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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法律制度影響技術創新的基礎理論

探索技術創新相關法律的基礎理論，既有經濟學家的貢獻，也有法學家的貢獻，但其側重點有所不同。法學家主要從法律影響創新機制的角度進行分析，而經濟學家則更加注重從法律制度對技術創新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比如Cooter(2013)［12］系統總結了法律如何為創新提供制度基礎，從創新法律基礎的角度闡述了創新原理，并具體分析了私法和商法在促進創新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而經濟學家Anderlini等(2013)［13］則更關注法律實施的結果及其影響，尤其是經濟方面的效應。

(一)企業生命周期與市場結構變化技術創新對法律的需求源自雙重信任困境(DoubleTrustDilemma)，即創新者對金融家能否對自己的想法保密的信任以及金融家對創業者技術可行性的信任。這一困境導致技術投資不同于其他領域的投資，從而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而言，法律可以在企業發展的各個階段(融資、發展、市場化以及競爭)影響創新，同時伴隨著企業的發展而逐漸完善(Cooter，2013)［12］。這主要源于創業所需市場結構的變化。在企業創業初期，眾多競爭者的參與能激發出好點子，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有益于創新。但由于創業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企業會更多地偏好模仿而不是創新;而一旦企業進入創新環節，其研發過程以及研發成果都需要保護，以補償企業創新中的巨額研發投入，壟斷的市場結構對此會有裨益;創新成果的擴散可以促進社會技術的進步，因此在創新模仿與擴散階段，不完全競爭市場是最佳市場結構;最后，隨著技術的成熟以及進一步擴散，市場又重新回到完全競爭這一均衡狀態中。但這一市場結構演進所存在的問題是，市場結構的演進是外生的而不會是自發的，它不會隨著企業創新的進程而變化，而知識產權法的介入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Yang和Maskus，2001)［14］。以專利法為例，專利法對創新成果予以保護，一般期限為10年或20年，專利法的出臺使這一期限內專利市場結構以壟斷為特征，專利屆滿后技術市場的逐步放開才導致市場逐漸趨于競爭狀態。

(二)生物發生律與公私法演進生物發生律(OntogenyRecapitulatesPhilogeny)是指個體的發育歷史和由同一起源所產生的生物群的發展歷史，個體發育史是系統發展史的簡單而迅速的重演(Sarbin，1968)［15］。法和經濟學借用生物進化學中的這一理論，闡述了企業發展過程中公法和私法的演進(Cooter，2013)［12］。在關系性交易階段，人們主要與有信任關系的人打交道，無限次重復博弈保證了這一交易的順利進行，這一階段中產權法確保了公司間債務的償還以及公平的收益分配。隨著交易的進行，親屬等信任關系的交易范圍已無法滿足企業家融資以及企業發展壯大的需求，企業家于是選擇了更多地與陌生人進行交易，企業家交易由關系型交易階段進入了私人交易階段。這一階段的博弈不再是無限次重復博弈，而是隨時都可能結束的博弈，與陌生人的交易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合同法和公司法的建立及完善保證了這一階段的債務償還和利益分配;當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到在公開市場上進行交易時，其對融資的保護則有賴于證券法的建立和完善。Cooter(2013)［12］以硅谷融資的三個階段為例，形象地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闡述。企業家的某個想法的實施起初需要親戚和朋友的支持，這些投資者為“天使投資者”(AngelInvestors)。這一階段企業家要證明該想法的價值以獲得更多的融資支持。硅谷第二階段的融資來自風險投資資本家(VentureCapitalists)，然而雙重信任困境的出現給創新帶來了問題。實務的發展在對理論提出挑戰的同時，也推動了理論的發展，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出臺解決了這一問題。最終風投資本家的退出、企業公開上市融資成為了硅谷企業最好的選擇，并進一步推動了證券法的發展。因此，法律的發展也伴隨著融資方式的變化，二者的伴生演化是生物發生律在法經濟學領域的重要應用。

(三)法律制度比較理論Anderlini等(2013)［13］提出并建立了法律制度與創新關系的理論模型，比較了固定的法律制度(RigidLegalSystem)和靈活的法律制度(FlexibleLegalSystem)。固定法律制度指技術創新發生前事先設定的一套法律體系，而靈活的法律制度則是指在技術創新發生后，根據創新的實際情況制定法律。他將法律成本與中間部門的邊際成本結合到一起進行分析。假設社會中的三個部門是R＆D部門、中間產品部門與最終產品部門。其中，a是法律規定的活動范圍，即與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謹慎度是反向關系。法律的限制越多，中間部門在生產過程中越謹慎，成本也就越高。法律制度的最優選擇依賴于技術創新的不同階段，技術創新的中間階段一般需要法律的變化，此時靈活法律制度產生的社會福利優于固定法律制度;而在創新的初始階段，承諾問題更為重要，因此固定的法律制度會更好;在創新的成熟階段兩種法律體系是相同的。同時，他也發現固定法律體系會產生更多的R＆D投入和產出增長。

二、法律制度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讓人們深刻意識到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Grossman和Helpman(1991)［16］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17］在增長模型中加入了R＆D投入，強調了知識積累的重要性;Temple(1999)［18］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人力資本因素，以解釋國家和地區間經濟增長的差異問題。以此看來，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資本積累、知識積累以及人才和勞動力的投入成為重要影響因素。同樣，法律制度(主要有知識產權法、銀行法、證券法以及勞動法等)也會通過知識積累與擴散、資本積累與金融安排以及勞動者創新激勵等影響技術創新這一經濟增長的重要維度。

(一)知識積累與擴散是法律影響技術創新的首要途徑新增長理論認為企業通過R＆D投入可以生產出新知識，知識的積累和增長推動技術創新，進而導致經濟增長。創新是一種知識的生產，其生產既具有傳承性，同時也存在知識外溢的可能性，這導致創新交易定價不同于一般商品。知識產權法作為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制度，在保護知識生產方面發揮了較大作用。知識產權法主要由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若干法律法規或規章、司法解釋、相關國際條約共同構成。知識產權法一方面要通過給予創新者一定的創新成果保護期為其提供激勵，另一方面也要鼓勵創新成果的傳播，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于知識產權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技術創新的產生和擴散，理論上是存在分歧的。知識產權法與技術創新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專利法。一些學者認為專利法可以促進創新。如，Khan和Zorina(2005)［19］通過研究美國1790年～1920年間的經濟發展狀況，得出美國精妙的專利體系是這些年間技術突飛猛進的主要動力。Yang等(2011)［20］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研究表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產生更多由專利衡量的創新，而且這一關系與外資的高科技企業有關。這些研究都將專利作為度量創新的唯一指標，但由于很多創新并沒有申請專利，而是采取了商業秘密、技術流程復雜化等方式，因此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專利法對創新的貢獻。另有學者認為，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知識產權法促進了創新。如Qian(2007)［21］通過1978年～2002年間26個國家的數據考察制藥業中專利保護對創新的影響，發現僅僅是專利保護并沒有促進創新，而經濟發展、教育的可得性以及經濟自由反而可以促進創新。Moser(2012)［9］以美國和英國1851年～1915年間8000多項世界展覽會的創新產品作為樣本，研究了專利和創新的關系，發現英國的大部分專利是沒有申請專利的，并且是否申請專利的決策與兩國專利法的差異無關。Branstetter(2001)［22］調查了1988年日本擴大專利權范圍的改革以及Selgin和Turner(2011)［23］對瓦特1769年蒸汽機發明的研究都沒能證明創新產出增加與專利法有因果關系。專利制度導致創新抑制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專利的作用到底是暫時的排他發展權還是暫時的經濟壟斷權的區分，對于判斷創新抑制能否發生十分重要。同時，專利制度的問題不在于對專利保護壟斷的濫用，而在于執法領域權力的濫用(比如為使私人控制權凌駕于公共利益至上而進行的尋租)(Howells，2003)［24］。版權法和商標法的研究也出現了分歧。版權法研究中，Novos和Waldman(1984)［25］認為從生產者角度而言，提高版權保護程度會導致社會福利損失的減少;Mortimer(2007)［26］則提出版權法可以有效阻止價格歧視并促進技術革新;Waldfoge(2012)［27］對數字時代音像制品共享和盜版問題的分析也發現，盜版和侵權不僅影響創新者的收入，也會對新產品的供應、消費者發現新產品的方式等產生負面影響。商標法的研究中，DeVires等(2013)［28］比較了企業對于專利權和商標權的選擇，發現新成立企業基于風險融資偏好會傾向于選擇申請商標權;Davies(2009)［29］則認為商標權不利于企業及時對市場環境以及技術的變化做出反應，從而不利于企業的技術創新。

(二)資本積累是法律制度影響技術創新的重要環節資本在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20世紀末，Merton和Bodie(2004)［30］通過提出“金融體系的功能”觀點，將金融安排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系統、金融組織、金融工具以及運作模式等金融要素和金融資源的配置結構”。技術創新因其技術、市場、收益分配以及制度環境等方面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巨大投入，決定了金融安排支持技術創新的必然性。熊彼特很早意識到了金融安排對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金融的功能在于通過識別最優動力和能力的進行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并向其提供融資以實現經濟增長”［2］。有關法律通過影響金融安排對創新活動產生作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風險投資方面。法律通過對風險投資的公司治理產生影響，進而促進交易的篩選和交易的發起(Cumming等，2010)［31］。由于有創新潛力的小公司多是高風險且缺乏流動性資產作為抵押，因此很難得到傳統的銀行融資，而風險融資可以解決銀行融資在這方面的不足。通常而言，有風險投資支持的公司更易進行創新活動(Samuel和Lerner，2001)［32］。具體來說，法律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影響風險投資的發生，進而推動創新。第一，稅收和補貼是最為典型的方式。資本利得稅率的降低可以增加投資者和企業家的收益，進而刺激風險投資的增加(Mason和Harrison，2000)［33］。Gompers和Lerner(2000)［34］對美國1972年～1994年產業和企業層面風險資本的研究驗證了這一點。許多國家也會通過補貼去刺激風險投資，如美國的小公司投資計劃(SBIC)以及小公司創新研究項目(SBIR)都促進了風險投資。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錯誤的補貼目標以及支持的項目不具有較高的收益(Cumming等，2001;Becker等，2000)［35－36］。第二，對銀行的規制。銀行與風險投資機構作為金融機構的區別是，它們使用了不同的金融合同(Triantis和George，2001)［37］。美國的聯邦法律禁止銀行持有股票，所以銀行無法成為風險資本的持有者(Colin，2001)［38］。英國法律對此沒有限制，可是英國銀行依然沒有持有風險資本(Cheffins和Brian，2002)［39］。因此，風險資本與銀行審慎監管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盡管如此，銀行的貸款和風險投資對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中小企業能得到的風險投資迅速下降，為了增加中小企業對于銀行貸款和風險資本的可得性，政府也進行了干預并出臺了一些對銀行的規制措施(Mason和Harrison，2013)［40］。第三，上市規則。對于風險投資者而言，發行上市(IPO)是其推出風險投資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激勵兼容的機制。因此一個流動性較好的證券市場的可得性與風險投資是緊密相關的(Black和Ron-ald，1998)［41］。Jeng和Wells(2000)［42］比較了不同法律制度下私募融資的發生，同時分析了這一因素與國家層面因素的關系，指出風險投資水平與IPO的活躍程度正相關，并且這一效應在后期融資中更顯著。雖然流動性較強的IPO市場對風險投資有促進作用，但不足以解釋國家間風險投資激勵差異。ZenichiShishido(2011)［43］發現日本在有了流動性較強的IPO市場后，由于企業家不愿放棄對風險投資的控制，導致風險投資的激勵依然不足。第四，破產法。2000年之前關于破產法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對上市公司的研究，之后才轉向了對非上市小公司的研究中，同時一些文獻開始關注法律為小公司提供的激勵，發現個人破產法對風險資本融資的影響大于公司破產法對風險資本融資的影響。公司破產法主要解決債務償還順序的問題，即絕對優先原則的問題(Gebhard和Robert，2000)［44］;而個人破產法對于解決小公司的破產問題更具有針對性。一個企業家起步時，可能尋求家人朋友或者是天使投資，而進一步發展時則要尋求風險投資。當他無法得到風險投資的支持而面臨破產、需要償還債務時，需要個人破產法的保護;當他得到風險投資但投資失敗、面臨破產時仍需要個人破產法的保護。如果個人破產法對于破產的要求過分苛刻，就可能降低企業家進入風險行業的動力(Fletchr，1996)。學者們進一步分析了跨國風險投資差異的原因。LiY和ZahraSa(2012)［46］用1996年～2006年間68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風險投資跨國差異產生的原因，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正式制度提供的激勵不同，正式制度(比如法律)對于風險投資的水平會產生正向激勵，但是在風險規避和集體主義傾向較為明顯的社會中這種效應會減弱。LernerJ和TagJ(2013)［47］分析了法律環境、金融市場的發展、稅收體系、勞動市場規制以及公共支出與風險投資關系，發現國家間的制度差異導致了風險投資水平差異，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對企業家征收較高的稅負起到了關鍵作用。ZenichiShishido(2011)［43］在用流動性較強的IPO市場無法解釋日本和美國企業家對于風險投資控制權態度的差異時，將部分原因歸結于兩國法律制度的差異。

(三)人力資本是法律影響技術創新的另一機制作為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勞動者和企業家在技術創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何通過法律制度提高其創新激勵，決定了技術創新的速度和水平。勞動法通過影響對企業家和勞動者的激勵，改變他們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的行為，也是法律影響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從雇員的角度來看，其創新的激勵來源于創新過程中失敗不被懲罰和解雇，而這取決于勞動法和合同法對雇員被解雇的規定。Acharya等(2010)［10］的研究認為，嚴格的勞動法(即保證勞動合同不會被經常協商和終止的勞動法)由于不會懲罰雇員的短期創新失敗行為(比如解雇)，因此可以促進企業創新。然而，這也會降低勞動市場的流動性，對企業的績效產生不良影響。對勞動者嚴格的監管導致了勞動參與度的降低和失業率的上升(Botero等，2004)［48］。法國和德國McKinsey全球機構1997年的研究表明，嚴格的勞動市場監管是歐洲經濟落后于美國經濟的原因之一。如果勞動法保障雇員擁有不被解雇的風險，或者保證雇員在公司的投資，那么就增加了公司的潛在成本，阻礙了剛起步的小公司招募員工的能力(Black和Ronald，1999)［49］。Jeng和Wells(2000)［42］在研究跨國風險投資的決定因素時，以雇員的流動性作為勞動力市場固定性的變量，發現勞動市場的固定性與風險投資呈負相關。當然，由于變量的選取問題，二者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實證研究。還有一些研究是圍繞剝離公司(Spin-offFirms)中雇員的流動而展開。剝離公司中的雇員流動是指雇員離開前任雇主，受聘于新成立的法律實體，尋找新的機會。雇員的法律約束———雇員非競爭合約(EmployeeNon-competeAgreements)，降低了雇員流動性的機會(Fallick等，2006)［50］。雇員非競爭合約的目的是保護公司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有利于知識產權保護，同時有助于建立顧客和供應商之間良好的關系。然而，嚴格的勞動市場監管不利于新公司的發展。對公司而言，它增加了雇傭和解雇成本(VanStel等，2007)［51］，限制了公司的流動性。對于雇主來說，相對高的機會成本可能使他們轉為自我雇傭。

三、評價與展望

法律與創新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目前研究涉及的角度、分析的層次以及采用的方法各異，雖然也有學者提出了一些框架，但是并沒有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統一的研究體系和范式。目前我國對法律與創新方面的研究還較少，同時受法律法規不完善和法律體系時間較短的限制，案例研究也較少。典型的案例研究僅集中于專利法的政策效果以及對創業板市場推出等幾個方面的研究中。綜合來看，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法律影響創新的機制分析。法律一方面會通過知識產權法等制度安排為創新提供法律上的保護，另一方面也通過稅收、對銀行的規制、勞動法、破產法等方式影響著創新的發生。已有研究大多是案例分析，而對于法律影響創新機制的理論研究較為薄弱，更缺乏一般性的框架與范式。如法律通過風險投資影響創新發生的途徑及其原理還有待研究。第二，對于知識產權法與創新的研究，應該從法律維權走向資本運營。多數知識產權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法學家們關注的只是權利的界定與侵權與否。然而，隨著創新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知識產權不僅僅是一項權利，更在資本運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對于知識產權投資、評估、擔保、轉讓以及信托等方面還有研究的空間。第三，國家間風險投資對創新支持程度差異的原因。雖然已有文獻對此問題給出了一些解釋，但是學者們還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許多學者將此差異歸結為制度或者法律(包括法律起源和會計標準)方面的原因，但是證據還不夠充分［52］。第四，法律制度與技術創新的共同演化。當今時代是科技快速變革的時期，對法律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帶來了更大的挑戰。新科技需要不同的法律規則去適應變化的環境，同時法律規則和法律體系的優劣也由其對創新激勵的程度作為評價標準?？梢灶A見，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推進，法律制度在我國經濟轉型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法律制度與技術創新之間的機制亟待更多經濟學者和法學者的深入研究。本文通過資本、知識、人才的角度研究法律對技術創新的傳導機制，并為我國的技術創新構建一個符合理論邏輯和經濟現實的邏輯框架，不僅有助于進一步解決我國技術創新中的制度安排問題，而且可以為我國的經濟轉型實踐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苗妙單位：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