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作家創作中的鄉土與民族觀念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社科縱橫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鄉土大地上的性別秩序

夫妻間已經沒有任何情分可言，這是何等的麻木和冷漠！而月英的丈夫在月英患了癱病后視其為生活上的累贅，任其自生自滅，臀下生了蛆就撤了被子用磚頭把女人圍起來。曾經是打漁村最美麗的女人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在這些已婚夫婦中隱含著一種性別權利關系，男性總是強悍有力、粗暴無禮的，但女性往往是弱小無助的，很多是結局悲慘的，男人對女人的身心壓迫是不需要找任何借口的，也是毫不遮掩的，是自然而然的。這種無形的性別政治甚至于可以凌駕于其他倫理道德之上，成為鄉土民間無所不在的最基本的壓迫形式。蕭紅在寫到同性之間的關系時卻完全不同于異性間的冷漠、隔閡、辱罵和身體暴力，顯示出同性間的心理默契和聯合互助，無論是鄉村女性之間還是男性之間都有一種默契、融洽和合作在他們之間流動。《生死場》中寫到冬閑時節，“女人們像松樹籽那樣容易結聚，在王婆家里滿炕坐著女人。”她們嘮著家常、說著粗俗的玩笑以打發寂寞的時光。在月英遭到丈夫的嫌棄和虐待時，王婆和五姑姑來探望她，傾聽她對丈夫的憤怒和憎恨，幫她擦洗已經腐爛生蛆的身體，姐妹似的深情和安慰讓垂死掙扎的月英體會到了人間的一點點溫暖。女性之間姐妹情誼依賴的是這種傾聽、談笑、關愛和溫情脈脈的東西，而男人之間的聯系更多的體現在生死關頭的結盟和浴血奮斗。在青年趙三等人組織的“鐮刀會”同地主的斗爭中，男人們“天天夜晚計算著”，但都瞞著、躲著自己的老婆，仿佛這是男人之間才可以交流的事情，而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的妻子卻沒有知道的權利。小說寫到在日本入侵之后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村民們積極行動起來并舉行了“為生而死”的宣誓儀式，男性群體在反抗的激情和民族身份的斗爭中站在一起，成為一個堅不可摧的共同體。他們一起呼喊、一起嚎啕、感天動地，在面對敵人的共同斗爭中他們結盟在一起，體會著親兄弟般的情誼，這個關鍵時刻女人往往是不在場的或是被有意排斥在外的。蕭紅所書寫的這種獨特的性別關系是基于鄉土大地的生存真相，是蕭紅以自己敏銳的眼光、善感的心靈觀察和體驗的結果。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曾精辟解析過中國鄉土社會的性別特征，他說求穩定的宗旨決定了中國鄉土社會遵循男女有別的原則，“‘男女有別’是認定男女間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離，這隔離非但是有形的，所謂男女授受不親，還且還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為上按著一定的規則經營分工合作的經濟和生育上的事業，他們不向對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所以“在鄉村里，夫婦之間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見的現象”，“做的好，沒事，也沒話；合作得不對勁，鬧一場，動手動腳，說不上親熱……鄉下，有說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齡的集團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務上，性別和年齡組間保持著很大的距離。”男女有別的倫理造成了男女間的隔膜，最終形成了類似“男女有仇似的”狀態。這種性別權利關系勞固的矗立在鄉間大地、滲透于每一個家庭，它是從弱肉強食的鄉土生存法則和等級森嚴的鄉土倫理關系中生長出來的一種現實法則，是鄉土社會生存凌駕于情感之上、道德超越法律的民間真相的體現。蕭紅所揭示的老東北黑土地上的愚夫愚婦們的關系正是如此，異性間應有的愛情、默契、惺惺相惜都被同性間的情意所代替，同性間的交流、相知、合作更加反襯出異性間關系的扭曲。這種獨特復雜的性別關系的展開遠遠超出了啟蒙作家批判前現代的思考范疇，是真正立足于民間立場的一種睿智的洞察和逼視，它使作家的性別書寫區別于同時代的其他作家而呈現出先鋒和異類的特征，同時也豐富了現代鄉土人物形象，并延展了人們對作家與表現對象價值立場問題的思考。

二、民族國家話語下的隱形性別書寫

蕭紅對時代和民族命運有著強烈感受和責任擔當意識，她的很多作品糾纏著時代主題與女性命運的雙重話題，因而女性與民族議題的復雜性與特殊性在她的文本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在她的創作中，性別主題始終是伴隨著民族國家話語的一種隱形書寫，雖然在作家蕭紅那里，女性意識是清晰而強烈的，但在文本中它是被壓抑的和隱藏的，是伴隨在主流話語里的附加意義，不能獨立支撐起文本的意義空間。比如她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生死場》，前十章表現的都是愚夫愚婦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在這里土地不過是他們生生死死的場所，生和死不過意味著自然生命的開始和結束。而后七章則表現了當時被認為是時代主題的民族抗日話題，愚昧的農人們開始自發的為生而死的戰斗，土地成為民族和國家的象征，在為國家和民族而戰的豪情壯志和生死搏斗中，生和死的意義獲得了超越和升華。這是我們解讀這部作品所不能繞開的主題，也是作品在當時和后來能產生反響的意義所在。但是一個優秀的作品總是一個豐富的、存在無限闡釋可能和眾多意義生長點的文本，不同的人會看到它的不同側面。在《生死場》中女性主義者恰恰看到的是在民族國家話語、生與死的哲學話題背后的性別思考。但這種思考是隱形的，不能成為文本的主導意義空間，而是夾在主導話題中的附加表達。在作品中，關于性別的話題作者并沒有為它建構一個完整的敘述體系，而是穿插在主導情節中的零散片段，隱現著作者的點點滴滴的性別思考，當我們把作品連綴成一個整體時，它表達的依然是有關民族抗日的主題，而十章的日常生活片段甚至是對這一主題的鋪墊。比如作品中寫到的二里半和麻面婆的關系，寫到王婆和趙三的生活細節，還有患了癱病的月英和丈夫的悲慘故事，雖然它們在特定語境下能夠指向性別壓迫的意義單元，但都不是貫穿始終的人物和故事情節，他們的關系也并非作品要展現的重點。另一方面，這種性別議題之所以會被我們注意到就是因為它并非是被完全壓抑、隱而不顯的，恰恰相反，作者借助表達主導的民族國家話語的各種機會表達她的女性思想：女性戀愛時的被動，女性生育的痛苦，女性被男性壓迫的事實，女性在異族入侵時刻身體和精神的被蹂躪，等等。這些細節的不斷出現提示我們作者一種性別視角的植入和強烈女性意識的噴薄欲出。民族國家話語對蕭紅創作的批評壟斷不應該成為我們指責批評家的借口，它應該成為我們反思這種隱形書寫模式的由頭。我想特定年代婦女與民族國家話語內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沖突是形成這種書寫模式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的土地被日本的鐵蹄所踐踏，蕭紅在逃亡異鄉的路上開始表達東北人民奮起抗日和強烈思鄉的主題，這在那個戰火紛飛和抗戰形勢異常嚴峻的時刻是最合時宜的現代性創作主題。自近代始，中國的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就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不斷形成，獨立、民主、自由、統一的觀念伴隨著中國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一次次勝利不斷深入人心，也被賦予了現代性的內涵，成為主宰現代性文化的核心理念。甚至其他的很多東西被忽視，無法真正進入現代性文化的視野。我們一直缺乏反思的是，這種民族民主觀念是否考慮到了婦女的利益，是否注意到了性別平等，我們所想象的一個現代民族民主國家是否給予婦女以充分的權益。這種性別議題本質上與一個現代化民族民主國家有內在的一致利益，首先由半封建半殖民國家邁向一個現代化國家就不能排除女性的能量，另外一個真正的現代化國家必然包含著性別平等的政治訴求和現實行動。但是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特定年代，這種性別的議題往往又是被壓抑的話語，或者是以某種特殊的形式涵蓋在更宏大的民族國家話語里。在這種情況下，強烈的女性意識和國家民族話語的糾纏就成為很多文本的一種特征，往往民族國家話語是顯性的、主導的，而性別話題是隱形的、附加的，而且這種隱形的性別書寫在作家那里表達是有區別的，蕭紅的性別書寫就不同于同是東北作家群的蕭軍，也不同于同是女作家的丁玲。

三、鄉土書寫中的悖論與蕭紅的精神追尋

在現代文學史中，蕭紅是個典型的鄉土作家，對老東北黑土地的狀述與表達成為貫穿其創作始終的一個元主題，但蕭紅對鄉土的矛盾態度和悖論性書寫也是其創作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種悖論表現在蕭紅曾經是一個逃離鄉土的激進叛逆者，但在逃往異鄉的人生旅途中她又成為執著的鄉村情趣的歌詠者；而且在對鄉土的狀述和審視中，她也始終無法安放自己疲憊的心靈，一直處在鄉土批判和精神家園兩種精神立場間徘徊游移。中國現代鄉土小說自1920年代興起后，對鄉土文化的認知經歷了由鄉土批判到鄉土神話的心理發展過程。1920年代的鄉土作家蹇先艾、王魯彥、彭家煌、臺靜農、許杰等深受魯迅鄉土批判的啟發，以冷靜逼視和自我放逐的心態展現各自鄉土的民風民俗和農民的生存真相，形成當時流行的隱含鄉愁的戲謔、反諷、暴露的敘述風格，共同推動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勃興。而之后的沈從文、廢名、汪曾祺等則發展了魯迅的歸鄉創作模式中反城市情緒，在對鄉土宗法制農村的回眸凝望中傾情構筑著鄉土神話，鄉土大地孕育的自然生機、原初的性靈、生命中迸發的欲望和自由的意義，構成了文本書寫的內在精神支撐，在貌似反現代化和烏托邦式的浪漫書寫中開啟了現代化的另一種想象和可能。蕭紅創作中隱秘的呈現出了懷鄉和歸鄉兩種情緒的復雜糾纏，如“大泥坑子”所隱喻的污濁、晦暗的生存狀態和蜂飛蝶舞、陽光明媚的“后花園”指涉的自由生命空間沖突的出現在一個文本中，造成深情和戲謔兩種敘述語調的內在分裂，使文本情感指向變得模糊、游移，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作家處于文化啟蒙和鄉土神話的雙重訴求下精神歸屬的困惑。這在《呼蘭河傳》中體現最為明顯。在這個百年不變的小城鎮，生活著許多本性善良但又愚昧麻木的人們。他們的生活單調、刻板、寂寞，在這貧乏死寂、毫無生命活力的生活中，人們沒有什么追求，只要有一個大泥坑子就能一年四季帶給他們無限的樂趣和談資。所以作者充滿趣味地描繪了東二道街上的那個赫赫有名、給全村帶來不少了樂趣和苦惱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子。大泥坑子隱喻北方小城鎮的卑瑣無聊的生存狀態，作者的情感和精神指向猶如魯迅是“哀其不幸，怒氣不爭”，落腳在批判愚昧麻木的國民劣根性上。但在《呼蘭河傳》中還同樣存在一個充滿夢幻色彩的大花園：家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里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大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

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地飛著，滿身茸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地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了。花園里邊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一到后園里，立刻就另是一個世界了。決不是房子里的狹窄的世界，而是寬廣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遠，用手摸不到天空。而且地上所長的又是那么繁華，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覺得眼前鮮綠的一片……一到后園里我就沒有對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準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兒等著我似的。其實卻是什么目的也沒有。只覺得這園子里無論什么東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呼蘭河傳》“后花園”的描寫改變了呼蘭河的整體色調，這在蕭紅整個鄉村書寫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突兀的異質化的審美空間，它與后花園以外的鄉村世界在審美品質上和敘事格調上產生了強烈的反差，文本內部呈現出了巨大的分裂和沖突。從另一個角度講，敘事文本的內在分裂也指向敘事主體的不確定和分裂狀態，即作者徘徊于理性的啟蒙者和具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兒童雙重身份之間，時而以戲謔的方式揭開鄉土麻木凝滯的生存狀態，時而以感性的筆觸抒發著兒童對原鄉記憶的深深依戀。蕭紅對鄉土民間的這種悖論性書寫折射了作家本人的內在精神困惑，這種困惑不僅包括外在的她所生活過的鄉土民間帶給她的精神困擾，還包括蕭紅對自己所經歷過的個人精神史的深切反思。就像研究者陳思和所講的那樣，民間文化本來就是藏污納垢、魚龍混雜的一種狀態，既保留著民間鄉土淳樸善良、自由自在的文化精粹，又伴隨著愚昧落后、保守凝滯的精神傳統，作者在逃亡異鄉的路上，在風風雨雨的人生歷練中漸漸偏離了五四啟蒙傳統對民間的否定性認識，逐漸讓自己的血脈融入民間大地，讓自己的心靈貼近故鄉的父老鄉親，民間本身的生機和力量才逐漸在文本中顯示出來。蕭紅對此有朦朧的認識，她在同聶紺弩的一次談話中曾講過：“魯迅是以一個自覺的知識分子，從高處去悲憫他的人物……我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都是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自己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要悲憫我咧；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輩之間。我的人物比我高。”這種對鄉土、鄉民的態度轉變也意味著一種審美方式的轉變，因而故鄉、民間的經驗在她的作品中變得生動富有生活質感，并呈現出鄉土倫理的自在性、自生性和自主性，這在作于生命后期的《呼蘭河傳》中最為明顯。記憶中鄉土的殘酷伴著記憶中鄉土的溫熱帶著泥土氣息撲面而來，它反映了一個被啟蒙精神照亮的作家如何在啟蒙與傳統之中游走與掙扎的過程，這同時也是五四一代作家在面臨民族現代化的征程如何經歷拔根的痛苦與歡欣的真實寫照。就蕭紅個人來講，作家獨特的人生經歷也為這個問題的解釋摻雜進更加復雜的因素。在蕭紅短暫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她漂泊在故鄉以外的人生羈旅中，這種漂泊流浪生活的源觸發點就是對故鄉的抵抗、對自由的追求，那時故鄉成為父權、專制、落后的象征使她跋涉在異鄉的旅途中，但是民族的苦難和個人多次不幸的婚姻又無情的擊碎了她的自由夢想，在自己的故鄉成為日本人的土地，自己的愛人離自己遠去以后，她脆弱敏感的精神世界變得無所歸依，她只能退回到生命的原鄉去找尋童年的記憶來抵御精神追求的空虛和恐懼。所以有些研究者稱蕭紅后期的鄉土歌詠是“落寞的精神還鄉，隱藏著自我救贖的隱秘企愿”，這恰恰注意到了蕭紅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一種無奈和抗爭。蕭紅顛沛流離的羈旅生涯不斷的觸動她對自己精神之旅的反思和修正，鄉土民間也正是在這個不斷反思和修正的流動狀態中悄然發生著變化。

作者：丁琪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