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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研究論叢雜志》2015年第五期

中國農村總體正在從原來厚重的代際平衡關系走向一個稀松的代際平衡關系。社會變遷過程中親子關系呈現出長輩權力向子輩權力轉移的態勢，夫妻關系中出現了年輕女性權力上升的局面，這些變化使得農村社會的代際關系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后輩人更看重除生養以外的交換資源，親子之間付出與回報的均衡交換關系被打破，如何重新平衡代際間關系遂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然而，在以往探討重構代際關系的研究中，多將重點放在了老年父母與中年子代的關系上，而對中年父母與年輕子代的交換關注不夠，實際上中年-青年的代際交換更能反映出社會變遷下代際關系的變化。尤其在少子老齡化的社會環境下，對這兩代人關系以及關系策略的考察更顯得尤為重要與緊迫。因隔代照顧是代際策略運作的重要領域，且多為家庭中的兩代女性承擔，考察隔代照顧中的中年女性與兒媳婦的代際策略及代際關系（婆媳關系）問題無疑對理解農村家庭關系與代際策略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文獻評述與相關概念

1.文獻評述在較早的婆媳關系研究中，多認為婆媳之間存在沖突，且沖突不可避免。費孝通指出婆媳沖突很可能是“女性情結”的社會根基。李博柏認為婆媳之爭是有限權力的爭奪，婆媳沖突是一種制度性沖突，因而不可避免。瑪格瑞•沃爾夫（MargeryWolf）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提出了理解婆媳沖突的一個有力概念———“母體家庭”（uterinefamily）（子宮家庭），這是她在對臺灣鄉村家庭考察的基礎上提出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概念，女性到了婆家以自己為中心和自己的孩子建立新的家庭即為母體家庭。女性在母體家庭中積極培育與兒子的關系以保證兒子對其晚年負責，這種親子關系具有排外性，當兒子結婚家庭中出現了新的女性后，兒媳婦謀求生活空間的努力與婆婆力圖保持與兒子間親密關系的訴求便產生了沖突，隨之而來的是分家。這樣，婆婆建立“母體家庭”的努力以及與兒媳爭取兒子的孝心成為婆媳關系的一個主要面向。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沖突，沖突的實質是競爭和控制養老資源，尤其隨著鄉鎮工業的發展，家庭資源的控制權實質上轉移到了媳婦手中，（老年）婆婆們賴以生存的資源和勞動能力基本枯竭，老年婆婆喪失了權威，她們過去的貢獻被現在市場經濟的價值標準所衡量。隨著對中年父母與青年子代關系研究的深入，有研究擺脫了婆媳沖突的研究框架，認為家庭中由公公、兒子和孫子（女）形成的多元格局構成一個制約網，平衡或影響著婆媳關系向家庭和諧的方向邁進。陳訊從婦女的歸屬感與人生意義視角出發指出，中年女性從理性觀念的角度來重新定義婆媳關系，她們用贈權的方式主動討好媳婦，以求未來有人贍養。最近的研究采取了較為折中的方式，認為婆媳沖突是存在的，但因資源爭奪而產生的婆媳矛盾減少，生活習慣與價值觀的沖突成為婆媳矛盾的主因。現有的研究雖然關注了婆媳關系，但多從沖突論或功能論的宏觀角度去談婆媳關系的實質或表現，缺乏從行動層面對婆媳關系的考察，難以將代際行動及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乃至內在張力呈現出來。除此之外，現有研究多將婆媳關系的探討局限在兩代女性之間，且關注未來養老層面的承諾，忽視了從家庭層面尤其是和睦家庭關系期待角度去談婆媳關系。本研究重點將放在對中年女性與子代兒媳之間關系即婆媳關系的考察上，主要通過對隔代照顧中的中年女性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選擇以及老年女性與中年女性策略對比來呈現她們代際策略的差異、其背后的結構性因素以及對家庭關系的期待①。

2.相關概念本文的“老年女性”就年齡而言，多生于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年女性”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年齡在45-55歲②。上村的中年婆婆都有過在工廠工作的經歷，年輕媳婦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成長起來的“80后”。隨著生育率而來的家庭小型化，上村的中年父母多與子代的小家庭同居共灶，即使分居，中年父母也多承擔起了對小家庭的日常照料與隔代照顧，小家庭并不與大家庭共財，但接受大家庭的供養與經濟支持。因此中年父母在處理與小家庭的關系時，更多的是從大家庭的角度出發來發展家庭策略的。家庭策略（familystrategy）這一概念來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工業化過程中家庭的作用，研究家庭面臨新的外部環境時的決策過程，被解釋為家庭及其成員的決策過程和時機。家庭決策過程既有代際協商又有沖突，充滿了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在本研究中，中年婆婆的代際策略多從家庭發展與維系的角度出發，通過反觀社會變遷而致的新型家庭關系，以放棄工作來承擔隔代照顧的責任，將工作機會讓渡給兒媳婦。較其上輩而言，這是一種有溫情的策略，在這種策略背后隱含了中年婆婆對和睦家庭關系的期待，她們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增進小家庭的夫妻關系，維護大家庭和睦的親子關系，進而營造親密的家庭關系。“反思性生涯”是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個體化”社會中的重要特征，由于教育與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在家庭內外，個體越來越成為組織其自身生存與生活方式的能動因素，個體在制度化的社會環境中成為自身社會性的塑造者，從而生涯日益具有反思性。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高，行動者所獲得的對其生存的社會狀況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變社會狀況的能力也越大。中年女性大多有學校教育經歷，電視的普及加之子代的“文化反哺”使她們感受到并經歷了因全球化而致的個體化現象，發現在家庭內原有的代際規范已逐漸失去了作用，代際關系更多是一種建設性的關系，若想重新平衡代際關系，就需要不斷地付出勞動與感情。

二、上村概況介紹

為了探究代際關系變遷背后的結構性因素、新型的代際策略與代際關系的意涵，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調查方法，分別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2月與2014年3月就家庭關系變動與女性權力議題在河北省上村進行了四次田野調查，力圖厘清代際交換的圖景。共訪談38人，其中有6位老年女性、12位中年女性及其中6位女性的丈夫、8位年輕女性及其中6位女性的丈夫，并參與村莊內的葬禮、婚禮、嬰兒出生儀式等家庭內外的活動。上村位于河北保定市境內，與縣城僅有一條柏油馬路之隔，縣城距保定50公里，距省會石家莊142公里，縣域內公路系統發達，交通比較方便，這些為上村周邊的工業以及運輸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20世紀90年代，上村與縣城及周邊的村莊之間是大片的土地與農田，尤其是到了秋天，成片的玉米地織成一張綠色大網，一眼望不到邊。隨著經濟的發展，縣城不斷擴張，逐漸吞并周邊村落，90年代末上村開始為縣城擴張出讓土地，現在從上村村南頭可以清晰地望到縣城內的工廠與大型商場。上村村內沒有工廠，村落所在鄉鎮———新鎮———工業發達，在鄉鎮企業繁榮的那段時期，新鎮及周邊村落主要通過紡織加工腈綸毛線發展經濟，后來發展到現在的機織毛毯、膠帶紗、地毯紗、棉紗、人造皮毛布、毛巾等，形成了集紡紗、化纖、織造、染整、針織服裝等為一體的完整的產業鏈條。在改革開放初期，新鎮周邊村莊的居民通過背包賣線的方式，走遍全國各地，他們也因此得了個稱號“背小包的”，主要指他們只帶很少的貨物，頻繁往返于家鄉和外地。在早期的背包群體中，主要是男性和未婚女性（即本文中的中年女性），隨著90年代末工廠的發展與擴張，為了照顧家庭，中年女性多進入當地工廠，他們的子女基本不再做背包族，而是進入當地新型工廠就業。在謀生方式上，上村以及周邊的農村中，農業已不是人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對村民來說，種地只是為了有糧食吃，主要由中年女性作為副業經營。由于當地工業、運輸業發達，村民多在地轉移從事非農產業，主要謀生方式有五類：一是以個人（以男性為主）或家庭為單位銷售毛線，二是從事建筑行業（以男性為主），三是經營貨車運輸或者做貨車司機（以男性為主），四是進工廠（以女性與年輕男性為主），五是從事其他服務行業，如賣場服務人員（以年輕女性為主），拉三輪、做環衛工人（以老年男性為主）。從經濟發展的狀況與居民的從業方式上看，村民只要付出勞動就會有貨幣收入。

在人口與家庭方面，上村有176戶736人。集體經濟時代每對夫婦平均有4個子女，最多的有8個，最少的1個。1980年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后，一對夫婦最多只能生兩個孩子，村民有較強的男孩偏好取向，獨子戶家庭會通過性別鑒定的方式進行生育選擇。隨著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進入婚育年齡，村莊內出現了自愿生一個的現象。在家庭結構方面，集體經濟時代有少量的擴大家庭，主要以多子女（4-5個）的核心家庭為主，因子女較多，家庭規模也較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加之分家時間不斷提前，家庭結構日趨變小，少子女的核心家庭大量出現“，四口之家”“三口之家“”兩口之家”大量出現。2000年以后隨著計劃生育政策成長起來的一代結婚生子，有一個兒子的家庭基本不分家，村莊內出現了大量的主干家庭。在日常生活方面，人們注重的是家庭經濟的發展以及子女的教育問題，村莊輿論與村落中的人情、面子對村民行為有很強的規范作用，村民重視日常生活中的禮尚往來與人情交換。上村家庭倫理雖然有所變化，但不像閻云翔的下岬村與賀雪峰等學者調查的中部農村那樣出現極端代際關系狀況，而是中年父母與子女的代際關系多呈現出積極建設與營造的態勢。

三、失衡的代際交換：育兒中老年婆婆的缺席

中年一代與老年一代的代際關系被認為是失衡的代際關系，這種失衡不僅是傳統道德規范的失衡也是交換意義上的失衡，包括物質與服務交換的失衡。在物質資源傳遞方面，土地、農作具等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形勢下，小家庭從大家庭中獲得的只能是少量的糧食、簡單的生活用品、有限的房屋③乃至沒有房屋的宅基地。家庭財產的匱乏是當時社會客觀條件制約的結果，很難改變，相對而言家庭服務更富有彈性，父母對子代小家庭的隔代照顧則是這種服務的集中表現。在上村，老年婆婆對子代小家庭的服務支持并不理想，中年兒媳婦對婆婆的不滿中更多地體現在婆婆不為小家庭提供照顧孩子的服務，這種服務恰恰是她們迫切需求的。集體經濟解體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與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大量中年女性投入到農業生產與市場經濟中，她們需要老年婆婆提供照顧孩子的服務。對上村老年婆婆而言，她們的子女數多為4-5個，甚至多達7-8個，在生育與孩子照顧上所花的時間相應地拉長，一個家庭中出現的典型情況是大兒子的孩子往往和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相差幾歲。老年婆婆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撫養自己子女上面，當所有的孩子結婚成家后，她們也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更是無力為子輩提供照顧孩子的服務。對子代家庭隔代照顧服務的缺乏，不只是子女眾多這個客觀條件的限制，實際上老年父母仍然堅守了傳統的家庭權威，認為代際關系仍然是服從父權制原則的，即長輩擁有先賦性的家庭權力。因此，在代際照顧方面老年婆婆從傳統代際關系的路徑出發，將自身的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未將子代小家庭的利益納入進來，盡管社會變遷一直在發生，她們的代際實踐更多地呈現出傳統父權制規范下的代際特征。

我那時候沒人給看孩子，人家（婆婆）閑著玩去也不給看。我婆婆愛打牌，轉著村地打，我說著好的人家才給看會兒。孩子小的時候行，坐在她腿上看著，大點就不行了，（孩子）到處跑，她就打不了牌，人家就不給看了。我得上班掙錢，那時候窮，我就帶著上班去，他打車間里跑，都是機器，真危險！我哥哥看見了，說別去了，好容易養這么大，出個事兒怎么著，等孩子大點兒再出來吧。這么著我就在家里看著孩子種著地。老年婆婆并未因時代的變遷調整其代際策略，她們延續了傳統的代際策略，在面對兒媳婦的要求時，她們會直接拒絕，甚至提出附加條件。在老年婆婆的觀念中給兒媳婦照顧孩子并非是自己受到良好待遇的條件。她們認為，農村應該仍保持傳統時代的婆媳關系，她們仍然信奉家庭中的父權制原則，她們對子輩有先賦性的權力，子輩對其有照顧養老的義務。因此在對子輩的家庭照料方面并沒有主動地投入時間和精力，而是依然延續了傳統社會中長輩權威的家庭關系模式。雖然她們也覺察到社會變遷帶來的婆媳關系的緊張，但她們并未考慮去積極地建設與兒媳婦的關系。俺們倆（與丈夫）出門賣線，沒人給看孩子，我婆婆不愿看，我娘又看不了。后來我婆婆說看也行，交伙食費，一天五毛錢，另外給糧食，這么著才把那門出了，不出門不行啊，沒錢，孩子上學、蓋房都得要錢，哪兒和這會兒也是得婆婆給看著孩子，做著飯，養著小的們（子代）。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老年婆婆的這種先賦性權力受到了中年女性的質疑，在市場經濟價值觀的驅使下，家庭關系遵循交換的原則，包括物質性的交換與情感投入。在這兩方面老年婆婆無所作為，她們未主動為子代進行經濟、服務和情感投入，實際上她們也無力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更無心經營與子代的情感關系。而兒媳婦則將是否照顧孫輩看成婆婆是否支持自己的小家庭的表現，對沒有獲得支持與幫助但要履行養老義務的責任，中年女性充滿怨氣，她們在與婆婆的互動中多是一種禮節上的往來，很少有親密關系的投入與考量。當傳統的責任規范被打破，又沒有發展新型關系的努力時，帶來的必定是失衡的代際關系。

四、新型的代際交換：中年婆婆的付出與兒媳婦的回報

1.讓渡工作權利：中年女性承擔隔代照顧的責任在代際關系上，中年婆婆與老年婆婆的策略是不同的，她們沒有像老年婆婆那樣堅持婆婆應有的權威，而是順應了社會變遷而致的代際關系的變化，在代際策略上她們主動做出調整，積極建設與子代的關系。除了為小家庭提供寬敞的住房、日常的經濟支持外，婆婆處處考慮兒媳婦的感受，村民經常談到“早先媳婦伺候婆婆，這會兒婆婆伺候媳婦，反了世界了”。不管是中年婆婆還是老年婆婆都察覺到了這種狀況，家庭中婆媳關系出現了倒置。最集中的體現就是當兒媳婦生育后，一般在一年內中年婆婆會承擔起隔代照顧的責任，將工作的權利讓渡給兒媳婦。這已然成為上村及周邊村落約定俗稱的做法，孩子出生后尤其是斷奶后，一般都是婆婆照顧，如果婆婆不照顧孩子而去工作，家庭中的矛盾就會增多。中年婆婆最擔心的就是婆媳交惡，她們早年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焦慮、緊張、壓力多源于惡化或冷漠的婆媳關系，反觀與老年婆婆相處的經歷使得她們盡量滿足兒媳婦的要求，并主動經營與兒媳婦的關系，這些有助于紓解中年女性的壓力，她們也會因此得到村民“會持家”的個人能力肯定。在社會層面，村莊輿論非常重視家庭和睦，家庭和睦與否會影響村民的日常交往、子女的婚嫁乃至家庭在村莊中的地位，代際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會成為村民議論的焦點，對家庭榮譽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村民會用心經營家庭關系，盡量避免家庭矛盾的發生。當然，婆婆會通過各種方式建設與兒媳婦的關系，力圖延長工作的時間，例如給兒媳買衣服，工作之余照顧孫輩，日常生活中考慮兒媳婦的偏好（比如食物上的偏好）。WXX有一子一女，女兒已經出嫁，兒子結婚后沒有分家，和WXX住在一起，丈夫、兒子和WXX都在工廠上班，兒媳婦懷孕后就在家里待產，在孫子出生后，她不止一次地強調自己要抓住這幾個月上班的時間。自己上班手頭活動點，想買什么就買什么，YJ（兒媳婦）要上班去，我就得看孩子，花錢還得給他們要（丈夫及兒子兒媳）。這會兒，我就得溜著她（兒媳婦），多上幾個月算幾個月。WXX曾在連著上了16個小時的班后，陪兒媳婦帶著孫子去醫院，“熬得眼都睜不開，沒法，她（兒媳婦）不高興了，我這個班也上不長”，WXX平時會給兒媳婦買衣服，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夸獎兒媳婦能干，她采取的是很多婆婆都認可的“討好”策略。這一切都阻止不了中年女性回歸家庭，當子輩孩子的哺乳期結束后甚至當孩子出生后，中年女性就要從工廠工作中退出來，承擔隔代撫養照顧家庭的責任。這種退出并不是暫時的，她們幾乎不會重返工廠，將工作的權利永久地讓渡給了家庭中年輕的兒媳婦。

WF（兒媳婦）生了孩子我就不上班了，我年幼的時候就到黑龍江、俄羅斯邊上做買（Z-ZYH，2012-20-17）有一點需要澄清，中年女性的退出并非是因其在勞動力市場的劣勢而致的結果，她們的退出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就工作機會而言，中年女性并非因年齡的問題而被逐出勞動力市場。上村周邊有兩類工廠，一類是以中年女性為主的工廠，其中也有少量的年輕女性和中年男性。這些工廠多為當地村落中的私人棉紡企業，規模較小，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對工人的年齡、學歷無特殊要求，中年女性中的很多人年輕時曾在這些工廠工作過，孩子長大后她們又進入了這些工廠。這些工廠的工作彈性大，一年中會有兩個月的放假期，工資月收入在1800-2400元（從學徒工到熟練工），實行三班倒制度，8小時一換班，有農活時中年女性白天干農活晚上上班。年輕女性認為這些工廠的現代化程度低，她們多進入新型的現代工廠，新型工廠坐落在縣城附近，對員工的學歷和年齡有一定的要求，有現代的管理制度（如休假和獎勵制度）和現代設施（如有地暖的宿舍，全新的洗浴設施），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例如熟練工的月工資收入比進入村落工廠的熟練工多700元左右，這些都吸引著年輕女性。工資高，付出多，每天工作12個小時，白天上班，晚上休息，這就要求有專門的人負責其孩子的照顧工作。另一方面，雖然調查發現年輕女性的工資更高，但不是簡單的收入問題使得中年女性放棄了工作。

退出并不意味著中年女性可支配的財產增加，因年輕女性與其丈夫的工資收入并不交給大家庭的家長支配，她們只是會在過年過節時對公婆有所表示，例如給公婆買衣服，為家庭置辦年貨，這些與中年女性的工資收入相差甚遠。中年女性更多的是從小家庭的發展考慮，希望子代的家庭能更早完成財富積累。這與其在匱乏年代的經歷有關，由于社會條件的制約中年女性從婆家繼承的財產非常少，加之當時國家總體的經濟發展狀況并不繁榮，中年女性與其丈夫艱難地完成蓋房子、嫁娶子女的任務，并實現了財富的積累。基于此種經歷，中年女性希望子代能較快地完成財富積累，尤其是當她們從物價上漲過程中體會到財富的貶值時，這種愿望就更強烈，所以她們會退出工廠，將工作權利讓渡給兒媳婦。在某種程度上，中年女性的做法與“恩往下流”的代際關系原則是一致的。退回到家庭，切斷了中年女性與家庭外場域的聯系，弱化了她們在公共空間中的影響力，由于接受丈夫甚至子代的供養，也會影響她們對自身主體性的認知。中年女性們明確地表示，自己不掙錢了，要靠別人養著。最明顯的就是在親戚們禮尚往來的交換中，她們最擔心禮金的上漲，CYH曾對妯娌們提高了對親戚家禮金的做法表示反對，她覺得自己不掙錢了，出禮金都是向丈夫或兒子要，如果禮金一直上漲，擔心兒媳婦有意見給自己臉色看。為了照顧孫輩，從有薪勞動退回到家庭對中年女性而言是一種犧牲，這已然成為周圍村落中村民處理代際關系的共識，并發展成了一種模式。村民多認為經濟收入不是關鍵，自己權利的彰顯也不重要，子代家庭的發展、大家庭的和睦與良好的代際關系才是最重要的。但在工作與隔代照顧的選擇中，不是中年男性而是中年女性要退回到家庭中，不是年輕的媽媽而是祖母要承擔起照顧幼兒的責任，這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年女性因有薪勞動而獲致的主體性意識產生沖擊。

2.中年女性的主體性意識：勞動與工作的意義相較于親代與子代中年女性有獨特的生命歷程，其主要特征在于直接為家庭創造財富的勞動貫穿在她們自離開學校到成為祖母重新回歸家庭的幾十年的生命歷程中。就農業勞動而言，在對上村的考察中發現，在集體經濟時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這三個階段中，勞動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經歷上的投射程度是不同的。老年女性只在集體經濟時代經歷了大規模的集體勞動，中女性在其出生的集體經濟時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時代都是農業勞動的主力軍，對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出生的年輕女性而言她們在農業勞動中的投入是很弱的。三代人中，中年女性的勞動轉化為家庭財富的特征非常明顯。隨著集體經濟的解體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中年女性作為勞動主力軍的角色凸顯，上村的中年女性或者通過與丈夫承包土地，或者進工廠、銷售毛線等方式為家庭積累財富，用于子女教育、住房改善、子女結婚等。對一般的家庭而言，老年父輩并未也無力對中年子輩提供足夠的住房，中年子輩如果想改善居住環境要靠自己的財富積累才能實現。在子女教育方面，由于當時并未全面推廣免費義務教育，中年父母要承擔子女讀書的費用，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當子代進入適婚年齡，中年父母需要為子代準備一套住房以提高其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隨著近幾年物價的上漲與宅基地的緊張，對一套平房院落的投入大概在15-20萬元，包括從申請宅基地到房子裝修好的所有花費。現在就是俺們這一代人最累了，老的們沒給你留下什么，房自己建，每個人都得建一套新式的房，水泥結構的房，你不建，孩子們就沒法結婚，你有小子唄，閨女住著破房也覺著不像回事，每家就得這么著。勞動與工作對中年女性而言首先意味著生存其次才是家庭的發展，通過農業勞動與工廠工作，她們為家庭積累財富，并通過對家庭的經濟貢獻直接獲得滿足感與自身主體性的認知。我給家里掙的多，買手扶就是我的錢，我出門掙錢，我大姐姐種地，俺們都給家里掙了。我結婚是自個出門掙的錢，家里沒填，我大姐姐的皮箱、套服、盆、瓷壺、木器也是我出門的錢買的。家里光花錢的道道，一直花，蓋房，一直結婚。

創造經濟財富的農業勞動與貨幣化的收入是中年女性早年對家庭貢獻的主要形式，她們非常清楚自己對家庭的貢獻，也能從這種貢獻中獲得對自身主體性的認知，即對家庭而言她們是重要的，這種主體性的認知伴隨著她們進入工廠又得到了強化。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深入，上村所在區域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業領域呈現出收入相對較低態勢，上村及周邊地區的農業經歷了從主業到副業的轉變。最早轉移出去的是家庭中的男性，他們多從事運輸、賣毛線、建筑、工廠技術類等收入較高的工作。為增加家庭收入，大量中年女性也從農業領域轉向非農領域，她們在附近村落的鄉鎮企業中工作，掙得工資收入，月工資經歷了從2000年600-800元到2014年的1800-2400元。工廠生活對中年女性而言不僅是收入的來源更是自我實現的方式，工廠勞動將其從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使其脫離了單純的種地、管家的生活模式。貨幣化的工資收入使其對家庭的經濟貢獻量化，而非隱藏在家務勞動與較低收入的農業勞動背后，相應地她們在家庭中話語權也有所增加。除此之外，她們在工廠中形成的交往群體與工作模式，賦予了她們更大的活動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工廠成為她們反抗父權的一種形式。中年女性在工廠中形成的姐妹聯盟將男性工頭或男性同事作為開玩笑與取笑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她們實現了對男性權力的沖擊，這甚至擴展到在村落中對同齡男性公開的戲弄。上班能掙個錢，也不悶得慌，老娘們兒打一塊說說笑笑的這一天就過去了，家里待著什么也沒有。（糊紙盒）圍著桌子一坐就覺著痛快，東家說說西家說說，有的時候說得痛快了就嘎嘎嘎地笑，男的們一過，伸著頭看一下，也不知道俺們笑什么呢。從中年女性早年的經歷來說，她們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她們認為外出工作而非留在家內才是應有的態度。工廠做工不僅是中年女性對家庭貢獻的直接方式，更是她們主體性的重要表征，而這些都會隨著下一代的成家與生育變得不確定。當家中的孫輩出生后，在強烈的義務感驅使下，她們會辭掉工作，專門照顧孫輩，通過勞務付出，希冀獲得代際回報。

3.構建親密關系：婆媳間的期待與回報隔代撫養中的家庭策略是以犧牲中年女性外出工作的機會和權利為前提的，當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發生沖突時，中年女性首先選擇的是家庭利益，上村中年女性的代際策略隱含著她們對家庭關系的反思以及對新型家庭關系的期待。在傳統社會中基于輩分、年齡、性別的父權制已然發生了松動，中年女性在與婆婆及兒媳婦的相處中體會到了這種變化，“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在當代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婆婆在家庭中更多的是一個需要去維護、建設的角色。中年女性的作為實際上是貝克意義上的“反思性生涯”的實踐，即社會預定的生涯轉化成自我創造并不斷地被創造的生涯。中年婆婆們的努力并非要樹立傳統婆婆的權威，而是建立和睦的家庭關系。中年女性采取溫情策略與早年的婆媳經歷有關，她們與婆婆的關系是傳統婆媳關系在社會變遷中的延續。社會變遷打破了長輩先賦性的權力，沒有了權威、沒有了交換，原有的婆媳關系便出現了失衡，中年婆婆必須要有所行動，必須要“做什么”才能改變落入她們所經歷的婆媳關系狀況，ZXX提到“自己經歷過沒人給看孩子，就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再遭難”。中年女性深諳只有不斷地對兒子的小家庭進行經濟、服務、感情層面的投入，不斷地加強與小家庭的聯系才能營造親密的婆媳關系。中年婆婆積極建立與兒媳婦之間的情感聯結，她們希望與兒子、兒媳婦培養親密關系，她們不斷的付出勞動與金錢，出讓工作的權利，不斷地在與其他家庭付出的比較中獲得滿足感。她們也提到了這種付出是有回報的，年輕兒媳婦對她們的尊重以及費孝通先生提到的反饋都可以從新型的婆媳關系中得到體現，她們看中的不是經濟上的回報，而是情感上的回饋。

實際上，年輕兒媳婦對中年女性乃至大家庭的回報既有經濟上的又有情感上，而且經濟上的回報都附著了豐富的情感意義。例如年輕的兒媳婦會給婆婆零花錢，給大家庭購置生活必需品，給婆婆買衣服等，中年婆婆會向親戚、鄰居展示兒媳婦對自己及大家庭的經濟投入，也會從后者的認可、贊揚中獲得滿足感。在上村，過年時兒媳婦會給婆婆置辦年貨的錢，這種行為并非強制性義務，而是兒媳婦向公婆表達感謝的一種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兒媳婦會通過一套說辭肯定婆婆與公公一年的辛苦付出，表達她和丈夫對公婆的感激之情，整個過程充滿著對融洽家庭關系的營造。金錢的數目并不大，但它所具有的象征性意義———媳婦的孝順、對父母情感的回報、家庭成員親密關系的浮現———正是中年女性所珍視的。我媽（婆婆）給看孩子挺辛苦的，小小子調皮，不好看，我媽累得不行，我怕她累出病來，有空我就看。今年過年，我媽看上了件大衣，一千二，我爸爸（公公）嫌貴，不找買，后來我和HS（丈夫）給了她一千，把那件衣裳買了，她著高興。我媽給俺們看著孩子，弄著地。像夏天俺們上班回來，上的夜班著打盹（困），我媽說，你們在家里睡覺吧，我澆地去。我睡一會，就起來給她做好飯，回來得吃飯唄。她一回來，你一看那樣，曬的著厲害，穿的也稀里嘩啦，就覺得父母著不容易，我說我去吧，我媽說不行，你在家里待著吧，我去吧，著曬的慌。就是心疼我，心疼我，我得回報人家啊，就算不是你父母，別人心疼你，你也得回報人家啊。俺們開店，我婆婆給填了個錢，其實我挺心疼她的，她挺不容易的，她要生病有個什么事的，我就沒精神，她要是好了，我就覺得踏實。兒媳婦與中年婆婆對雙方關系的認知基于付出-回報的互惠性模式，付出的是經濟、勞務、情感，回報的是經濟與親密。雙方都認識到代際關系是需要不斷地投入-回報進行經營和建設的，在經營的過程中，所有的付出-回報形式都具有情感的象征性意義。雙方的關注點都落到了親密關系與新型家庭關系的構建上，在這種類型的家庭關系中，代際之間的服從被協商取代，傳統的責任義務被親密關系取代。俺們這媳婦就和閨女也是的，是事都伙著，（兒子、丈夫）全不在家，俺們就在一個屋里，一般的這婆媳關系沒什么，不像原來婆媳之間打架鬧氣的了。大媳婦考了個會計證，她說，媽！我請請你，你要不給我看孩子我能考這么好啊。我說，別請我，我給你看孩子是我應盡的義務，只要你們干得好就行。在婆媳間親密關系的表征上，中年婆婆經常以能和兒媳婦建立類母女關系而自豪，她們認為建立在親密關系基礎上的代際關系比單純以物質為紐帶的關系更為牢固。當然這種考量有現實層面的因素，例如家庭關系的和諧，比如養老，中年女性清楚在養老問題上兒媳婦比兒子更有決定權，她們希望以更多的貢獻保證將來的回報。這樣反而造成了她們自主空間的縮小，她們必須不斷地付出而非要求回報，一旦婆婆無視小家庭的利益就會受到兒媳婦的抱怨，出現代際關系緊張的狀況，代際間的互動就在不斷的付出與期待之間持續進行著。

五、結論：中年女性的代際策略與困境

反觀中年婆婆的行動策略，她們的行動與其獨特的生命歷程相契合，從國家主導到市場主導的現代化過程也是老年婆婆與中年婆婆的權威喪失的過程，所不同的是老年婆婆并非積極建立與兒媳婦之間的關系，她們遵循了傳統父權制下婆婆權威了的代際規范，中年婆婆卻更具能動性，她們發現傳統的婆婆權威已無法建立，單純的血緣關系不足以維系與子代的關系，而是需要不斷做出努力去構建親子關系，即“個體必須做些什么，必須做出積極的努力。且這些并不是一次行動，而是日復一日地進行著”。她們從建立和睦家庭關系而非自身權利的角度出發，讓渡自己的工作權利，通過溫情策略積極發展與下一代的良性互動關系。雖然溫情策略確實達到了維護和睦家庭關系的目的，但其本身充滿著內在張力：首先，中年女性的溫情策略是傳統與現代碰撞下的結果，彰顯了她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彷徨與應對策略。長輩先賦權威不復存在，她們不得不面對權力衰落的社會事實，既要保持傳統婆婆治家下的權威與和睦家庭關系，以至于不得不通過讓渡權利來換取自己做婆婆的權威與兒媳婦的尊重，又要在她們知道自己將要退出勞動力市場時盡可能延長工作時間以保留自己工作的權利，她們需要不斷地在家庭和睦與個人權利之間做出選擇。其次，溫情策略也體現了處于夾心層的農村中年女性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相對于老年婆婆的傳統權威與年輕兒媳的權力崛起而言，中年女性處于代際關系中的夾心層，在社會變遷中她們的權力受到了擠壓，正是在反觀上下兩代婆媳關系的基礎上，中年女性發展出了新型的代際策略。她們通過訴諸親密關系，積極營造一種類似“母女”的婆媳關系。這當然與家庭重心轉向內部，承擔家務、親密性、私密化成為其主要特點有關，更是中年女性“反思性生涯”的結果。她們的策略與其早年的婆媳經歷及農村年輕女性權力的崛起有關，“反思性生涯”使她們意識到家庭關系是以親密關系的構建為基礎和目的的，是需要通過不斷的付出與回報來進行建設和維護的。在此過程中，她們努力適應社會變遷帶來的家庭關系的變化，并積極把控家庭關系的走向。

最后，溫情策略的實施彰顯了中年女性處于一個尷尬的社會地位。與西方的“個體化”導向的個人解放不同，中年女性的反思性生涯導向的不是個體的獨立，而是一種建設性的與子代的關系聯結，即親密關系的構建，她們的代際策略導向了一種新型家庭關系模式，但這種策略本身將其置于尷尬境地之中。一方面，中年女性通過出讓工作機會，力圖“生產”融洽的代際關系“激發”子輩對她們的感激、依戀乃至對未來養老的承諾，在此過程中，年輕的兒媳獲得了兩代婆婆沒有享受到的待遇與自由空間。另一方面，在這種代際關系策略下中年女性不得不面對權力喪失與主體性消融的壓力與困境。對中年女性而言，工作不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更關乎自我實現、個人自由：貨幣化的收入能夠明確地表征個體對家庭的貢獻，退回到家庭意味著要接受丈夫乃至子代的供養，她們無法計算的家務勞動貢獻也易被忽視；工作帶來的滿足感與對農村男權秩序的沖擊彌散在日常生活的為人處世中，退回到家庭意味著與家庭之外場域的疏離。中年女性面臨的困境是父權制與市場雙重力量下的結果，其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對中年女性權利的忽視與其主體性的消融，使其權利掩藏在代際交換與代際關系建構的圖景中隱而不見。

作者：張愛華 單位：南京農業大學 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