行工作，即對加密技術增強控制。美國國家安全局曾提出了一份“有條件加密標準”，希望通信和計算機行業遵守，設備制造廠將在設備上安裝一塊“剪刀芯片”(clipperchip)（通常稱主加密芯片）作為標準加密器件，如此加密的信息要有兩個90個數字的二進位數字作為解密碼，標準規定一個解密碼存儲在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另一個存儲在財政部自動化系統局。聯邦調查局及其他聯邦政府人員可以“竊聽”你認為因加密而安全的電子通信。但這一建議立即遭到反對，有數萬網絡用戶和其他用戶聯名簽署請愿書，反對使用“剪刀芯片”。看來如何從技術上、法律和道德建設上既能使個人自由和隱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護，又能為社會安全或公眾利益在適當的范圍內，運用適當的方法和手段，實行必要的有效的社會監控，求得某種平衡，仍然是今后網絡建設需要認真探討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四、全球網絡中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因特網的迅猛擴展，正在打破地域、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電子信息網絡。通過這一網絡，人類的交往擴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圍，大大增強了各國人民之間、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它正在為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上走向和諧、為各種文化走向融合以及為減少和避免彼此間的對立和沖突提供了現實的基礎。但是，全球電子信息網絡的存在和發展，相互交流的增加，只是為增進相互了解、尋求逐漸消除或緩和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方法提供了機會，本身并不意味著沖突的解決。事實上，各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某些矛盾和沖突，在網絡全球化的環境下，比原來范圍更加擴大，內容和形式更加多樣化，出現次數更加頻繁，而且某些方面的沖突的程度更加尖銳。以致有的人又十分敏感地在談論著“文化帝國主義”、“信息殖民主義”和“新的一場網絡世界大戰”的危險來了。

究竟如何認識網絡世界中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心態、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來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這對推動我國信息網絡的建設和全球電子信息網絡的發展，推動全球文明的進步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網絡世界中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可以說是原有的國家、民族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諸方面的矛盾的繼續。他們有的是基于不同國家民族在經濟或政治、軍事方面的利害關系之上產生的沖突，特別是某些國家和民族，利用其在科技、經濟、軍事方面的優勢，企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謀取霸權所導致的沖突；有的是基于文化上的差異、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所產生的，其中有的是由于文化、語言等不同造成的隔閡、猜忌和沖突，有的則是某種文化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有意地宣傳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攻擊與己不同的或敵對的信仰和思想，向非已的文化環境中“植入”自己的信仰、價值觀所導致的沖突。這些沖突在信息時代，在網絡世界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里大家談論得比較多的就是所謂“信息殖民主義”問題以及西方文化與非西方的本土文化碰撞和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

（一）關于“信息殖民主義”

近來，有的學者提出了在信息時代，在電子信息網絡的發展中，國家、民族之間矛盾沖突的一種新表現，這就是“信息殖民主義”。何謂信息殖民主義？根據有關學者的說法，就是指某些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國家，利用他在信息資源及其相關產業的壟斷地位，對信息技術領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實行信息技術控制、信息資源滲透和信息產品傾銷，以達到相應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目的，這就是所謂的“信息殖民主義”現象。在信息時代，信息已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信息產業已成為國家支柱產業，信息安全成了最重要的安全要素，誰沒有信息安全，就沒有真正的國家獨立和主權，就沒有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安全。因此，信息和網絡成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技術、經濟先進的國家和民族會通過這一新的征服工具對技術經濟落后的國家和民族進行新式的“入侵”和“殖民化”。雖然我們不能說，新的一場網絡世界大戰就要來臨了，我們馬上就會淪為某些信息科技強國的殖民地了，但可以預計，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對信息的操縱與反操縱、滲透與反滲透的斗爭，都會存在，而且會是十分激烈的。面對這種形式的“入侵”和滲透，信息技術和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信息網絡，開發自己的信息資源、發展自己的信息產業，拓展自己的信息空間，爭取在網絡世界中的獨立自主地位，就成了這些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因此，提出“信息殖民主義”這一問題，對于我們認識在現代信息科技革命中，在信息網絡建設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提高我們的警覺，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二）“文化霸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保護

世界上各個民族在其所處的特定地區、特定環境中，在各自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成各自獨特的生產和生活習慣，并作為傳統相襲延續下來，使得世界文化花園呈現五彩繽紛萬紫千紅的景象。在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由于歷史造成的格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處于“先導”和“主流”的地位。由此也產生出一種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不承認異質的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價值。在世界文化發展中也導致了西方文化與各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的長期沖突。

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倡導的文化，獨霸網絡世界的局面，在相當長時間內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是計算機信息技術發源地和最先進的國家，被稱為信息高速公路雛形的因特網誕生于美國，英語是國際互聯網的通用語和特別通行證。目前在因特網上用戶最多的是美國，當今世界上擁有電腦最多的是美國。美國所處的這種特殊的信息優勢地位，更激發了某些人獨霸世界的野心。他們有的人毫不隱晦地聲稱，美國的信息優勢是“未來的權力源泉”，“能為維持在聯盟或特定聯合體中的領導地位提供一種新的方式”。信息優勢是“美國重要的力量放大器”，利用它能防止中國、俄國及其他大國“對美國產生敵意”，能“防止像伊朗、伊拉克這樣一些具有敵意的國家變得強大”；“它還能支持生活在非民主國家的人們爭取民主”。聲稱要“利用自己的國際商務和電信網絡優勢來突出美國的理想、意識形態、文化、經濟模式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加強向剩下的共產主義和權威主義國家傳播民主”，“防止新的脆弱的民主政權倒退”[6]。因此，在網絡世界中，我們將會看到，文化霸權主義者，“會駕駛他的戰車橫沖直撞，對與他們異質文化橫加鞭撻。他們會充分利用網絡給他們帶來的一切便利，到處去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風格，他們會毫不顧忌其他異質文化的特點，試圖去‘說服’別人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接受他們的文化理念。當遇到阻礙的時候，西方文明會采取各種方法去‘融解’它，同化它，直到摧毀它”。[7](P115)這樣，對于處于信息劣勢的非英語國家來說，面對著外來文化的沖擊，民族文化和語言的保護，就成了一個必須十分注意和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語言是特定文化的載體，是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象征。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語言，整個民族事實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因為此，在全球信息網絡環境下，如何處理好外來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倡導的文化）同本土民族文化之間沖突，保護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正在引起發展中國家和某些非英語的發達國家的關注。有些學者提出了警惕“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的問題，主張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開通以后的網絡世界中，各個民族的文化都應有權得到發展，共同為人類繁榮做出貢獻。為了保護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迫切需要創造一個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環境，建立公平競爭的規范，使各個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競爭、相互推動下共同發展。

在全球信息網絡化的環境下，中國同樣面臨著如何處理好外來西方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關系以及保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優秀成果并使之發揚光大的問題。這一問題愈來愈引起來國內學者的關注，并發表了許多值得重視的建設性意見。[4][8][9]

談到網絡世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時，有兩點須要提出來討論：首先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信息網絡時代中的巨大生命力要有高度的自信心。現在有一部分人面對信息網絡世界中西方文化（或者說美式文化）強烈沖擊，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現出了過分的憂慮。這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獨特的部分，她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輝煌的貢獻。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由于本身具有自組織能力而綿延幾千年不絕。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著西方文化所沒有的優點和特點，正因為此，使得今天西方某些有識之士目光轉向東方，試圖從中華古老文化傳統中尋找引導人們走出“人類困境”的啟示。況且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是“融化于其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模式中的遺傳基因”，是隱蔽在一個民族心靈深處的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宗教情緒、價值觀念、民族精神等因素的總和，不會輕易被“連根拔起”。新晨

其次，我們要用開放的、兼容的心態來對待中西文化沖突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問題。正如金吾倫先生所說的：“保護民族文化，不是像對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樣把它與周圍世界隔開來。相反，一種文化只有與時代相適應，不斷地更新和發展，又不失去自身傳統的特色，才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種根深葉茂的文化。它需要在與外部環境、外來文化的不斷撞擊中得到錘煉、得到發展，亦即在發展中生存，在發展中繁榮。”[4]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歷史上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過輝煌的貢獻，但應該看到，由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在近代歷史上，沒有生長出現代科學技術、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現代西方文化發展中由于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失衡造成了各種現代病癥，使得一些人的目光轉向中華傳統文化，固然說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對于推動人類當今和未來的文明進步仍有著積極的意義和寶貴的價值，但是對此也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一‘轉向’并不意味著‘科學文化’失敗了，需要用古老的中華文化取代之。而是說，它可以作為一種‘制衡劑’（或可以說是‘解毒劑’）而發揮作用。進而，在這兩種文化的碰撞、相互作用和交融中，有可能展示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人類文化的發展前景。”“我們是在對西方理性之片面性予以補充，以致在碰撞融合中產生新的文化方向這一角度來談論其意義的。因而，這只意味著開放、寬容而不可再投入到封閉的、愚昧落后的環境中。因為單有中華傳統文化是不可能造就出現代文明的。在當前，我們著重需要的是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技術，吸收建設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需的西方文明成果，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緊密結合起來。”[4]這是我們在網絡時代對待中西文化沖突，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

【參考文獻】

[1]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Internet網能為你做什么[J].國外科技動態，1997(1):5-9.

[3]尼爾·巴雷特.數字化犯罪[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4]金吾倫.信息高速公路與文化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1997(1):4-15.

[5]方在慶.信息社會要“變法”.中國科學報，1997-03-05(2).

[6]［美］丁·奈伊.美國的信息優勢[J].國外社會科學，1997(1):79-82.

[7]嚴耕，陸俊，孫偉平.網絡倫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8]李蔭榕，陳玉霞，董嵩斌.關于網絡時代民族文化保護的思考[J].學術交流，1999(4):156-158.

[9]王曉春.論網絡對民族文化發展的影響[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