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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楚萍文化蘊藏著豐富而獨特的廉政資源,傳統社會中在萍鄉為官和萍鄉籍官員的“操守清白”“大著廉聲”的古色廉政文化,家訓族規中“作官清正、倡廉拒腐”的土色廉政文化,近代工業文明中“諸艱歷試,一塵不染”的鐵色廉政文化,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淡泊名利、艱苦奮斗”的紅色廉政文化,為當下的廉政文化建設提供深刻的歷史鏡鑒。
關鍵詞:廉政資源;廉政文化;楚萍文化
本土的文化遺產,蘊藏著豐富而獨特的廉政資源,給當下的廉政文化建設深刻的歷史鏡鑒。在這方面,楚萍文化廉政遺產與其他一些歷史文化“發達”的地方的廉政遺產相比并不遜色。此處所說的楚萍文化所涉地域范圍涵蓋了1992年并入萍鄉市的蓮花縣,但主體和核心仍然是指這之前的萍鄉市,即古稱為楚萍的區域。因而楚萍文化遺產就是指產生并繁衍傳承在萍鄉和蓮花區域的歷史文化。據考證,萍鄉地區在幾萬年前就有人類居住的痕跡。新石器時期,大約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很多出土文物證明萍鄉地區就有人類開始在此居住休養生息,當時稱為“三苗土著”。在西周時萍鄉屬揚州,春秋屬吳國,戰國為楚地。如果自三國吳寶鼎二年(267)萍鄉正式設縣算起,迄今楚萍文化也有1700多年深厚的歷史積淀,歷史文化底蘊也極為厚重。期間先人們殫精竭慮,不斷開拓,在廉政文化領域也頗有建樹,遺留下大量寶貴的豐厚且獨具特色的廉政遺產,可以說楚萍文化的文化血脈中也同樣流淌著廉政文化的血液。楚萍文化廉政遺產的豐富性,主要體現在它的構成上的多姿多彩、多元共存,筆者將其概括為古色的廉政文化、土色的廉政文化、鐵色的廉政文化和紅色的廉政文化等四個方面。
一、古色的廉政文化
古色的廉政文化即記載在古代官方修訂的文獻檔案中的廉政文化。據萍鄉縣志記載,古代萍鄉“士力學而知廉恥,民樂善而好儉嗇”、“好尚儒風,有豪杰之士”[1]。歷史上萍鄉也涌現了一大批清官廉吏,如宋代萍鄉便有“為民知縣”鄭強、“禁賭知縣”張希顏。許多在萍鄉有過官宦經歷的官吏任職期間不貪不沾,一身清白,離任后被老百姓“思之”“頌之”、立祠、立碑祭祀和敬仰。如明朝董三畏在萍期間“耿介自持”“有廉名”“以艱去,民眾夾道哀送”。清初孫大春“操守清白”,“大著廉聲”,調任后“士民思之”。楊際華“慈惠廉明,猛寬相濟,嚴于稽察,勤于聽斷”,在任四年后離開萍鄉時“門下士襄助之乃得行”。晚晴時浙江人顧家相在萍鄉任知縣10余年,賑災濟民,革新教育,創辦了萍鄉中學堂我國近代最早的公立學校之一,尤其是在萍鄉興辦鐵路購地過程中,他“於力顧公事之中仍曲盡保全桑梓之意”,極力維護地方和百姓的切身利益。由于政績斐然,后升任河南彰德知府。離任后萍鄉人士為他立“去思碑”,以示懷念。萍鄉本籍人在外為官也是如此,據史志記載,晚清萍鄉湘東人黃愛堂在江蘇東臺任知縣期間“德清明,慈惠照人”,離任時東臺民眾“如失慈父母”,后設“愛堂公東臺德政碑”,并將他帶領民眾修建的一處根治水患的長堤命名為“黃公堤”,他后來做上海知縣又在上海街道上留下了一條“愛堂路”。湘東人顏培天在外為官三十余年,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死后嘉慶帝聞之惋惜異常,特御賜一正堂匾,題曰:“清廉正直,兩袖清風”。此匾現存放在顏培天后人家中。蘆溪人王景澄歷任清翰林院編修、浙江鄉試副主考、山西道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溫州知府、溫處道兵備道、杭嘉湖道、兩浙江南鹽運使等職,因清慎勤勞,奉公廉潔,受到當地百姓稱贊,為晚清知名的能吏廉吏。因公殉職后,時任直隸總督兼兵部尚書李鴻章對他為官以來的評價是“清慎、勤勞、廉奉,外無他取”。清末代帝師蓮花人朱益藩,不僅“一片孤忠”,具民族大義,而且勤政廉明,剛正不阿。他曾多次主持考政,雖是肥差但潔身自好,時稱“紅翰林”;他任都察院御史期間,面對兩個權勢顯赫的大貪官,領銜者畏懼權勢猶豫不決,他卻大義凜然,挺身而出,獨上奏章,終使貪官受到懲處[2]。
二、土色的廉政文化
土色的廉政文化即傳承在現今仍遺存的民間民俗中的廉政文化。首先是各種民間規范,如家訓族規、鄉規民約。這里重點介紹萍鄉的家訓族規。事實上,許多族訓宗規也帶有鄉約性質。據費成康先生研究,中國傳統的家規族法最早只限于大姓望族,自明后期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到清代普及性越來越強,與現實政治的聯系更為密切[3]。故萍鄉現可見許多編制于清朝時期的家訓族規文本資料。如現存的上栗縣清溪喻氏的族譜,最早便是在清朝修訂的,共有族規八條:務職業、敦倫紀、習禮文、修祠宇、保墳塋、均財用、勉學修、供賦役。由于族規八條的約束,喻氏人才輩出,晚清有“公孫三代兩翰林”喻兆藩及其祖父喻曾高,建國后成長起來的有我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喻宜萱、著名地質學家喻德淵等。從內容上看,制定家規族法首先是對家族子弟的約束和教化,希望他們能夠成為道德高尚的君子,從而由修身到齊家,振興整個家族,因此不難發現,大多家訓族規把對子弟道德品行的培養放在首位,理學所宣揚的三綱五常是其基本格調。如清湘東荷堯肖氏家學深厚,連出“翰林父子”肖若峰、肖立炎兩人,其家祖訓便有“睦宗族,凡人衣食窘迫,生計無聊,量力周濟,不必望報”。同時,家訓族規中還有許多懲罰和獎勸的手段,以對家族成員的好的行為進行強化,不好的行為進行訓誡。一般來講獎勵的是:讀書仕進、美德懿行、以及忠孝節烈等道德楷模;懲罰的重點: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不孝不弟、犯奸作科等。當然對宗法制度下的家訓族規要加以辯證的分析和整理,它在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中,既含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同時又包含崇尚權威、維護封建等級壓迫,維護封建禮教的糟粕。當前所見的萍鄉許多家訓族規也根據時代的發展進行了轉化和創新,如何凱豐家族1996年修訂的家規族約中,便出現了“繼祖德,樹新風,勇為人先,夫妻恩愛,男女平等,生好育優,作官清正,倡廉拒腐”等新條款。湘東白竺培養出陳作師、陳述彭、陳述武等的陳氏家族的現行族規中,也有“立志向,有理想,敬本業,勇創新”等新規定。萍鄉土色的廉政文化資源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宗廟祠堂、民間祭祀等民間信仰。在萍鄉各地尤其是農村地區,保留了許多較為完整的廟宇寺觀、宗廟祠堂,其數目遠遠多于學校和國家認可的祠廟。萍鄉佛教、道教文化甚為發達,是佛教楊岐宗的起源地。佛道兩教,雖然屬于神秘主義的宗教,但也蘊含著廉潔文化的因子,如道教推崇的崇儉抑奢的生活信條,清靜恬淡的精神境界,慈愛和同的處世方式,抱樸守真的價值取向以及性命雙修的養生思想,無疑與崇尚廉潔、鄙棄貪腐的廉政文化存在暗合之處,對于涵養一種廉潔的社會風尚不無裨益。至于萍鄉民間的宗廟祠堂,也承載了廉政文化的精神內涵,如許多宗族祠堂刻有大量的楹聯匾額,其中不乏祖先對清正廉潔的道德追求和為政清廉行為實踐所受到的崇敬和表彰,這些是歷史上廉政文化得以傳承的實物見證,不僅彰顯了潤澤后人的文化影響力,更應成為當代廉潔教育的生動教材。在萍鄉的民間信仰中,受楚文化巫儺信仰影響形成的萍鄉儺神信仰最具特色。儺廟、儺面具、儺舞“三寶俱全,全國少有”[4]。作為一種驅鬼逐疫、酬神還愿的文化儀式,萍鄉儺事活動除了滿足鄉民們祈福消災的愿望,又以娛神娛人、自娛自樂的群眾活動形式,實現了文化傳承、心理調適等多種功能[5]。其中也不乏滲透著真善美追求的重要形式和具體內容,并在鄉村的節慶、祭祀、社戲娛樂和民間禁忌中體現出來。如萍鄉儺舞《鐘馗驅邪》就表現了“邪不壓正”的主題,《十月懷胎》使人們知道了父母的艱辛,懂得了孝悌的可貴。在儺事表演中,儺神是正義和道義的化身,它在慰藉人們心靈的同時,也在教人做人、與人為善,規范、教化并約束著人們的現實行為,可以說通過這種民俗性很強的儺儀表演,人們不但能夠了解到本土的歷史文化,還能夠從中感受到了人間真善美的精神內涵。
三、鐵色的廉政文化
所謂鐵色的廉政文化,這主要是指大機器生產為標志的近代工業文明中蘊藏的廉政文化遺產。在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的成長史上,萍鄉也占有一席之地。事實上,采煤、制瓷和鞭炮煙花等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手工業,萍鄉在近代以前就有所發展。據考證,發明爆竹的祖師爺唐朝貞觀時期的李畋就是萍鄉上栗人。清末民初,萍鄉的鞭炮制造業已有相當規模,上栗縣和蘆溪縣一帶從事鞭炮生產、銷售的廠家和作坊就有二、三百家。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萍鄉紳士喻兆藩集資創辦了萍鄉瓷業有限公司,在上埠設窯生產日用瓷和工藝瓷,引進了安徽祁門的果釉技術,并聘用了景德鎮制瓷技藝較高的工人40余人。當然萍鄉近代工業文明的興起主要還是萍鄉煤礦的興建和融入漢冶萍公司。萍鄉煤礦自1898年開礦,并始建了一條萍安鐵路。后為解決煤炭外運問題,又修建了株萍鐵路,1907年萍鄉煤礦基本建成,采用機器開采、運輸、洗煤、煉焦,成為當時中國十大礦廠之一,“萃西歐各名廠之新機,開東亞數千年之宿蘊”,被譽為“中國第一之實業”“東亞有數之大煤礦”。1908年盛宣懷將萍鄉煤礦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合并組成“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萍鄉遂成為中國最早的工業文明發祥地之一。當前萍鄉保存了大量豐富的原生態的漢冶萍遺址遺存,如總平巷、盛公祠、張公祠、萍安鐵路等,是見證和再現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的一個“活化石”。在萍鄉近代工業文明的成長過程中,也可見廉政治理的足跡,留下了企業管理方面的最早的廉政文化遺產。這首先表現為引進了現代企業制度,如漢冶萍公司便設立了董事會,選舉產生董事和查賬人,還訂立了旨在規范企業管理和員工行為的極為詳細的廠規、廠訓。當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套企業管理制度還只是與封建官僚制度并存,實際上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和執行。其次是產生了一批引領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的管理者,這些人無論是經世理財,還是個人修養,都堪稱一時精英。有學者考察過漢冶萍歷任的CEO或總經理,發現還沒有很差的或腐敗貪婪不當的口碑[6]。尤為值得借鑒的是,他們中許多人不僅沒有在近代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念的沖擊下被擊倒,而且還依然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廉政理想的追求。如萍鄉煤礦建礦功勛張贊宸,雖然后來在漢冶萍公司經營投資方面有重大失誤,但一生勤政廉潔。當年清廷派人來安源考察他的政績廉能情況,結果發現他在建立萍礦過程中,不僅功勛突出,而且人品為官清廉,“語不及私”,為建成萍礦甚至積勞成疾。作為二品頂戴湖北候補道的總辦官員,治病費用本來完全可以由礦局負擔,但張贊宸卻自掏腰包去上海治病,以致耗盡積蓄,后不幸病逝,享年僅45歲。他積勞病故后,政府想將其事跡付諸史館,讓他在安源和原籍江蘇武進自行建館紀念,可是張贊宸生前并未留有為自己建館的資金,最后還是萍礦員工自行集資為他建立了今天的張公祠,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又如曾在萍礦工作二十六年,擔任礦長十二年的李壽銓,在任期間“諸艱歷試,一塵不染”,“向不及私”[7],漢冶萍總公司稽核處對其進行離職審計時也發現,其任期內賬目手續清楚,做事公私分明。再如曾出資積極修筑株萍鐵路,擔任過萍鄉瓷業有限公司總辦的喻兆藩,早年在任寧波知府期間,即為人正直,心系百姓,受到當地百姓擁戴,離開時為他立有“去思碑”,辭官后在家行醫,宅心仁厚,對于窮苦鄉親,治病從不收診費,還免費贈送藥品。再如被譽為“江西早期鐵路建設的先驅”的上栗人李有棻,“器宇英毅,自少通訓詁,習宋儒者書,好治掌故,尤以能文名一時”。
四、紅色的廉政文化
紅色的廉政文化,即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在領導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廉政文化遺產。萍鄉是一塊較早接受馬列主義思想傳播和影響的紅色沃土,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開展革命活動的重點區域之一,在近百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孕育和生成了十分豐富且特色鮮明的紅色文化資源。首先是數量眾多、分布密集。以蓮花為例,“全縣有13個鄉鎮,幾乎每個鄉鎮都有紅色資源,現在遺留下來的紅色舊址有40多個,密布在全縣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個紅色景點到臨近的另一個紅色景點之間,車程最多不超過半個小時。”[8]據初步統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萍鄉烈士英名在冊者達7900余人;從萍鄉本地還走出了一大批黨和國家以及軍隊的領導人,如、何凱豐、宋侃夫、劉型、孔原、王鹿水等,僅蓮花縣走出的將軍就達13名,其中就包括原新疆軍區后勤部長甘祖昌。當前就紅色文化遺產來說,萍鄉就擁有4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館藏的國家一級文物就達53件,二級文物62件,三級文物247件,該紀念館還被國家定為“百個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全國一百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之一”,萍鄉秋收起義紀念碑也被評定“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其次是資源極為厚重和純正,萍鄉經歷過多次紅色革命的洗禮,紅色文化傳承從未間斷,一脈相成。安源是中國工人運動的搖籃,當時被譽為“中國的小莫斯科”,同時它是秋收起義的策源地和主要爆發地。在這里中共首次打出自己的旗幟獨立領導軍隊,可以說安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搖籃之一。蓮花則是引兵井崗的決策地,在這里邁出了中國革命“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可以說蓮花是中共道路自信的成長地。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蓮花是三個“全紅縣”之一,后來又是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要的區域,三年游擊戰爭的核心區域之一,新四軍整編的一個重要地點。尤其是中共的許多領袖和高級干部如、劉少奇、、李立三、、、、等,都曾在萍鄉工作過、戰斗過,是其中不少人最初成長的地方,可以說萍鄉是思想的萌芽和形成提供經驗的重要基地。從本質上說,中國共產黨創造的紅色文化,是一種最為純正和先進的廉政文化,它代表了我國廉政文化的發展方向,體現了我國廉政文化的根本特征,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萍鄉也曾留下了許許多多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動人事跡。從安源工人運動時期的工人領袖們“只知道犧牲,不知道權力,把自己心里洗刷得干干凈凈,然后不敢做違反主義的事”的安源廉政風范,到“淡泊名利、艱苦奮斗,一生為黨,一心為民”不當將軍當農民的甘祖昌將軍精神,都生動和充分的展示了紅色文化內在的廉政精神風貌,是楚萍文化中最彌足珍貴、最值得挖掘和傳承的廉政遺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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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萍鄉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合編.萍鄉煤炭發展史略[M].1987.
[8]蓮花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林俊江在接受新華網的專訪:蓮花縣:充分挖掘紅色資源優勢提升黨員干部黨性修養[DB/OL].(2017-08-28).
作者:江惺俊 劉杰 單位:萍鄉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