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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文獻回顧

研究稅務營商環境對產業結構的隱性影響機制大多集中在企業家活動、公共政策目標實現、投資目標、投資激勵等方面。研究發現:稅收政策與其他政策相比較，其對產業結構的刺激作用更為明顯(王銀枝，2006)［13］;增長速度最快的企業與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稅收體系對于企業家活動具有潛在的激勵效應(孫立新，2007);雖然稅收優惠政策對投資有良好作用，但也需區分不同的稅收工具在不同國家及不同行業其實施效果是不同的(劉蓉，2005)［15］;稅收激勵政策可以有效推動公共政策目標的實現(朱承斌，2005)［16］。國外關于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頗多，形成了幾種觀點:一是認為兩者之間負相關，稅收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影響(Lucas，1990)［17］;二是認為兩者弱相關，如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凱思•馬斯頓(KeithMarsden)利用回歸分析法，對世界20個國家的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考察，發現稅收能促進經濟增長，低稅負國家經濟增長要快于高稅負國家，但當宏觀稅負水平高于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將趨于零，然后是負增長;三是認為稅收具有內生性和外生性變化，稅收政策具有短期水平效應或者具有長期增長效應(ChristinaRomer和DavidRomer，2007)［18］。國內研究結論多支持第一種觀點，認為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國外研究者針對中國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結論，如RogerGordon和WeiLi(2005)［8］分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應歸功于財政分權體制和1994年的稅制改革，雖然同時也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如稅收競爭損害了稅基、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等，這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會產生不利影響，但總體而言是積極有效的;Joyce和YanyunMan(2008)［19］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雖然稅收政策對中國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影響效力，但中國總體的平均稅率對其經濟增長是負效應。在稅務營商環境水平的測量上，目前只有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小組的研究最為全面系統［20］。他們在分析影響企業創辦、經營發展的各國普遍的稅務環境因素的基礎上，確定企業在一年中的納稅數目(Numberofpayments，個數)、納稅時間(Timetocomply，小時)、納稅負擔(Totaltaxrate，稅費額/稅前利潤)為基本指標，以其簡單加權值作為稅務營商環境指數，以此評判各國(地區)的稅務營商環境總體水平。但由于指標涉及范圍有限、企業假定前提過多、采集對象范圍偏窄等，這一當前最為權威的稅務營商環境評估指標體系在評估我國地區稅務營商環境時顯得無能為力。國內外研究已表明，稅收政策可以以多種方式作用于經濟增長，合理適度的稅收綜合環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稅務營商環境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機制是多方面的，既有差異稅率、行業稅收優惠等顯性影響機制，又有企業家活動、公共政策目標實現等隱性影響機制。測度稅務營商環境對于評價地區營商環境和指引企業投資意義重大，而現有的測度評價僅是簡單、有限的加權估算。因此，在投資與貿易全球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厘清稅務營商環境理論淵源，構建適合中國地區稅務營商環境的指標體系顯得更為緊要和迫切。

二、稅務營商環境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基于可持續發展思想、公共產品理論、最優稅制結構理論、公平課稅理論等，堅持稅收的“法治、公平、適度、效率”四大基本準則，遵循科學、系統優化、通用可比、實用的構建準則，借鑒“4E”(經濟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邏輯分析框架(張定安，2004)［21］，構建稅務營商環境指標體系。圖1我國稅務營商環境測度指標體系構建流程圖經過稅務職能分析、稅務營商環境測度目標分解、稅務營商環境測度指標要素調查、稅務營商環境測度指標體系的檢驗和修正等4個基本環節(盛明科，2005)［22］(見圖1所示)，可以比較得到稅收法治、稅收征管效率、納稅成本和稅收滿意度等四個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一級指標;按照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專家訪談、納稅人座談、政府部門問卷、實務界沙龍等多種形式，比較分析得到一級指標目錄下排位最佳的31個二級指標。由于稅務營商環境指標多采用克里特量表法問卷調查獲取，因此需采用主觀賦權法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權衡不同權重確定方法的優劣，本文采用德爾菲法和兩兩對比法結合的方式確定指標權重，具體步驟為:首先根據最終征詢指標的重要程度構建判斷矩陣，其次計算判斷矩陣，再次是總體一致性檢驗，最后整體排序，先后計算得到二級指標和一級指標的權重，具體結果見表1。

三、稅務營商環境測度———以廣東為例

廣東省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營商綜合環境全國領先，本部分將利用上文構建的指標體系測度廣東省的稅務營商環境水平。

(一)問卷調查為全面反映納稅人、稅務干部和政府部門對稅務營商環境的真實感受，筆者于2013年9月10日～11月15日分區域選擇在廣州、佛山、江門、湛江、清遠、汕尾、韶關等7市開展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在設計時堅持借鑒與改進相結合、問題排列合理、互相佐證、關鍵對應等基本原則，采用問卷與量表研制的方法，經過條目池建立、條目優化篩選、確定答案、測試、信度效度初步檢驗、問卷調整、訪問開始語、問卷編號、填表說明等程序，最終形成正式的調查問卷。按照分類、需要原則確定調查對象，對回收問卷分地區進行整理、篩選和剔除，最終獲得的有效問卷是:納稅人問卷1289份，稅務部門問卷628份，政府部門問卷601份。客觀指標數據采集采取比對核實方法，先由各市地稅局據實填報，然后與省局統計數據對碰，對有出入的數據進行核實。

(二)調查問卷信度與效度分析采用SPSS11.0軟件分析發現，每個題項所對應的修正后題項總相關系數都大于0.3，每個二級指標所對應的總信度都大于0.7，最小的為0.7734，最大的為0.9205，由此可以判斷，納稅人問卷、稅務干部問卷、政府部門問卷都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應用同一軟件對納稅人調查問卷、稅務干部調查問卷和政府部門調查問卷進行效度分析，所有題項對應的相關系數都在0.7以上，說明這些調查問卷具有較高的效度。

(三)無量綱化處理定義無量綱化處理的標準函數是Y=f(Mij)(郭馳，2007)，若Mij為正向指標，則無量綱化處理的函數為:利用公式(1)和(2)，對3份不同受訪對象調查問卷結果以及客觀二級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各二級指標的具體得分(見表2)。

(四)廣東稅務營商環境水平計算根據設定的稅務營商環境指標體系，稅務營商環境水平M的計算公式表示為:由圖2可知，廣東省總體稅務營商環境處于中等水平，得分為72.78，其中情況較好的有廣州市(80.87分)、佛山市(80.13分)，其得分正好邁入良好等級的門檻，其他各市得分在“中等”上下徘徊，尚有較大的優化空間。具體而言，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區域稅務營商環境各項指標發展比較均衡。從一級指標的實際得分與權重分(或應得分)的比值(即得分率，下同)來看，各市稅收法治指數、稅收效率指數、納稅成本指數、稅收滿意度指數等都在及格線(60%)以上。二是稅務營商環境綜合指數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正相關性。處于珠三角發達地區的廣州市、佛山市，其稅務營商環境綜合指數超過80分，遠高于清遠、汕尾等地70分以下的水平。三是稅收滿意度偏低，地區間差異較小。從圖中可看出，廣東各市稅收滿意度水平均不高，其中得分最高的廣州(16.56分)其得分率也僅為77.88%，屬中等范圍水平;得分最低的江門(13.95分)其得分率為65.57%，僅為及格水平;且得分最高的地區與得分最低地區之間的差距僅為2.61分，說明稅收滿意度的區域差異性較小。五、結論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一是稅務營商環境作為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市場主體的投資與決策、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合理適度的稅收環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的發展。二是構建稅務營商環境測度指標體系應遵循科學性、系統優化、通用可比、實用性、層次性和可度量的基本原則，從可持續發展理論、公共產品理論、最優稅制理論和公平課稅理論來看，稅務營商環境與法治、效率、成本、公平、社會滿意度等因素息息相關，可從稅收法治、管理效率、納稅成本和稅收滿意度等四個維度來構建指標體系。三是廣東省稅務營商環境總體處于中等水平，區域發展比較均衡，稅務營商環境綜合指數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正相關性。比較而言，各市納稅成本指數得分率最為理想，均屬中等以上水平，而稅收滿意度總體水平偏低，地區間差異最小。

作者：王紹樂劉中虎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江門市地方稅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