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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行業規模、生產加工方式和經營管理理念三個方面闡述長三角地區近代服裝產業的發展特點，同時從西方文明的影響、悠久的手工業傳統以及商業文化的延承三個方面分析其發展原因，文章結合史實資料和產業數據對于長三角地區近代服裝產業的形成及其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回顧了該地區服裝產業“萌芽”階段的發展歷程，以期對于現代服裝產業發展特別是欠發達地區承接服裝產業梯度轉移方面提供參考借鑒。藉此，中國服裝行業要抓住歷史發展機遇，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紡織服裝行業部門更應該不斷更新發展思路，抓住機遇，更加注重區域之間要素的流通與互動，進而促進本地區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服裝產業；長三角；形成；現代意義

紡織服裝行業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重要支柱型產業，因其勞動密集型的行業特點和投資興業的門檻較低等優勢，在發展地區經濟和解決勞動力就業方面均起到先導性的積極作用。我國服裝產業的現代化進程起步于20世紀初的民國時期而完成于改革開放后期[1]。本文回顧了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行業的形成發展歷程，試圖對于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萌芽”階段的行業特點及形成原因進行闡釋和分析，以期對于現代的服裝產業發展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紡織服裝產業發展方面提供參考。

1長三角地區近代服裝產業發展概況

1.1近代中國的“變服”

辛亥革命后，國內掀起“剪辮易服風潮”，廢止了冠服等級制度，促使服飾衣冠發生了重大變化，男子穿著除沿襲清代的長袍馬褂以外，漸漸流行西服、大衣、中山裝、學生裝。20世紀30~40年代的長三角地區，由于工業文明的影響，服裝的設計制作逐步從平面型向立體型結構轉變，服裝款式的發展趨勢也由純粹的中式逐漸向中西兼容的方向演變，且開始采用工業化的機器批量生產。

1.2“西裝”產業的萌芽

這一時期，長三角地區的服裝產業初具規模，并且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產業鏈體系，同時刺激了相關行業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時裝業、西服業、襯衫業、內衣業、鞋帽業和機縫業等。其中“西裝業”指的是廣義上這一時期產生發展的西式服裝業，據《上海市商業西服同業公會會員登記表》記載，僅以寧波紅幫裁縫為例，在上海開設的西服類服裝店的數量，1910年前后有2家、1911~1920年5家、1921~1931年3l家、1931~1940年80家、1941~1950年266家[2]。同時，時裝業在20世紀20、30年代一直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到1946年上海的時裝公司已達228家，時裝業總資本額達182億2，450萬元（法幣）[3]；襯衫業主要品種除了襯衣以外，還有針織汗衫、工裝和童裝等，且均已采用機器縫制與批量生產。

1.3中裝產業的延續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裁制中裝的“蘇廣成衣鋪”大概有2，000余家，裁縫40，000余人，多數為前店后場式經營，亦工亦商。另外浙江地區也流傳有“與剪尺作伴不抬頭，飛針走線舞指頭；數不清新衣件件出走，自家箱里空悠悠”的諺語和“吃過中秋酒，夜工不離手”的民謠[4]，充分反映了我國早期長三角地區傳統裁縫匠的勞動生活狀況和縫紉業季節性強的特點。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發展的城市主要包括今天的上海、蘇州、寧波、無錫、常州、紹興和杭州等地，其中尤其上海和寧波的服裝從業人員更多，且上海地區服裝流行更為時尚（表1）。

2長三角地區近代服裝產業的形成及其表現

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的形成發展體現了我國服裝產業由傳統官營織造、家庭女紅向現代機械化生產的時代轉型，其形成標志主要體現在行業規模、生產加工方式和經營管理理念等三個方面，折射了我國近代服裝產業以及其地區早期經濟的發展歷程。

2.1行業規模

（1）時裝業。民國時期我國長三角地區服裝行業初具規模，開始有了“前店后場”式的高級時裝定制和早期的成衣批量生產，其中鴻翔時裝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盡管工藝仍是手工作坊式的，但可以說此時已形成了女子時裝生產與銷售的初級形式。（2）西服業。這時不少外商與華僑在中國開設服裝成衣公司、服裝定制公司、印染廠與紡織廠等，其所推出的服裝與面料款式時尚、質地優良，在滿足租界需要的同時，也受到中國其他地區消費者的追捧。于是民族服裝業由模仿而蓬勃興起，包括時裝業、西裝業、成衣業（襯衫業、童裝業、內衣業、針織業等）、面料輔業（呢絨業、棉布業等）、加工設備業（縫紉機業等）、洗染業等若干前所未有的新型工業或手工業部門。如南京（1904年）、無錫（1911年）、鎮江（1911年）、揚州（1914年）等地相繼開設多家西服店，至抗日戰爭前，蘇州已有西服店17家，南京有西服店120家，無錫有西服店33家，揚州也有30多家[6]。至1945年上海市西服業發展達到全盛時期，共計店面458家，每月可銷售4萬套以上。（2）中式成衣鋪。近代的中式傳統服裝，是沿襲古老的手工縫制方式產生的，上海當時共有6，600余家作坊、店鋪、攤販遍布街旁巷口，從業人員近4萬人[7]。這種中式成衣鋪大多是家庭式小作坊，主要是為顧客縫制長袍、短襖、馬褂、馬甲、襯褲等中式服裝。

2.2生產加工方式

近代服裝生產方式的轉型是服裝產業發展的轉折點，對近代的服裝生產觀念、制度、管理、銷售等均產生了重大影響。設備的更新和技術的改進亦對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為中國服裝產業的初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1）服裝定制。早期長三角地區服裝行業（包括西服業、中服業即成衣業）是傳統的自然行業，經營方式主要由一家一戶個體手工業者承接門零來料加工、量體裁衣的生產經營方式———即對每位顧客進行量體定制。有的西服店還將常客的紙樣、尺寸、穿著習慣等資料載入檔案，供下次再來定制服裝時參考。這樣的做法不僅迎合了一大批上層人士的消費需要，同時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服裝企業不斷模仿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經營理念，促進了近代我國服裝產業的發展。（2）機器縫制。民國前的服裝加工方式均是手工縫制為主，極少會涉及到機械加工，鴉片戰爭以后，以英國為主較早形成動力機器紡織的西方機制品（洋紗、洋布）如洪水般大量涌入，同時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式也影響和促進著近代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及至民國初，在一些服裝店中已經使用了當時稱為“鐵車”的腳踏縫紉機。特別是美國勝家縫紉機公司憑借其自身優勢、雄厚實力及靈活多樣的推銷方式，基本壟斷了中國市場，1910年其分支店遍及全國各省市縣[8]。1919年國產縫紉機問世，我國的服裝生產也開始由手工縫制逐步轉向機械加工制作，不少中式成衣鋪為適應新式服裝和提高生產效率，亦紛紛添置縫紉機，改制西式服裝。到了20世紀40年代，上海定制西服店使用縫制機的總數已逾200余臺。（3）成衣。成衣當時稱為“現成服裝”，既區別于高級定制的女子時裝業，又區別于機器縫制服裝業。如20世紀初，寧波人在上海開設的成衣店鋪總共達57家，主要集中在新大沽路、武定路、黃河路、北京西路、福建北路等地段[9]。另外，20世紀30年代，隨著縫紉機使用的進一步普及，推動了服裝工業的發展，百貨商場如“永安”“大新”等設置專柜進行的服裝成衣銷售。成衣生產主要特點是效率高、質量好，且均為標準化生產，從而大大了服裝的生產效率，而這正是現代服裝產業“商品化”的前提。

2.3經營管理理念

（1）對外廣告宣傳。隨著成衣業的發展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服裝行業也逐漸開始運用廣告對自己的產品進行宣傳，其中包括電影海報、明星照片以及時裝表演會，這一點在上海表現得尤為明顯。1917年，金鴻翔在上海靜安寺路創立了一個以自己名字為招牌的店名“鴻翔女子時裝店”。隨著規模擴大以后，金鴻翔十分注重廣告宣傳效果，為此，他除了在《申報》《新聞報》及滬寧、滬杭車站做廣告以外，還結合時裝特點，定期舉辦別開生面的時裝表演會。在“鴻翔”艱辛的創業過程中，秉持“注重傳統，兼容并蓄”的經營方針，逐漸成為滬上頗具影響的以經營女式服裝為特色的知名商店[11]。此時的時裝表演也是展示流行的重要途徑，也有通過報刊、電影等媒體來傳播時尚信息，如《永安月刊》《新新畫報》等刊物均通過明星劇照和時裝畫來介紹國內外的服裝流行信息。（2）對內行業管理。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在經營方式上，有成衣銷售，也有顧客根據櫥窗陳列的樣式定制服裝以及百貨公司銷售。經營中式服裝制作的“蘇式成衣鋪”多是裁縫藝人以小型作坊形式專門代客加工各種衣料，縫制中式服裝；定制服裝指服裝店購進各種面料供顧客挑選購買，然后根據樣式加工制作；百貨公司銷售則是指百貨商場如“永安”“大新”等設置專柜進行的服裝成衣銷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來自寧波的紅幫裁縫憑借非凡的膽識和毅力一改手工小作坊的服裝制作方式，他們改進工藝、提高管理、重視教育，推動了中國20世紀上半葉長三角地區服裝業的發展，在中國服裝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同時，由于服裝行業規模的擴大，為了維護整個行業的共同利益，各地西服業紛紛建立西服業同業公會，如1925年無錫市成立的服裝手工業同業公會（即西服業），1928年成立的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這些西服業同業公會從人員構成、管理機制、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已不同于舊式的封建行會、公所，具有顯著的現代性[12]。這些均體現出我國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已趨于較高水平。

3長三角地區近代服裝產業的形成原因

3.1西方文明的影響

有學者將工業化的起步分為“早發內生型”和“后發外生型”兩種模式，以及將中國“后發外生型”的工業化的啟動詮釋為“沖擊—回應”過程[13]。即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面對外國商品與資本的大量涌入，在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生產管理方式的基礎上，創辦了自己的民族工業，從而開啟了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作為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前沿地區與中轉站，長三角地區商埠城市的開放、興起、發展以及地域社會經濟的現代化與外來影響有著密切的聯系。近代上海是中國與外國進行商業貿易的重要平臺，是舶來品的集散地，對于長三角地區乃至更為廣闊的內陸地區的輻射作用明顯。自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以后，西方列強紛紛在華投資設廠，其中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最為集中和明顯，客觀上促進了近代長三角地區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

3.2手工業的悠久歷史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江蘇就有了手工絲織業，甚至在江蘇吳興錢三漾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即發現家蠶絲紡織品的殘片[13]，這充分說明了江蘇手工絲織業有著悠久的歷史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基礎。近代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實際包含兩大部分，一是以“耕織結合”為主要特征的小農家庭棉紡織業，另一部分則是主要為市場生產的城鄉手工棉紡織業[14]。明清以來，江浙的手工制造業進一步發展，如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設于南京的“織造衙署”（后更名為“江寧織造”），有廠房152間，至乾嘉年間發展到擁有織機3萬余張，織工約20萬人。江蘇的手工產品以土布、絲綢為大宗，農戶在農閑之時紡紗織布，除滿足自身的需求外，還將產品拿到市場出售。江蘇的布市主要集中在蘇南的松江、蘇州、常熟、太倉、無錫、南京等地。據史料記載，常熟的土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輸，行賈于齊魯之境者常十六，彼氓之衣縷，往往為邑工也”。浙江的寧波、嘉興等地歷來也是繁華富庶之地，在某些絲織專業鄉鎮中，甚至出現了“以田為機，以梭為耒”的副業逐漸變為主業的趨勢，成為明清時期江南社會變遷的一個突出現象。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演變及其對機制棉紗的大量需求，為民族資本棉紡織廠的興起創造了條件，為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3.3商業文化的延承

對于宋、明時期的蘇、杭商業文化的延承是近代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發展的又一因素，悠久發達的工商文化使得長三角地區人民具有濃厚的商業素質和經營思想，且表現出思想開放、精明靈活、有文化涵養等特色。19世紀中葉，隨著中國門戶開放，外部商業貿易推動了城市市場的形成，并且加強了區域城市間的密切聯系，尤其以上海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江浙沿海地區城市聯系最為顯著。加之吳越文化中所倡導的開拓的進取、敢于探索的精神與由來已久的工商文化是江浙地區商業文明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這種濃郁的地域文化滋生了早期商品經濟萌芽，從而為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商業文化氛圍。其中，來自寧波的紅幫裁縫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寧波紅幫裁縫積極為自身的生存謀求新發展，一方面積極學習西式服裝制作工藝與經營理念，另一方面又大膽創新，立足上海，面向全國，其敢為天下先的創業精神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近代服裝產業的發展。

4結論

近代服裝業是我國服裝產業發展的起步與“萌芽”時期，在行業總體上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生產加工方式方面形成了一些“標桿式”的做法，在經營管理方面積累了一些寶貴的經驗，標志著我國近代服裝產業的完全形成。其為長三角地區服裝產業的發展乃至整個地區經濟的起步與騰飛奠定了基礎，也為改革開放以后的服裝產業現代化的完成積聚了力量。藉此，我國服裝行業要抓住歷史發展機遇，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紡織服裝行業部門更應該不斷更新發展思路，抓住機遇，更加注重區域之間要素的流通與互動，進而促進本地區經濟的發展。

作者：曹康樂 趙譽欽 單位：安徽水利水電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