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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問題的出現，都有它內在的原因，可以說是一些因素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以后的必然。“民工潮”回流現象的出現也不例外，“民工潮”回流有被動回流和主動回流之分。

一、“民工潮”的被動回流因素分析

1.農民工自身素質和能力的欠缺

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步伐加快，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轉變，企業對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要求大大提高。而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教育事業發展的滯后，導致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的普遍低下。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農村15歲以上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85年，15歲及以上人口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2.3%，文盲占11.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7.7%，大專以上學歷人口不足1%。這種文化素質，使農民工只能集中在層次較低的產業中，就業空間十分狹小。一方面，大量企業對勞動者綜合素質特別是勞動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素數和能力又不能滿足這些企業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農民工只能被迫回流。

2.農民工在企業中的惡劣待遇

(1)農民工工資待遇水平很低，且工資時常被拖欠。長期以來我國沿海地區很多企業一般依靠價格優勢來取得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而低價格的直接來源，就是較低的員工工資水平。2005年度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的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之

一、之二顯示: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有關報道指出，民工工資12年僅增長68元。剔除通貨膨脹等因素，民工的實際工資呈負增長。而且民工還要經常加班，但加班工資卻很低，在國家經濟大發展的同時，農民工并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發展成果。不僅如此，民工工資還經常被拖欠，一些農民工辛苦了大半年，最后卻拿不到工資，嚴重打擊其外出積極性。

(2)工作、生活環境差，安全隱患大。許多企業根本沒有合格廠房，很多廠房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許多企業往往生產、生活、倉庫三合一。車間空氣污濁，機器轟鳴，粉塵彌漫，嚴重損害工人身體健康，安全無保障。尤其是中小企業甚至家庭作坊式企業，安全生產基礎差，生產條件簡陋，各類事故隱患大量存在。據《中國青年報》2004年6月20日報道2003年全國死于工傷人員高達13.6萬人，農民工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80%以上，尤其是在礦山開采、建筑施工等農民工集中的行業。農民工也是人，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希望有良好的居住和生活條件，現階段企業所提供給他們的，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這也成為農民工回流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3.城鄉二元結構的“剛性”制約

之所以稱二元結構的“剛性”制約，是因為，農民工在這種體制面前是無助的，他們根本無法克服和改變這種體制對他們帶來的制約，這種體制對他們成了一種“剛性”束縛。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也即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是導致農民工大量回流的制度性根源。在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的長期影響下，城鄉之間、農民和市民之間，形成無形的壁壘，在就業、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方面，進城農民與城市市民仍存在很大差異，享受著不同的待遇。城市對農民工的基本態度是“經濟吸納，社會拒入”，一方面城市經濟發展需要農民工從事各種臟、累、危險的工作，對其到來給予鼓勵和接納；另一方面，很多城市采取各種政策壁壘控制農民，不給予市民待遇，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會體制之外，成為游離于城市的“邊緣人”。由于沒有城市戶籍，農民工子女無法正常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學習，即使學校肯接納，也要求交納高額的“借讀費”、“贊助費”；由于沒有正常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農民工在醫療、住房等方面要承擔更多的負擔，這些直接加重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農民工回流，就是這樣被“逼”形成的。

4.文化的異質和不相容性

由于生活環境的不同，農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間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方式、人際關系、看待事物的觀念及風俗習慣都有很大的差異。農民工身上沉淀了許多與城市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而這些觀念和行為很難被所在城市或市民所接受，甚至被歧視、被排斥。現實的歧視加上自身“文化適應能力弱”，促使他們在社會交往上局限于都市里的老鄉以及文化上的同質性，從而導致他們社會交往的封閉性和自我隔離，成為游離于城市之外的“異鄉人”，這種文化的異質和不相容，使得農民工老找不到“家的感覺”，回流就成了農民工的自然舉動。

二、“民工潮”的主動回流因素分析

1．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使廣大農民看到了希望近幾年，中央連續出臺了一系列“一號文件”應對“三農”問題。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出臺，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專門制定一個促進農民增收的文件。在農民收入有了較大的增長以后，200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出臺，其主要目的為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2006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吹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斗號角，《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意見》的“一號文件”出臺。2008年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則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全局高度對農村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在這些宏觀綱領性文件和政策的指導下，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高票通過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這意味著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正式走入歷史。不僅如此，國家還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三項補貼政策。同時國家還積極提高了農產品價格，2003年10月份以來，我國糧食價格出現了六年來的首次全面上漲，其中大米上漲9.4%，小麥10.6%，大豆23.6%，玉米10.10%。由于糧價上漲的因素，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4.3%，再加之稅費改革給農民帶來的增收，使廣大農民工在自己的家園看到了新的希望。許多農民工回流，正是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積極投身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浪潮。

2.回鄉創業潮的帶動

在浩浩蕩蕩的民工潮當中，有那么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有理想、有抱負，他們不滿于只為他人打工、不想做一輩子農民打工仔，他們利用自己在外面的闖蕩、歷練，積累了相當的資金、技術及管理經驗，在時機成熟之時，他們毅然決定回鄉創業，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領頭人。這類人有理想、有抱負，目標明確，或是在外出前就已經確定了自己外出的目的，或是在外出務工過程中逐漸找準自己的學習方向。他們經歷過市場經濟浪潮的洗禮，有較高的市場覺悟。當他們發現自己在家鄉創業能帶來比外出務工更高的收益時，多數人會選擇在家鄉發展。1997年～2002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在9省（市）的13縣對136個村民工回鄉創業的情況進行了一次追蹤調查，其中，13縣中的江西信豐、河南林州、安徽天長6鎮30個村的調查結果顯示，勞務輸出人員回鄉創業已出現一個小的熱潮。5年中，回鄉創業人員由204人增加到571人，增長率達到了180%。

3.傳統農村家庭觀念和對土地的特殊情感

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農村家庭觀念。在農村，家庭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是每一個外出打工者永遠都無法割斷的感情線。家庭對于農民的生活方式是根本性的，是從傳統延續下來的根，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這就導致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決策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很多農民工回流正是由于親人需要照顧、結婚生育撫養小孩等。同時,滲入農業和土地的其他傳統、文化、尊嚴與情感,也是農民工難以割舍和替代的?，F階段，在農民沒有養老金、退休金，沒有其他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情況下，土地就成了廣大農民最后的防線和保障，土地成為農民尊嚴和情感的寄托，成了農民生命中最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