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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全球化對堅持和完善我國政黨制度提出的新課題

經濟全球化雖然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但它給政治、社會、文化帶來的影響卻不容忽視。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它對國家的挑戰要大于對社會的挑戰，對政治的挑戰要大于對經濟的挑戰，對執政黨的挑戰要大于對政府的挑戰，對意識形態的挑戰要大于對一般生活觀念的挑戰。我國加入WTO，是融入全球化的一個歷史性標志，意味著我國將在更大的范圍、更寬的領域、更高的程度上進行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一系列深刻變革，給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帶來了新的課題和嚴峻挑戰。

第一，國際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使我國的政黨制度成為國際敵對勢力“西化”的主要目標。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是深深根植于中國土壤的新型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但作為一種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它的產生、完善和發展，必然與國際國內政治斗爭相聯系，并發生相互影響。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形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之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和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實行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圖謀，就是妄圖用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取代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我國面臨的政治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國際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過去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長期對峙，到社會主義進入低谷，資本主義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使社會主義運動遭到巨大挫折，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紛紛喪失，社會主義國家改變了顏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二戰后形成的“兩超爭霸”政治格局變成“一超多強”或“一超獨霸”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作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政黨制度作為新型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則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在全世界推進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大障礙和主要目標，千方百計地進行“西化”。另一方面，我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時期，我國實行“一邊倒”，主要是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關系，對外開放也主要是向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放，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則處于對立和斗爭狀態。20世紀70年代后，才開始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進行有限度地開放與合作。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斗爭格局的改變，我國從封閉半封閉狀態到全方位開放，從主要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到對世界各國開放，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也從過去的主要是對抗斗爭發展到如今的既合作又斗爭。在與西方國家發展關系時，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政治制度、民主方式等，不可避免地會對我國各政黨、各階層、各團體造成影響，對我國的政黨制度產生碰撞和沖擊。因此，國際政治格局和政治斗爭環境的變化，將使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堅決反對和抵制西方的議會制和多黨制，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更嚴峻的形勢。

第二，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要求我國的政黨制度具有更大的政治包容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與我國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是緊密聯系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到90年代初期，我國基本實行的是由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構成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我國的社會結構也比較簡明，基本上是兩大階級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社會成員差別不大，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基本相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所有制和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使我國社會在一致性增強的基礎上出現了多樣性發展的趨勢。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變化，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不斷涌現，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6個新的社會群體。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也多樣化了。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情況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將會導致國家和社會分離的趨勢，成長出一個所謂的市民社會，進一步加大了國家控制和管理社會的難度。[1]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和各種團體，目前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發展很快，他們與新的社會生產力相聯系，具有很大的社會活動能量和強烈的參與愿望。政黨制度是實現和引導社會各方面成員實現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重要保障。如何適應我國社會這種一致性增強基礎上的多樣性發展，擴大和容納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各方面的政治參與，把他們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訴求納入我國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就成為堅持和完善我國政黨制度的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

第三，我國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發生了重要變化，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成為堅持和完善我國政黨制度的核心問題。堅持、完善和發展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實質，就是對社會成員的民主意識、參與活動的保護、疏導、規范和實現。我國的政黨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體現。它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具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華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內涵。它既體現著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也體現著我國社會各成員的民主愿望、發展水平和參與方式。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文化的傳播，必將把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取向傳播到全世界。[2]全球化帶來的文化的普遍主義和“西方中心論”，將對我國的本土文化和價值構成強烈沖擊。信息的社會化和互聯網的迅速普及，使西方的民主觀念和政治制度輕而易舉地突破國界，在我國社會成員之中廣泛傳播。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和競爭意識不斷增強，將對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別是新一代社會成員中，不少人對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發展的歷史不熟悉，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我國的基本國情及政治發展了解不深。而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產生于西方，一些國家在幾百年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模式，也產生了與此相關的影響深廣的各種學說。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面前，他們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民主和政治模式，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把西方的“多元民主論”、“政治多元化”等理論搬入我國，對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提出不符合實際的甚至錯誤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世界與中國的結合上進行理論創新，令人信服地回答我國的政黨制度為什么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為什么要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多黨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礎，為什么我國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如何正確處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與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關系，如何在多黨合作中求同存異、體諒包容、共同致力于現代化建設事業等，都將成為堅持和完善我國政黨制度的新的歷史性課題。

二、我國政黨制度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

中國共產黨與各派的團結合作，始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之中。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各派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自覺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加新政協，共同創建了新中國，正式形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同志從中國社會的基本特點出發，深刻分析了前蘇聯實行一黨制的弊端，對“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作出了歷史性的回答，明確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使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制度一起，構成了我國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和政治大廈的主要支柱。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根據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科學闡明了派的社會基礎和性質，明確指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和優點，豐富和發展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推進，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和各派的參政黨地位，規范了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內容和方式，使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逐步走上了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并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將“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納入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在世紀之交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同志根據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又概括了我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衡量我國政黨制度的主要標準，闡明了派進步性、廣泛性的內涵，明確了保持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是多黨合作的重要原則，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把廣納群言、以收眾益作為左右銘，進一步豐富、完善和發展了我國多黨合作的理論，為新世紀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指明了方向。

我國政黨制度建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國民經濟恢復、抗美援朝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到保持團結穩定的社會政治局面，從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到實行“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都凝結著多黨合作的功績。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我國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偉大祖國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到200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美元，名列世界第7位，國際貿易總量名列世界第6位，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為我國在新世紀的更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光輝成就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與此同時，我國政黨制度也實現了兩次“歷史性轉變”：一是實現了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各派由過去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與共同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二是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各派由新民主主義的政黨轉變為與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政黨。[3]由于我國政黨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國土壤，符合時展方向和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因而在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的和平演變中紛紛落馬，被迫實行西方多黨制，共產黨領導和執政地位喪失，社會主義制度被改變的情況下，我國政黨制度卻以巨大的優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政黨制度獨樹一幟。

但我們也要看到，面對洶涌而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深刻變化，我國的政黨制度也有一個如何適應和完善發展的問題。

其一，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中，無論是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還是作為參政黨的派，都有一個進一步適應和實現角色的問題。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后，一直是作為奪取政權的革命黨，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成為執政黨。在半個多世紀的執政中，共產黨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基本實現了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但是，由于多種因素，對黨的執政規律還了解不深，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改變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現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還需要在實踐中深入總結和探索，切實做到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執政興國、執政為民。各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黨與共產黨合作的。新中國成立后，派成為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和參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但并沒有明確派的參政黨地位，特別是由于反右斗爭擴大化和等政治運動，派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受到嚴重傷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明確了派的參政黨地位和“一個參加、三個參與”的參政基本點，參政黨作用逐步得到發揮。由于這些歷史和現實原因，使派對參政黨的性質、參政黨的建設、參政黨作用的發揮等，在認識上還不深刻、不全面，在理論和實踐中還不完善、不充分，要成為適應新世紀多黨合作需要的參政黨，還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其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運行機制，還需要進一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進行制度建設和創新。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社會民主化，進一步提高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程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是保障和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是比資本主義更為優越的民主，所以不存在用西方民主取代我國人民民主的問題，也不存在用西方多黨制取代我國政黨制度的問題。但如何使我國的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在現代社會中更好地體現和實現人民民主，則需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進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和運行機制，建立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形成于封閉半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在全方位、寬領域、大縱深開放的新的國內外環境中，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內容、形式、程序、方法、途徑等，如何更加科學、合理和有效，在表達社會各方面成員的政治愿望和實現政治參與上，在促進國家重大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上，在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上，發揮新的更大的作用，還需要我們認真改進和完善，努力在符合我國國情、繼承優良傳統和適應時展、促進社會進步的基礎上實現制度創新。

其三，派的民主監督作用，還需要從我國多黨合作的長期存在和健康發展，建設政治文明的高度進行準確把握和充分發揮作用。民主監督是派的基本職能之一，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派的民主監督不同于西方國家政黨的監督，也不同于我國的法律監督和行政監督，其基本形式是提意見、作批評，是一種具有廣泛性、靈活性、建設性的“柔性”監督。由于這種監督不同于西方反對黨搞垮執政黨的政治反對，由于我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的遺毒，還由于執政黨內一些領導干部接受監督的意識缺乏，目前我國派的民主監督力度還不大，還存在隨意性大、約束力不強等現象。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的沖擊和西方民主政治的滲透和影響下，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和社會成員民主意識的增強中，我國派的民主監督問題很容易出現偏差。比如，有的認為民主監督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有的提出民主監督也應像西方反對黨那樣對執政黨和政府進行質詢和彈劾；有的還要求“民主監督法律化”，搞超黨派的“民主監政會”等。如何使我國派的民主監督更加切實有效，更好地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推進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政治文明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還需要深入實踐和總結探討。

三、努力實現我國政黨制度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

經濟全球化提出的新課題，我國政黨制度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都要求我們在新世紀，以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在堅持歷史傳統、自身特點和政治優勢的基礎上，努力適應時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積極從理論、制度、機制、功能、內容、方法等方面進行完善、發展和創新，逐步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使我國政黨制度始終保持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提高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水平。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以共產黨的領導為前提和核心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是我國政黨制度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派積極性和創造性，不斷增強凝聚力和影響力的根本保證，也是我國政黨制度區別于西方多黨制的一個根本特點和優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戰略，攻擊我國的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其核心和實質就是反對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我國政黨制度要適應時展和社會進步，實現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最根本的也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著眼時展和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對黨的領導和執政提出的嚴峻挑戰和嶄新課題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新發展，是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強大武器。因此，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黨制度，首要的就是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黨的建設，提高現代社會條件下的領導和執政水平。在多黨合作中，共產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各派有憲法規定范圍內的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和法律地位平等。這就要求在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中，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與時俱進、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必須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進一步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用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正確的決策來實現正確領導；必須適應依法治國的根本方略，探索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等弊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必須寓黨的領導于民主協商之中、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之中、對參政黨具體的支持和幫助之中，以各派對共產黨的充分信賴和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貫徹執行來實現黨的領導；必須堅決克服一些人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上的模糊認識，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妄圖取消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圖謀，決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

(二)根據派的傳統和特點，努力建設適應新世紀多黨合作要求的參政黨。多黨合作是以派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的，派自身建設水平影響和決定著多黨合作的水平。在我國政黨制度中，派是與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沒有參政黨自身建設的不斷加強，就沒有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鞏固完善。進入新的世紀，多黨合作面臨新的形勢和任務，派成員整體性的新老交替基本完成，派的社會基礎發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共產黨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正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加強執政黨的建設，從而使加強派的自身建設、努力建設適應新世紀多黨合作要求的參政黨顯得日趨重要而迫切。派是政治聯盟性質的政黨，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的統一。它與共產黨既有共同性，又有差異性。在建設適應新世紀多黨合作要求的參政黨中，雖然不能像共產黨那樣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但也要學習貫徹“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派的自身特點、優良傳統和歷史使命著眼，全面加強思想建設、領導班子建設、組織建設和機關建設，努力提高參政水平。一是把思想建設作為派建設高素質參政黨的中心環節。支持和推動派要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增強貫徹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的自覺性，深化對參政黨地位、性質和歷史使命的認識，自覺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鞏固和發展多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二是要以政治交接為主線加強派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推動領導班子成員學理論、講政治，不斷增進對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的共識，增進對我國國情和政治制度的共識，自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事關大局、事關政治方向以及根本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是非分明，保持清醒頭腦。三是要著眼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加強組織建設。引導派在組織發展中，堅持政治標準，注重政治素質，建立健全組織發展程序，嚴格把好入口關，防止片面追求年輕化、單純追求數量的傾向。結合黨派地方和中央換屆，發展一批素質好、層次高的人才，為鞏固和發展多黨合作提供堅實的組織保證。四是要加強機關建設，特別是配備好關鍵崗位的主要負責人，加強對機關干部的科學管理和目標管理，把機關建設和機關工作推進到一個新水平。

(三)著眼制度建設和創新，努力提高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水平。制度建設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辛亥革命后中國模仿西方搞多黨競爭的最終失敗，證明西方多黨制不適合我國國情和政治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充分證明它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優越性的政黨制度。所以在多黨合作的制度建設和創新上，不是要另外創立什么新制度，也不是要制定政黨法或民主監督法，而是要適應開放性、多樣化的社會發展，從內容、方法、程序上進行完善，使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得到切實落實，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一方面，要在深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的基礎上，對這些年來中央和各地在多黨合作中的好做法、好經驗進行總結升華，上升為制度規范；另一方面，要著眼經濟全球化對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的變化，著眼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逐步改進那些不適應現代社會的東西，建立健全相應的配套措施，形成比較完善的政策、制度和程序體系，使多黨合作始終充滿活力。在具體工作中，一是要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法規的制定，重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問題的決策，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和司法機關等方面重要領導人選的確定，都應與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協商，并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貫穿于決策和落實的全過程。二是要擴大派的知情范圍和參與程度，加強政府有關部門與派的對口聯系，大力支持派圍繞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調查研究，建言獻策。三是要將民主監督寓于政治協商和參政議政之中，做到經常性監督與重大問題監督相結合，拓寬政府和司法機關在派成員中聘任特約人員的領域，進一步加大民主監督的力度。四是要健全在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政協安排黨外人士制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加大在司法機關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安排力度，同時要適應干部選拔工作的新特點，優化派和無黨派人士優秀人才選拔機制。五是要進一步拓展派的作用，根據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政黨作用逐漸突出的發展趨勢，完善派領導人參加國家外事活動的制度，建立以派名義進行對外聯系和交流的制度，進一步發揮派的作用，擴大我國政黨制度的影響，為密切我國與世界各國政黨的關系、增進我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作出積極貢獻。通過對制度的完善、建設和創新，使我國的多黨合作在制度上更加規范，程序上更加合理，作用上更加充分，實踐上更加有效。

(四)正確把握民主監督的性質，充分發揮派的民主監督作用。民主監督是參政黨的重要職能能，是我國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共產黨與派長期共存，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互相監督，而互相監督主要是派監督共產黨。執政黨領導和執政水平的提高，既要靠黨的自身努力，也要靠派的民主監督，靠派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建設性意見和批評。目前，我國派的民主監督作用發揮還不盡人意，既存在著隨意性較大的現象，也存在著一些人受西方政黨制度的影響，力圖把派的非權力監督變成權力性監督的問題。因此，要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適應我國建設政治文明的需要，進一步強化和發揮派民主監督的功能，就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派民主監督的性質，以擴大和充實民主作為基本思路，從健全機制、保障權利、強化功能、擴大參與、更新方式、加強反饋等方面全面加強，并使派的民主監督與我國其它監督方式相輔相成，共同推進。首先要充分保障派履行民主監督的權利。不論意見正確與否，都應保障派提意見、作批評、進行民主監督的權利。二是要創造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社會政治環境。在社會主義的總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堅持共同政治原則的基礎上，應當容許發表不同意見，努力形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廣開言路、廣納群言的民主氛圍。三是要積極為派的民主監督提供條件。擴大派的知情范圍，提高派的參與程度，把民主監督寓于政治協商之中，貫穿于參政議政活動的全過程。四是要在實踐中不斷創造有利于發展派進行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如聘請派成員擔任各種特約人員，參與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調研、論證和一些大案、要案的調查，及時向派通報有關重要情況等。五是暢通民主監督的渠道。減少中間環節，使派的意見、批評和建議，能夠盡快上達、下達和直達，能夠迅速到達監督對象的手上和耳邊，以提高民主監督的效率。六是要建立和健全民主監督的反饋機制。使派的意見、批評和建議，有專門機構和人員負責；有關部門對這些意見、批評和建議能條條有回應，件件有答復，并能認真研究，充分吸納，切實改進，不能采納的部分要作出充分的解釋和說明；派對答復不滿意的，可再次向有關部門和人員提出，有關部門和人員應進一步作出說明；對不能認真接受民主監督的部門和人員，能通過一定的部門和程序進行批評和糾正。同時，派也要樹立高度的政治責任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勇于講真話，遇事敢批評，做共產黨的摯友和諍友；注重社會實踐，準確及時反映社情民意，發揮黨派整體優勢和個人專業優勢，不斷提高監督水平。使派的民主監督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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