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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種社會重大變革面前，學校道德教育要通過它自身的改革去適應這種變革，這已是人們的共識，對此是不會有什么異議的。但是，在怎樣適應的間題上，似乎又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也可以說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適應論。一種適應論認為，當前德育與市場經濟的適應，就是要著眼于使受教育對象形成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各種意識、品質與行為，使之成為適應市場要求的人才。而另一種適應論則認為，在當前德育改革中，著眼點還應該放在培養當代社會所需要的全面完善的道德品質和人格上。同時，教育，尤其是德育是指向未來的，因此，德育還應包含超越現實的理想人格的引導和培養。這種超越本身也是一種適應。兩種不同的適應論反映了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兩種不同的道德教育價值取向，筆者是傾向于后一種觀點的。

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革，不僅要改變我國社會經濟運行模式，也必然會對我國的整個文化領域產生影響。應該看到:包含于市場文化之中的不少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具有道德上的意義。諸如效益意識，時間觀念，平等競爭思想等等，它們不僅反映了市場經濟的需要，同樣也符合人類進步、社會和個體發展的歷史趨勢。充分吸收這種文化精神成果，可以充實德育內容，使學校德育能更直接地為促進市場經濟服務。

然而，應當認真加以思考的是:學校德育與市場經濟相適應，是否意味著要把市場經濟文化作為學校道德文化賴以建立的全部基礎?回答應當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市場文化與社會道德文化從其取向上說，雖有相同之處，但也有相悖方面。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分配資源和收入的機制，是通過交換而實現的，是以經濟利益為其驅動力的，市場交換的雙方都必然以各自的利益為出發點。正常的市場行為雖然是一種互利的行為，但是這種互利首先還是建立在利己基礎上的。在社會上除了市場行為之外，還存在大量非市場行為，道德行為即是其中之一。道德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不論人們對它的本質作出何種界定，但總不能排除利他性的特征。甚至提倡“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的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一書中也指出:最適于生存的不是那些在體力上最強的，也不是那些最狡猾的，而是那些學會為群體的福利，無論強者或弱者都聯合起來互相援助的動物。可以說，利它性是動物進化、人類產生的根本機制之一，也是人類道德產生的根源。如果離開利他的特征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道德行為并不排除互利、排除利他與利己的統一，但是道德行為中互利是以利他為前提和邏輯起點的。再者，道德行為并不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其動力的，它受主體的道德良心以及社會的道德輿論所策動所制約，主體從道德行為中獲得的是一種精神的滿足，道德文化的這些特征都是與市場文化根本不同的。

市場經濟文化與道德文化既然有相背離的方面，當我們考慮學校道德教育與市場經濟相適應這一命題時，就決不能簡單地用市場文化的模式來鑄塑學校德育，若不認識兩者的區別，混同兩者的價值取向，就會導致道德教育的失落。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才剛剛起步，但是市場經濟文化卻已呈現一種泛化的勢態。突出表現為人們對社會義務、社會責任、大公無私、無私奉獻、道德理想的淡漠。

這里要提出一個問題，用與市場文化不同價值取向的道德文化來教育下一代是否會阻礙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呢?我們認為，文化與經濟的適應決不是一種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簡單對號。道德文化中包含了與市場文化相一致的部分，這部分道德文化固然起到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產生兩者相適應的效應。而與市場文化取向不同的道德文化，同樣也可以產生適應的效應。人們在超越市場文化的道德文化的培育下，才能適當遏制個人私欲的無限膨脹及拜金主義的惡性泛濫，引導市場按其應有的規則運行，沿健康的方向發展。正常成熟市場的發育要有道德的調節。這一點在許多國家發展中已得到充分證明。

從社會整體發展來看，學校的德育具有多種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不能以市場經濟為其唯一的基礎、唯一取向、唯一的“服務對象”。德育功能要通過實現個體的多方面社會化以促進社會整體發展。教育如果只是把人完全作為一種“經濟動物”，一種“商品人格”，那是教育的失誤。教育市場化的傾向已有所表現，“商品人格”已開始蔓延成為各行各業的普遍人格特征。這種蔓延和泛化對當前我國社會所產生的腐蝕，是人們所共睹的。如果我們把道德教育的改革只取向于對市場經濟的適應，就會使道德教育走入誤區。

學校道德教育不僅包括社會主義道德的內容，而且還包括共產主義道德的內容。道德教育的這種性質，植根于道德對現實社會的超越性。

超越現實的道德理想教育是一種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現象。從人的本質屬性來看，道德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它雖然扎根于現實的經濟生活，但它卻并不直接反映這種現實。道德更直接反映的是人們的精神需要和追求。而超越現實去追求，這種本質屬性所規定的精神領域中，“物欲”已經不是啟動人生活和行動的至上力量，而“舍己為人”、“無私奉獻”等精神至善的追求與滿足策動著許多人去成就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我們決不可把對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看成是一種虛幻的追求，甚至把它等同于過去極“左”路線下的“假大空”。“北京大學學生道德狀況調查”表明:32.1%的學生認為當今的社會條件下應當和必須提倡“先夭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92.7%的學生認為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應“給人以更多的理解、同情和友愛”，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的學生對為保護國家錢款與歹徒搏斗而致殘行為表示贊同，認為“很可貴”、“很欽佩”、“很高尚”。63.4%的學生認為“劉惠芳精神”是“值得提倡”與“欽佩的”。如果我們把道德教育僅僅定位于市場意識的強化等所謂現實的取向上，實際上是脫離了當今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心中所蘊含著的強烈的精神需求，也無從體現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