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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以語義分析為方法

“規制”來源于Regulation的英文日譯，但在中國，也有許多文章和書籍采用“管制”或“監管”的譯法。筆者認為，“管制”一詞較為生硬，在中文中使人容易聯想為政府用行政手段和命令直接對微觀經濟主體進行強制性的管理。從這種角度來看，它是與戰時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相對應的范疇。而“監管”一詞的行政強權色彩也比較濃厚，不比“規制”一詞，詞意較為中性和溫和，非常傳神的表達出Regulation中“基于規則進行控制”的原始涵義，它強調了政府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以行政手段為輔，并通過法律和規章制度來約束和規范經濟主體的行為，它是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范疇，故將Regulation譯作“規制”更為妥貼。

政府規制是由英文GovernmentRegulation或RegulatoryConstraint翻譯而來，意為政府運用法律、規章、制度等手段對經濟和社會加以控制和限制。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政府規制這一概念進行了研究和探討，歸納起來，可以得出政府規制的基本特征有：第一，政府規制的主體是政府行政機構；第二，政府規制的對象是微觀經濟主體；第三，政府規制的手段是國家法律和法規；第四，政府規制的目標是直接控制各類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動；第五，政府規制可分為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兩部分，其中經濟性規制是針對自然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所進行的市場資源配置手段，而社會性規制處理的則主要是以增進社會福祉為根本目標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規制是政府部門依據一定的規則或限制直接對微觀經濟主體及其活動進行規范、約束和限制的行為。與GovernmentRegulation或RegulatoryConstraint不同，Self-regulation在詞匯上明顯有了一個主體性的轉換。自我規制，是作為政府規制的對立面來看待的，意思就是社會（市場）主體在法律的框架下或基于社會規范對自身的經濟活動進行自律規范——這里的市場主體，既可以是私人企業，也可以是非政府組織。

既然自我規制的發生在于強調尊重市場主體在某些職業技術領域的自律規范，那么如何從公法的視角加以研究呢？根據德國法學者的一般見解，對自我規制有如下定義：“（社會自我管制——即自我規制，筆者注）是個人或團體本于基本權主體之地位，在行使自由權、追求私益的同時，亦志愿性地肩負起實現公共目的之責任。”可見在德國公法理論中，自我規制在理論上與政府規制處于對立位置，而不同于當國家處于規制者地位，對規制對象進行他律性的措施，自我規制則屬于規制對象自身內部的自律行為。此處有兩點不可忽視：自我規制是在追求私益同時的志愿性行為；自我規制負有實現公共利益的責任。第一，志愿性。它是指個人或團體是否進行自我規制，具有決定的自由，即使自我規制有法律規范上的基礎（哪怕只是法律精神），或者國家以指導性的行為引誘市場主體進行自我規制，個人或團體也應當保全自我規制的選擇權，即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義務。從程序角度考察，政府權力在此有所退縮，而保留私人先行決定是否自我規制的選擇自由。第二，公共利益取向性。私人作為一個市場中的自由主體，并沒有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定義務。反之，政府規制的所有行為因為有了行政權力的后盾，必須始終以公共利益作為考量的標準，并且只有為了公共利益的實現，才可以作為政府規制的正當性事由。而自我規制作為與政府規制對立的規制手段，要求非政府性質的主體透過私人行為來實現公共利益。

二、比較：與其他相關概念的界分

（一）放松規制

放松規制起源于政府進行全面規制的低效率和其他種種弊端。放松規制與市場競爭機能有密切的關聯性，它是為了克服政府干預市場的障礙，以及廢止不符合市場技能的法律規范，從而創造出強化自由市場的競爭機能。因此，凡是任何取消或者減少對私人經濟活動產生干預的行為與措施，以及將私人經濟主體從高密度的競爭中加以釋放的行為，都屬于放松規制的內容。因此，一般而言，自我規制被視為國家放松規制的一種類型，在學說討論上通常被相提并論。自我規制要求的僅僅是規制目的的實現從國家強制手段更換為社會的自我規制。所以，自我規制的重點在于提升規制的效率，而并非完全放棄政府規制或不予規制。因為，在法治國家的語境下，真正的完全放棄規制并不存在。而自我規制中更重要的一個原則在于，一旦自我規制有失靈的現象，就必須對之再次進行政府干預——此時，國家必須承擔起一種最后的決定責任。特別是涉及到健康、安全等領域，政府對于其中存在的自我規制的規制會呈現加強的趨勢。

（二）公共行政民營化

作為行政國家，原本屬于個人行為的自由空間受到越來越多公法制度的干預，公法已經取代私法成為調整市民社會基本關系和公民基本日常生活的主要規則體系。“國家或政府越來越依據自己手中的權力去干預經濟生活，將個人納入一個社會的政治網絡之中，每個人的私人特性蕩然無存，國家的控制力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它不但統轄人們的外部生活，甚至滲透到每個人的內部心靈。”隨之，各國的民營化風潮開始席卷現代國家。但公共行政的民營化并不在于國家從既有任務全面退卻，國家只是不再親自執行，他們將執行任務交給私人，自己則從執行者轉換成規制者與擔保者，傳統公私二元分離的關系也開始轉變為伙伴與分工關系，“它僅僅表明私人部門對某些公共行政事務程度不同的參與”。而自我規制強調的是私人經濟主體在行使自由權利、追求私益的同時，達到公共利益的實現。這里的規制者和規制對象具有同一性，并不同于公共行政的民營化采取的一種類似委托的行為。再者，民營化更傾向于一種為了減輕政府財政，透過民間資源而協助公共利益實現的“公私協力之行為”，與本文的自我規制實屬不同。

三、基礎：自我規制存在的合理性論證

（一）社會契約理論的支撐

有學者認為自我規制主體制定自律規范的權力從本質上看，是源于該主體的自主性權力，不需要國家的特別授權，但是又認為這種根據自主權制定的自律規范只具有內部的、紀律上的約束力，而沒有得到國家認可的國家強制力，因而需要得到國家授予其法的強制力。但筆者不以為然，自我規制的性質必須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予以認識，在當今各國都在強調經濟安全的情況下，而政府的合法性也在其經濟治理的績效中凸現出來，尤其在我們這一個對“全能型國家”的改革階段而言，強調社會的建構必在情理之中，社會法制度就包括私人的自發形成的規則或實踐。因此，自我規制實際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能夠調整其內部組織或成員的一定范圍內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并非只有內部的、紀律上的道義約束力。這種公共性的約束力，正是來源于一種社會契約性質的民主機制，從而可以產生良好的自我規制。

（二）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作為公法的法律原則之一，在于探討如何利用最少、最經濟的資源投入以達到實現特定目的的最佳途徑問題。現代國家之所以要采取自我規制的手段，其首要目的正是在于利用私經濟主體的自愿性與民間資源，來實現國家所預定的公共利益性質的規制目標，其中，很大一部分目標，依靠政府規制自身，無法實現投入與產出的最大化體現。英國著名的學者奧格斯這樣評述自我規制：“有大量主張表明，至少在職業規制領域，自我規制機構相比公共的獨立機構，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規則制定者。首先，自我規制機構在相關領域往往比獨立管制機構掌握更多專業和技能上的實踐知識，也更具有革新意識，因此制定及解釋標準的信息成本更低。其次，也因為同樣的理由，監管和執行成本也大大減少了，減少的還有從業者與規制者接觸的成本，可以假定這種互動可能因相互間的信任而得到加強。再次，自我規制機構的程序以及制定的規則，相對正式的規制體系要更靈活，因此可以節省標準修改的成本。最后，其行政成本一般內化在受規制的交易和活動中，而獨立的公共機構的行政成本則往往由納稅人承擔。”

（三）輔助性原則

輔助性原則來源于德國法，它的靈魂在于：基于成熟的市民社會，個人自由權（如經濟自由）應當首先得到尊重，而國家權力則處于輔助、補充的地位。“輔助性原則結實了社會及國家應立于補充與協助個人之地位，并且即使是歸屬于國家之任務，亦應盡可能將其優先交由較低層級之組織機構執行。換言之，輔助性原則揭示了個人或小單元在整體社會、國家結構中，具有行為優先權。”輔助性原則遵循的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哲學，它可以從消極與積極兩個層面來加以理解。其一，在消極意義上，當私人主體對某項事物具備處理能力時，應當意味著政府規制不得隨意加以限制，讓私人主體可以自我規制，以自我負責的方式參與市場機制的運行。其二，在積極意義上，當私人主體無力或無法完成自我規制的任務，政府就不能消極的不作為，坐視公共利益遭受損害，而是負有積極支援的義務，通過規制的方式參與其中，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接手，將相關任務轉移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