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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法學雜志》2015年第五期

所謂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是指檢察機關基于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需要，在民事訴訟法律監督活動中向案件當事人或者案外人進行證據調查和案情核實的權力。長期以來，雖然《民事訴訟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抗訴權，但對檢察機關通過何種手段查明案件事實進而準確做出抗訴與否的決定并未明確，這也導致實踐中檢察機關主要依靠當事人提交的申訴材料對案件進行審查，而較少主動向相關單位和個人調取證據材料或核實案件信息。顯然，鑒于當事人的“逐利性”、收集案件材料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民事案件本身的“復雜性”，檢察機關僅僅依靠被動獲取的材料往往難以全面、準確查明案件事實，甚至會在當事人的“誘導下”對案件作出錯誤判斷。為解決這一問題，2012年《民事訴訟法》明確了檢察機關在履行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等法律監督職責時，有權向當事人及案外人調查核實相關情況。遺憾的是，由于立法對“調查核實權”規定較為簡略，使得該權力的實踐運行依然面臨適用范圍不清、適用對象不明以及保障機制不足等問題。為確保檢察機關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正確實施，應當規范、充分、有效地行使法律賦予的該項權力，確保對案件的公正判斷，維護司法公正。

一、論爭與求解: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正當性

盡管“調查核實權”正式寫入《民事訴訟法》是在2012年，但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人民檢察機關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則》)中，就規定了“調查核實權”的內容。根據《辦案規則》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檢察院在審查民事、行政案件時，可對下列情形進行調查:(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證據線索，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二)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人民法院應予調查取證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三)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可能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的;(四)人民法院據以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可能是偽證的。作為來源于民事檢察監督實踐中的權力，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在運行之初就備受學界和實務部門的質疑，而圍繞檢察機關是否具有“調查核實權”也逐漸形成了“否定說”、“肯定說”以及“限制說”三種觀點。

(一)否定說:檢察機關不應享有調查核實權持“否定說”的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在開展民事檢察監督活動時不享有調查核實權，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打破了民事訴訟結構的平衡。眾所周知，民事訴訟活動是以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為基礎的，當事人之間訴訟權利的對等是公平解決私人糾紛的有力保障。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會幫助一方當事人收集對其有利的證據材料，進而打破了當事人之間平等的訴訟地位。例如，學者張平認為:“檢察院的查證代替了當事人一方的舉證責任，進而使一方當事人從心理上、氣勢上、審判結果上都將大大優于對方當事人的訴訟地位，進而無法實現當事人訴訟地位、訴訟權利的平等。”①第二，賦予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將造成檢察機關在民事檢察監督工作中的角色混亂。有學者指出，就法檢之間的關系而言，如果“立法賦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使得檢察機關在履行監督職能的同時又享有參訴職能，這種訴訟機制不僅構成對民事訴訟規則的違背，而且異化了法檢關系”。②第三，調查核實權的存在有違民事訴訟的平等原則。“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證明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這就要求原被告雙方在民事訴訟中應當平等地舉證、質證，法院進行居中裁判，由此形成“等腰三角形”的訴訟結構。而檢察機關行使調查核實權，將會使得一方因為獲得公權力的幫助而增強舉證能力，從而打破了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地位的平衡，同時，也違背了證明責任的基本原則。

(二)肯定說:檢察機關享有調查核實權力持“肯定說”的觀點認為，調查核實權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一種具體權力形態，檢察機關不僅享有調查核實權，而且可依職權啟動調查核實程序，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調查核實權是檢察機關履行民事檢察監督職能的必要措施和應有之義。“徒法不足以自行”，徒有原則性規定而沒有具體配套措施的監督權力也難以達到預期實施效果。因此，學者何家弘、楊迎澤指出，檢察機關作為“負有法律監督職能的司法機關，在審查案件的過程中當然享有調查權。因此，檢察機關可以依照職權和審查案件的需要，決定是否進行調查，怎樣調查，對誰進行調查”。③第二，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維護司法公正和權威。民事檢察監督工作的目的在于維護司法公正和權威，而欲達此目的就應當對案件事實進行準確查明和認定。對此，有學者指出，“不難設想，如果民事檢察工作離開必要的調查取證，僅就法院的原審案卷審查，只能發現一些浮在面上的違法問題，而諸如審判人員在民事審判活動中的暗箱操作、貪贓枉法等深層次的問題，不進行必要的調查取證就很難發現”。④第三，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有助于維護訴訟結構的平衡。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但實踐中鑒于“證據偏在”等因素的存在，一方當事人有時難以收集相關案件證據，此時單純強調“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顯失公平。對此，法律規定在特定情形下，法院有依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和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職責，而一旦法院未履行該職責將使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受到影響甚至因此而敗訴，其實質是雙方訴訟權利的不平等。因而，在法院未盡調查取證職責的情況下，應賦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實現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平等。

(三)限制說: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應當謙抑行使與“肯定說”和“否定說”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不同，持“限制說”的觀點認為，基于法律監督職能的要求，賦予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以調查核實權是必要的，但為了避免該權力被檢察機關濫用，應當對該權力的適用范圍、運行程序、實施方式等進行明確限制，原因在于:首先，就權力性質而言，民事檢察權是一種國家公權力，其行使應當通過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如果檢察機關沒有調查核實權，就不能針對當事人自身因客觀原因無法收集、法院也未依職權查明的案件事實進行調查，最終使案件事實始終處于真偽不明狀態。尤其是當實務中出現當事人虛假訴訟、偽造證據證明或者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情形時，取證權的缺失將可能使國家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就此而言，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調查核實權極為必要。但同時，由于民事訴訟所解決的是私權糾紛，當事人在訴訟中訴訟地位平等且享有處分權，這就在客觀上要求檢察機關對調查核實權的適用應當審慎且受到嚴格限制。事實上，檢察機關對調查核實權的過度適用不僅將打破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法原則，也有可能打破正常的民事訴訟結構，構成對司法裁判獨立性的威脅。因此，檢察機關對審判、執行活動進行監督，需要開展相關調查核實工作，但這種權力應限定在必要的限度內。對比以上觀點，“限制說”更符合我國立法現實和實踐趨勢，原因在于:第一，就理論而言，民事檢察監督權并非訴訟權力，而是法律監督權力，這種監督職能“不僅停留在對當事人糾紛的評斷上，還須通過查證來證明法院的裁判是否正確、公正以及適用法律是否正確，以維護司法公正和保障司法權威”。⑥就此而言，否定說將監督權等同于訴權、調查核實權將帶來訴訟結構的損壞的觀點并沒有正確認識到檢察院的性質，將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和審判錯誤的糾正。其二，從立法上看，我國《民事訴訟法》已對調查核實權的內容進行了規定，這就為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這也從立法層面對“否定說”給予了明確的回應。其三，就實踐而言，盡管立法明確賦予了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但對于調查核實的啟動方式、適用對象、運作程序以及法律效力等事項均存在不明確或不合理之處。就此而言，“肯定說”過于強調檢察機關享有全面的、無限的、主動的調查核實權，容易出現濫用調查核實權的現象，從而損害當事人訴訟權利和司法公正。基于法律監督職能的需要，確有必要賦予檢察機關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但鑒于民事糾紛的私權性質以及公權力容易出現濫用的特點，該權力的啟動應當審慎而謙抑，適用條件應當限于法定事由，且權力的運行應嚴格按照法定方式和程序進行，不能違背訴訟原理及證據規則等。

二、溯本與厘定: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基本屬性

(一)本質上，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是一種監督性權力要明確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基本屬性，應當溯本探源，首先考察其“母權”，即檢察權的性質。根據我國《憲法》對檢察機關“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定性，檢察權的屬性應當為法律監督權，而作為內生于檢察權的具體權力形式，調查核實權同樣具有法律監督權屬性。易言之，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絕不是“對所謂弱勢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救濟，而是法律賦予人民檢察機關為實現檢察監督功能的一種公權力”。⑦事實上，《民事訴訟法》第210條有關檢察機關基于“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有權行使調查核實權的規定，也是立法對該權力的法律監督權屬性的明確。這也在客觀上要求，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應當秉持客觀中立原則，將調查核實對象限定在與法院生效裁判、審判程序及執行活動有關的特定信息，不應超出此范圍代行當事人權利義務，尤其是不能為了達到抗訴或發出檢察建議的目的而故意隱瞞對申訴人不利的證據和對被申訴人有利的證據，發現任何與案件審查有關的證據都應當客觀對待而不偏私。

(二)效力上，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是一種非強制性權力要對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進行準確定性，還必須將其與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行使的職務犯罪偵查權相區分。民事調查核實權與職務犯罪偵查權同屬法律監督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二者在權力的位階與設置目的方面仍存迥異。就偵查權而言，其目的在于針對審判人員存在的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等職務犯罪行為進行偵查，偵查過程中能夠對被調查人的人身和財產采取強制措施，偵查手段具有較強的強制性。⑧與檢察機關的犯罪偵查權不同的是，調查核實主要圍繞審判程序是否合法、生效民事裁判或者調解書是否存在錯誤、違法或者違反公益來展開，其目的在于通過對審判權的監督來實現對私權的救濟，彌補當事人訴訟能力的不足，維護司法公信力。調查核實的手段僅僅包括查詢、調取、復制相關證據材料、詢問當事人或者案外人，咨詢專業人員、相關部門或者行業協會等專門問題的意見、委托鑒定、評估、審計、勘驗物證、現場調查等，這些措施與旨在查明犯罪事實、抓獲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強制性措施不同。因而，就法律效力角度而言，調查核實權具有“非強制性權力”的屬性。

(三)位階上，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是一項補充性權力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準確定性還應與當事人舉證權利以及法院調查取證權的主次地位進行區分。在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是一項基本原則，雙方當事人應當對其主張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此檢察機關不可“越俎代庖”。而對于“可能涉及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事實”的證據以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和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⑨法院在該類證據的采集上也有絕對優勢。而只有在當事人存在偽造證據、審判人員應當調查取證而未調查取證以及民事審判活動違法時，檢察機關方可調查核實相關證據。申言之，檢察機關在開展民事檢察監督工作中，對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應當保持謙抑性，只有在當事人舉證能力欠缺或法院未履行調查取證職責時，方可基于法律監督的需要啟動調查核實權。

三、現狀與問題: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實踐評析

(一)調查核實權的適用情況新《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實施，為檢察機關行使調查核實權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為考察調查核實權的實踐情況，筆者選取了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S省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適用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以下是2013年至2014年期間，S省檢察機關適用調查核實權的基本情況。1.調查核實權的總體適用數量。2013年至2014年期間，S省檢察機關共受理民行申請監督案件1026件，經審查后作出監督決定117件，其中向法院提出抗訴66件，提出各類檢察建議51件。在案件審查過程中，S省檢察機關民行部門共行使調查核實權67次，占受理總數的6.5%。顯然，調查核實權在實踐中的適用比例相對較小。2.調查核實權的啟動方式。S省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56次，占83.6%;依當事人申請啟動11次，僅占16.4%。其中，在14件案件中，原審法院就相關問題或證據進行過調查，另外53件案件原審法院未進行過調查。可以看出，在調查核實權的啟動上，當事人啟動的情形所占的比例相對較小，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是實踐中的常態。3.調查核實權的具體措施。在調查核實權行使的具體措施上，S省檢察機關向案外人、知情人等主體詢問了解情況的有34次，占所有案件的50.7%;查閱案卷、檔案信息、動拆遷資料等19次;咨詢專家5次;勘驗現場4次;查詢股票交易信息、銀行賬戶明細等4次;委托鑒定1次。可見，實踐中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有關情況”雖是調查核實權行使的主要措施，但還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通過其他方式行使的。4.調查核實權的適用效果。在調查核實權的適用效果上，S省調查核實取得效果的案件共有38件，占案件總數的56.7%;另有29次調查核實未取得結果或未達到預期效果，占案件總數的43.3%。在38件調查核實取得結果的案件中，檢察機關采用調查核實結果并作出監督意見的有32件，占作出監督決定案件總數的27.3%;采用并據此作出不予支持監督申請的有4件，依據調查核實結果促成當事人和解的案件有2件。不難看出，調查核實權的行使，為民事檢察監督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不過，超過四成調查核實未取得結果或未達到預期效果的事實也表明，調查核實權在實踐運行中面臨著諸多阻力。5.調查核實權的證據類型。在S省取得實際調查結果的案件中，檢察機關通過行使調查核實權，共取得書證19份，主要類型為案卷材料、公積金繳存記錄、戶籍檔案資料、工商登記材料、拆遷資料、銀行出款單據等;獲得證人證言4份;發現法官違法行為4件，均為執行程序違法;確認相關事實真偽4件;證實原審證據存在瑕疵3件;了解、知悉相關規定3件，獲得鑒定意見1份。

(二)調查核實權的實踐問題整體而言，調查核實權的行使為S省檢察機關民事法律監督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不過，由于法律制度不盡完備、屬性界定存在分歧以及各方重視程度不一等原因，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在實踐中依然存在諸多障礙，具體如下:1.檢察機關在調查核實權的啟動上過于積極。相比依當事人申請啟動的案件數量，S省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調查核實權占據著絕對優勢，這一方面反映了檢察機關在民事檢察監督工作履行職責的積極態度，但同時也意味著檢察機關有隨意啟動調查核實權的傾向。《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可基于履行法律監督的“需要”行使調查核實權，這就意味著該權力的行使應當以“必要性”為限，非基于法定事由不得啟動調查核實權，尤其不得依職權啟動該權力。為細化調查核實權操作規范，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出臺了《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以下簡稱《監督規則》)，僅在第65條規定了調查核實權針對的具體事項，而未對哪些事項應當由檢察機關依職權調查以及哪些事項應當由當事人申請檢察機關進行調查明確區分。法律對啟動方式的模糊化處理，使得當事人無從判斷相關案件情況是否可向檢察機關申請調查核實，而檢察機關為確保監督工作順利開展，則會在調查核實權的啟動上表現得更為積極，這就造成實踐中調查核實權主要是由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而檢察機關依當事人申請啟動的比例相對較小，有侵犯當事人處分權利之嫌。2.調查核實的對象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就S省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的對象而言，雖然是以向案外人、知情人等主體詢問了解情況為主，但同時也存在向專家等主體咨詢的情況。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10條規定，調查核實權的行使對象為“當事人或者案外人”，但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規則》第66條對于“調查核實措施”的規定將調查核實對象進行了擴大，即:檢察機關不僅可以詢問當事人或者案外人，還可以咨詢專業人員、相關部門或者行業協會以及委托鑒定、評估、審計。對此，有學者認為，法律授予調查核實權的目的在于保障檢察機關更好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責，而非要在法院審判以外另辟一條發現案件真實情況的路徑與方式，也不是對客觀真實的無限追求。事實上，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附屬并服務于法律監督權，其調查核實的對象應當與訴訟程序有直接關系，因而，調查核實權的行使對象應當限于當事人及其他參與原審訴訟活動的證人、鑒定人與訴訟人，而不應包括與案件沒有訴訟法律關系及沒有參與訴訟活動的人員。⑩就此而言，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規則》第66條對于調查對象的規定顯然超出了《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范圍，這不僅造成了實踐中調查核實權的擴大化適用，也在理論上混淆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責與審判機關案件事實查明職責的關系。3.調查核實權的實施保障機制不足。就運行效果而言，S省檢察機關進行調查核實的案件有43.3%的比例未取得結果或未達到預期效果，這其中不乏被調查對象躲避調查或者故意不配合調查的情況。由于調查核實權為一種非強制性權力，其開展的主要方式為詢問有關當事人或案外知情人，以及對相關案卷材料查閱或者復制。在缺乏強力保障機制的情況下，一旦被調查單位和個人不予配合，調查核實權的實踐效果將難以保障。例如，在檢察機關向知情者進行調查核實時，有些案外人出于種種顧慮往往不愿意提供涉案信息或者僅提供部分案件信息;在對相關卷宗的查閱與復制過程中，法院雖然同意查閱和復印已結案歸檔的案件材料，但在執行監督等監督案件中，由于案件材料仍未進行歸檔，借閱復印通常會面臨諸多制度障礙和人為干擾。因此，在缺乏類似于“妨礙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制度保障的條件下，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實施效果將大打折扣。4.調查獲取證據的法律效力不明確。目前，對于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能否作為定案的依據，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明確。有學者認為，法院在再審程序中對于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無權進行審查，只能據其作出認定。該觀點并不妥當，因為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的行使服務于其法律監督職能，直接功能在于為檢察機關是否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提供參考依據，就此而言，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的證據僅具有對內效力，而不應對抗案件當事人，亦不應成為法官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所以，就S省檢察機關的實踐情況而言，雖然無論據其作出監督意見，還是據其作出不予支持監督意見，抑或最終促成當事人和解，都表明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的結果得到了有效的運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具有當然的定案效力。因此，如何把握檢察機關調查獲取證據的性質及法律效力，依然需要立法予以明確。此外，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對于調查時限、閱卷筆錄和調查筆錄的制作、調取的證據材料的保存、委托鑒定程序等均未涉及，實踐中各檢察院的調查程序繁簡不一，也損害了檢察機關調查核實證據的嚴謹性和權威性。

四、對策與建議: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規范運行的路徑

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是一把雙刃劍，若運用得當將有效推動法律監督工作的開展，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若運用不當或濫用該權力，則將可能損害司法公正。為確保調查核實權取得良好效果，該權力的行使應當遵循民事訴訟基本原理及檢察工作規律，并通過完善的制度設計，實現權力運行各環節均能依法、規范、正確運行。

(一)主動出擊抑或謙抑行使:合理區分調查核實權的啟動方式實踐中，調查核實權的啟動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依職權啟動調查核實權，即:檢察人員根據案件審查情況，依職權決定調查核實相關證據;二是依當事人申請啟動，即:當事人向檢察機關提出調查核實相關證據的申請，由檢察機關審查決定是否進行調查核實。但在具體案件中究竟應當由檢察院依職權啟動還是由當事人申請啟動，應當進行區別對待:其一，對于具有公益性質的案件或法院存在違法行為的案件，檢察機關應依職權啟動調查核實權。首先，對于公益訴訟案件而言，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5條，“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盡管對于檢察機關能否提起公益訴訟尚存理論爭議，但無論從私分國有資產案件、環境污染案件等涉及公益的案件數量和發展類型看，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不僅僅具有職權上的優勢，而且有著廣泛的現實需求。因此，賦予檢察機關在辦理公益訴訟案件上的“調查核實權”，既是發揮檢察機關維護國家和社會利益職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尊重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案件中“當事人權利”的應有之義。其次，對于法院存在徇私枉法等違法行為的案件而言，法官違法行為不僅損害了案件的公正處理以及當事人的訴訟權益，同時，還可能涉嫌職務犯罪或者其他刑事犯罪。基于維護司法公正的需要，檢察機關可依法行使監督職責，對原審法官是否存在違法行為以及存在何種違法行為進行調查，并視調查情況作出相應處理。其二，對于當事人申請啟動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案件，應以無法歸結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舉證不能”為限。根據新《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章的條文順序和立法精神，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程序應當為第一順序，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為第二順序，檢察機關以抗訴或者檢察建議的方式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應為最后的順序。而在個案中，當事人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或者檢察建議的，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即:(1)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的;(2)人民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的;(3)再審判決、裁定有明顯錯誤的。之所以對當事人申請檢察監督的條件進行限定，是因為民事訴訟解決的是當事人之間的“私權爭議”，應當嚴格遵守“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責任法則，檢察機關一般不應介入其中，以免造成當事人訴訟地位不平等。但在某些情況下，由于一方當事人惡意隱匿證據或者法院未依法行使調查核實權等原因，造成案件事實無法查明的，基于保障程序平等和司法公正的因素，檢察機關可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進行調查核實。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規則》第65條的規定，建議當事人申請啟動民事檢察調查核實權的范圍為:(1)原審法院未依職權調取的涉及的管轄、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程序事實的證據;(2)當事人及其訴訟人已在原審中向法院申請調取且符合條件，但原審法院應當調取而未予調取的證據;(3)人民法院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可能是虛構或者偽證的;(4)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在一方沒有證據優勢的情況下且該證據可能會影響主要案件事實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核實而未調查、核實的;(5)涉及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中可能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或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的證據;(6)執行人員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嚴重不負責任或濫用職權，不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執行職責，或者違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損害的;(7)其他檢察機關認為需要進行調查、核實的情形。

(二)自由為之抑或依法實施:規范完善調查核實權的運行程序法律治理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程序之治，通過程序的依法實施對權力進行有效約束。就調查核實權這項公權力而言，依照正當程序原則來規范其行使至關重要。對此，《監督規則》對調查核實的范圍、對象以及程序等進行了規定，但由于拘泥于部門利益思想以及受“宜粗不宜細”立法思想的影響，調查核實權的運行程序依然存在諸多疏漏，包括未對檢察人員的身份表明義務進行規定，未對調查對象在調查核實中的權利進行規定，未對調取證據的保存與管理進行規定以及未明確調查核實的工作時限等。為保障調查核實權的依法實施，建議立法從以下方面進行完善:第一，修正調查核實的適用對象。鑒于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的目的在于履行法律監督職責，而非無限地追求案件客觀真實或代替法院作出事實認定，調查核實的實施應當圍繞原審訴訟法律關系展開，并根據調查事項的不同將調查對象限定于原審案件審判人員、當事人或者其他訴訟活動參與人，而不得任意擴大調查對象。第二，完善調查核實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具體而言:檢察人員在調查核實證據時，應當向相關人員出示表明自己身份的證件。在調查核實過程中，檢察人員應向被調查對象送達《權利義務告知書》，以此確保調查核實活動的依法實施并接受被調查方的監督。第三，明確調查核實的工作流程及文書制作格式，詳細記錄諸如案件來源、被調查人基本情況、調查過程、調查認定事實和證據、處理建議和依據等事項。第四，明確調查核實的工作期限。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09條的規定，對于當事人申請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或抗訴的，檢察機關應當在3個月內作出是否提出檢察建議或抗訴的決定。鑒于此，建議將調查核實權的工作期限設定為3個月，只有出現鑒定、評估及調查行為違法等特殊情況，造成申訴案件無法在規定期限內辦結時，才能由本院檢察長批準而適當延長。

(三)直接定案抑或重新質證:準確把握調取證據的法律效力對于檢察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調取的證據是否可以作為法院直接定案的依據，學界存在兩種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檢察機關作為司法機關，其調取的證據與法院依職權調取證據的效力等同。再審程序中，法院無需對該證據進行審查，而應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另一種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取得的證據與其他訴訟主體提供的證據在證明力上并無二致，都應當經過法庭質證方可作為定案根據。相較而言，第二種觀點較為妥切，原因在于:其一，檢察機關調查獲取的證據與法院依職權獲取證據針對的事項存在差異。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5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依職權收集的證據主要針對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2)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其中，前者為涉及公益的事項，而后者為程序事項。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00條、第208條及第210條的規定，檢察機關調查獲取的證據既涉及案件事實認定是否存在錯誤、適用法律是否準確以及程序是否合法，也涉及法官是否存在徇私枉法行為，因而，其與法院依職權調查的證據存在本質區別。第二，“直接定案”論混淆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區別。根據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法院負責對涉案證據進行審查認定并據此做出相應裁判，而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在于開展法律監督活動，即通過調查核實相關證據判斷法院審判活動是否存在錯誤以及法官是否存在徇私枉法行為，并據此是否進行以及如何進行進一步的監督工作。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3條的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并不具有推翻原審裁判直接定案的“特殊效力”，相關證據只有經過庭審質證，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對于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如何在法庭中出示，建議由檢察人員在參與再審程序時，以法律監督者的身份對證據調查收集的過程、內容及證明事項等進行說明，由雙方當事人對此進行質證。如果當事人無充分證據予以反駁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效力，將其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此外，對于檢察機關調取的涉及法官徇私枉法的證據，在保障當事人質證權利外，法院還可令原審相關審判人員和書記員出庭接受詢問，以確保檢察機關調取證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四)柔性約束抑或剛性制裁:建立健全調查核實權的保障機制對于如何保障調查核實權的順利實施，《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對此，《監督規則》第66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在行使調查核實權過程中，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等強制性措施。不過，為保障該權力的順暢實施，《監督規則》第73條同時規定:“人民檢察院調查核實，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拒絕或者妨礙人民檢察院調查核實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其上級主管部門提出檢察建議，責令糾正;涉嫌犯罪的，依照規定移送有關機關處理。”該規定雖對被調查人協助調查義務和妨礙調查核實的法律責任予以明確，但仍無法解決可能難以調取證據的問題。為解決該問題，建議民行檢察部門與相關單位、部門建立健全內外聯動工作機制，形成調查核實工作合力。對內，民行檢察部門應遵循檢察一體原則，加強與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公訴部門等檢察機關內設機構的聯動，形成辦案合力;對外，建議民行檢察部門密切與法院、公安、銀行等單位的協作配合，形成調查合力。由于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的事項既涉及法院審判是否存在錯誤，還涉及法官是否存在“枉法裁判、瀆職侵權”行為以及當事人是否具有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益等情況，其他機關、單位或檢察機關其他內設機構在執法辦案或開展工作過程中有可能發現涉及民行檢察部門在辦案件的相應線索或證據材料，對此，民行檢察部門通過與其他部門或檢察機關內設機構建立案件信息共享與轉交辦理工作機制，能夠實現案件信息互通和材料共享，確保調查核實權取得監督效果。

作者：范衛國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 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