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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涵解讀：行政執法和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一﹚行政執法

在我國，行政執法的概念不是很明確，不同學者對行政執法的認識存在差異。有觀點認為行政執法是指行政機關的一切行政行為，它包括了全部的執行憲法和法律的行為，既包括中央政府的所有活動，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所有活動，其中有行政決策行為、行政立法行為以及執行法律和實施國家行政管理的行政執行行為［1］，這種行政執法包括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活動。另有觀點認為行政執法是指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的行為。“行政執法是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的行為，是主管行政機關依法采取的具體的直接影響相對一方權利義務的行為。”［2］這種行政執法主要是指具體行政行為，與行政立法是相區別的。還有觀點認為行政執法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為了實現國家的管理目的，依照特定職權和法定程序，適用法律、法規、規章，運用相關行政權對行政相對人和特定的行政事務進行監督檢查的活動。如“行政執法是指各級行政機關以及依法取得行政權的其他組織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對行政相對人采取的影響其權利義務，以及對行政相對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進行監督檢查的行為。”［3］筆者傾向于采納第三種最狹義的定義。行政從依靠個人意志進行管理走向執法是一質的飛躍，是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必然要求，是從全能政府、人治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變革的題中應有之義。行政執法不是簡單地落實和執行法律的過程，而是可以看做一個擺正權力與法律、權力與權利關系以及同等看待實體與程序、合法與合理的過程。行政執法的實質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行為要有法律根據，受法律規范制約。

﹙二﹚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已成為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十分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是實現行政執法規范化的重要前提。有學者指出：“當前推進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提高行政執法水平，關鍵是要對現行行政執法體制進行改革。……改革現行行政執法體制的近期目標是：按照合法、高效、公正、廉潔的原則，對行政執法行為進行規范、約束，整頓行政執法秩序；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不執法、亂執法的問題。”［4］行政執法體制的基本要素包括三部分：一是主體體系；二是運行機制；三是保障制度等。這三個部分的基本要素是一個有機整體。行政執法體制其實規定了誰來執法、如何執法和執法范圍等問題，規定了行政執法權的結構方式、運行方向和機制等，為行政執法提供了制度性和機制性保障。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就是從以上三個部分進行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的運行狀況如何決定著行政執法作用的發揮。依據不同行政執法主體，行政執法體制可以分為公安行政執法體制、工商行政執法體制、稅務行政執法體制、海關行政執法體制、環保行政執法體制等等，不同主體的行政執法體制與所在部門的職能狀況相關。行政執法體制與行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是一組相關概念。行政體制是一個上位概念，統制著行政管理體制和行政執法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的外延要大于行政執法體制，但在針對行政相對人這一特定對象上，二者具有統一性。故在社會管理范籌，行政管理體制是等同于行政執法體制的，二者密不可分。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革新行政執法體制，整合行政執法資源，理順行政執法關系，這是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目標的客觀要求，也是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當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首先應當改革行政執法體制。

二、關系厘清：行政執法與有組織犯罪防治二者之間的重要關聯

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之一。行政執法體制的改革成效直接影響到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成敗和依法治國的進程。可以說，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和完善與行政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管理等工作領域是息息相關，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而防治有組織犯罪是一個系統工程，離不開國家的行政管理、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等工作的共同配合和相互支持。根據國際經驗，一個科學有效的行政執法體制是防治有組織犯罪的制度基礎。從政治防治途徑來說，有效的行政執法是防治有組織犯罪的必要手段，有效的行政執法體制是推進有組織犯罪防治工作順利開展的必要保障。

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可以保障行政執法活動的順利進行，依法運用法律、法規規定的強制手段來迫使行政相對人作出一定行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在法定的權限內，行政執法機關可以依法對有組織犯罪組織的原始形態實施監督檢查，并根據違法事實，處以申誡罰、財產罰、行為罰、人身罰等行政處罰。對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執法機關可以采取強制執行或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比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受罰款處罰的當事人拒絕罰款的，公安機關可以處以15日以下的拘留，罰款仍應執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細則》規定：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相對人，工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責令其立即停止銷售，或者消除現存商品上的侵權商標。根據有組織犯罪發展過程，當有組織犯罪組織的原始形態的勢力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它們往往會采用暴力壟斷性犯罪手段攫取非法利益，如通過暴力、威脅手段，在批發、零售等市場強買強賣；在貨運、客運等行業，強迫他人接受所謂的服務；在工礦企業、公共娛樂等場所，收取保護費，敲詐勒索［5］。在一些地方，如果沒有黑惡勢力的允許，建筑工地就不能開工，娛樂場所就無法經營，市場就無法營業。此外，他們充當打手、殺手，有的專門看護地下賭場、色情娛樂場所，充當保鏢［6］。這些犯罪行為嚴重侵害了群眾利益，對行政執法提出了新的挑戰。當前，黑惡勢力之所以敢于肆無忌憚地從事犯罪活動，擾亂社會秩序，侵害公共利益，其要害在于它們的行為沒有受到有效制裁，以致它們錯誤認為借助金錢、暴力、威脅、恫嚇、騷擾等手段就可以隨意超越法律的界限，達到組織犯罪的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這種無視法律權威的態度直接推高了有組織犯罪原初組織的囂張氣焰，促使它們無所不為，無所不敢為。針對于此，只有發揮行政執法的強制性，沉重打擊黑惡勢力的囂張氣焰，才能從根源上消除有組織犯罪的滋生土壤。具有強制性的行政執法行為可以直接查處和打擊有組織犯罪，讓有組織犯罪及其成員無法遁形。更重要的是，行政執法可以根據法律規定，對有組織犯罪實行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或對其成員實行限制人身自由。這樣強制，既可以避免社會經濟秩序的進一步惡化，也可以及時挽回部分經濟損失或讓受害人獲得經濟賠償。

同時，行政執法的內容具有廣泛性，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可以更好地履行應有的行政職責。在執法方面，橫向上包括公安、財政、金融、環境、勞動、工商、稅務、城管等各個行業的法律規范。這些法律規范是行政執法的基礎和依據。以此為前提，行政執法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可以使行政執法形成對有組織犯罪全方位的監管，從各個渠道收集相關犯罪信息，并及時加以匯總和處理，從而對不同領域的有組織犯罪實行綜合監管。比如公安行政檢查中的一般檢查可以查驗戶口、查驗駕駛證、查驗護照、查驗行車證、查驗持槍證等；可以實地巡邏檢查、防火檢查等；特別檢查可以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住宅、信件及特殊物品進行檢查等；督促自查可以督促行政相對人進行防火、防盜的自我檢查。另外，行政執法手段和形式具有廣泛性，手段包括行政命令、行政處理、行政檢查、行政執行等，這些手段保證了行政執法監管的全覆蓋。每種手段又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包括決定、決議、指示、公告、通告、批復、處分、處罰、獎勵等，這些形式保證了行政執法監管的有效性。行政執法的廣泛性有利于及時監管有組織犯罪及其成員的活動，從日常行政執法過程中分析發現犯罪行為信息。當前，有組織犯罪組織所實施的主要犯罪包括：暴力犯罪、犯罪、涉槍犯罪、偷渡、販賣人口、洗錢犯罪等［7］，這些犯罪涉及多個行政執法工作領域。并且，有組織犯罪組織為了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常常注冊正式的公司和企業，以合法的法人身份出現，犯罪活動向合法經營領域滲透，如服務行業、貿易行業、金融行業、建筑行業、批發行業等。另外，有組織犯罪組織及其成員傾向于以合法名義為掩護來行違法犯罪之實，所涉及的關系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建立，持續時間相當長，犯罪時間跨度大，取證難度較大。總之，面對日益隱蔽化、網絡化和產業化的有組織犯罪組織，只有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使行政執法更有效率，職能更加突出，加大行政執法日常有效的監管范圍，形成行政執法的管理網絡，才能更有利于將有組織犯罪扼殺在雛形之中。

三、問題反思：行政執法特別是公安行政執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公安機關是當前防治有組織犯罪的主要部門之一，公安機關是國家重要的行政執法機關，既承擔著國家行政管理職能，同時又具有刑事偵查職能，是“行政與司法的結合體”［8］。公安行政執法權包括公安行政處罰權、公安行政強制權、公安行政檢查權、公安行政許可權等。長期以來，公安機關在打擊和預防有組織犯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也一直致力于公安行政執法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與社會需要和民眾的期待還有很大距離，行政執法體制包括公安行政執法體制現狀仍然問題重重，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尚未有效解決和革除。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一﹚重運動式執法，輕一貫式執法；重社會防衛，輕人權保障

運動式執法，是指行政主體在一定時間內集中力量對社會存在的某種行政違法行為“從重、從快、從嚴”地進行專項整治的執法方式。這種執法是一種注重社會防衛的思維模式，常常重打擊，而不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與犯罪人權利的保障和救濟。一貫式執法是指執法主體按照法律規定的職責經常的常態勢執法。一貫式執法模式將執法經常化、常態化，是一種嚴格依法執法、依法行政的執法模式，這種執法方式是一種法治思維模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權利的保障和救濟。運動式執法的執法模式概括為：震驚社會的重大惡性事件發生……上級領導重要批示———有關部門緊急部署———執法人員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檢查、處罰行動一總結彰、宣布專項整治活動取得豐碩成果。刑事執法活動中，以嚴打最為典型；而在行政執法活動中，則通以集中檢查、專項整頓、專項執法等形式出現［9］。這種方式容易造成寬嚴失當的越權管理，而且形成一種奇怪的現象：問題發生之前，是‘政府最小化’狀態，政府對市場上發生的破壞游戲規則行為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問題發生之后，是‘政府最大化，狀態，政府幾乎耗費所有的資原去應對某問題，整個市場規則為此停擺，政府與市場都付出了太多的代價［10］。“運動式執法的臨時性、運動性和反復性特點與法治的穩定性、確定性公平性要求背道而馳。運動式行政執法使執法者疲于應付運動，怠于平時執法，它是一種“事前疏于監管、事后矯枉過正”的執法方式，導致行政執法的選擇性、隨意性和形式主義，助長了違法者的投機心理，使違法行為屢禁不止。這種執法方式常常使有組織犯罪組織做大［11］。行政執法是經常性的行為，需要常抓不懈，而不是進行“救火式的整治”。隨著我國法治社會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國行政執法急需從運動式執法向制度性常態式即一貫式執法轉變，從社會防衛思維向加強人權保障思維轉變。

﹙二﹚執法權責設置沖突以及違法執法

由于過去的機構及其職責設置不甚清晰，而且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行政執法機構設置和職能分配尚未嚴格依法規范，以致現行行政執法體制仍存在著執法部門設置過多、過濫，職權不清、責任不明，多頭執法、多層執法的現象。執法機關之間條塊分割，相互之間缺乏協調配合，職權交叉重疊現象較為嚴重。執法權責設置沖突既體現為橫向上的沖突，也體現為縱向上的沖突；既體現為積極的沖突，也體現為消極的沖突。橫向上的沖突是指部門間的執法沖突。要是在涉及多個部門管理的領域，如食品生產管理方面，質監、工商、藥監、衛生等幾個部門之間往往各自為政，盡管國務院對職能進行了調整，但在很多方面沒有調整到位，還存在不斷爭執法權的現象，造成管理上的混亂和漏洞。比如2009年以前的《食品衛生法》就沒有提到食品監管問題［12］。縱向上的沖突是指上下級執法部門的執法沖突。許多上下級執法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職責分工，有利爭著管，無利相互推。積極沖突是指各執法機關之間爭奪執法權，造成多頭執法或多層執法，形成執法“密集地”；消極沖突是指各執法機關之間相互推諉，造成執法不力，執法不作為，棄法定職責，放縱違法行為，形成執法“空白地帶”。尤其突出的是公安行政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不作為。比如，部分公安執法人員在行政執法活動中背離法律規定，徇私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漠視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根據不同執法相對人有選擇性地執法。這種行政不作為行為為有組織犯罪及其違法行為的蔓延提供了機會。

﹙三﹚功利式執法導致部分執法權變異

為了緩解本財政壓力，一些公安行政執法部門熱衷于“執法創收”，部分行政機關層層下達罰款指標現象，公安執法人員通過各種手段搞“創收”，把執法當作一種創收的手段，以罰代管，以罰代法。一些黑惡勢力就是以幫助公安執法人員完成“創收”為名，獲得生存空間，為了投桃報李，公安執法則對黑惡勢力“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更進一步，一些公安執法人員干脆直接入股黑惡勢力開辦的公司，分享經營收益，顯然，這種執法創收行為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四﹚執法監督渠道不通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制定了一批有關監督行政機關執法和守法方面的法律、法規，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行政執法監督體系權力制約機制正在形成，這對督促行政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政，高執法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我國的行政執法監督機制還不完善，監督的實效不佳，我國的行政執法監督涉及人員多、范圍大，主體、客體、對象復雜，包括人大監督、政黨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社會輿論監督等，但并不是“人員多”就“力量大”，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由于目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正處在轉變時期，行政執法內外各種監督之間的關系還沒有理順，各種監督主體程度不同地存在監督權限、范圍、方式、程序等不夠明確、不規范的問題，彼此又缺乏有效聯系和溝通，工作中往往各自為政，尚未形成一個嚴密有序、分工合理、協調互動、科學高效的行政執法監督機制和規范的責任追究制度，往往出現監督機制運轉不靈、監督疲軟、督不到位、監督權虛置、救濟渠道不暢等問題。這是當前行政執法中存在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

四、路徑思考：有組織犯罪防治的行政法治對策

﹙一﹚思想理念上：樹立社會防衛與人權保障并重的法治理念

長期以來，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目標一直是控制犯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嚴打”的刑事政策就成為我國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基本策略。雖然2005年社會各界逐漸接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觀念之后，我國反有組織犯罪刑事政策的主要傾向仍然是嚴懲，正是這種嚴懲使得我們的司法機關一直延續運動式思維，在各種“嚴打”和“打黑除惡”的專項斗爭中，短期內出于政績的考量，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過分降低有組織犯罪的入罪標準以及人為拔高各種犯罪組織的犯罪構成要素等情況。部分地方司法機關過分關注“打黑除惡”對社會防衛的效果，而對人權保障問題關注不夠，漠視甚至忽視人權保障，從而造成對公民權利的極大侵害。這種以犧牲公民個人權利和自由為代價的防衛社會的作法正是法治社會所不能允許的，同時也是人們所詬病的地方。這種問題彰顯了我們在執法實踐中沒有把個人權利和自由問題放在一個足夠重要地位的思想理念。因此，這種以犧牲個人權利與自由為代價的執法，最終會帶來對法治的破壞甚至更為嚴重的后果。社會防衛和人權保障是現代法治社會應當確立的刑事政策以及刑事執法理念，盡管這二者在執法和司法實踐中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但是現代法治國家在打擊犯罪過程中應遵循的普識性原則就是維系保障人權與防衛社會之間的總體平衡。法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遵守和執行事先公布并體現人民意志和反映人民利益的法律。政府的權力，從設置、運行、監督，都要在法律的規范之下，以保障權力取得和運行不偏離保護公民權利和促進公民利益的目標。在英美法系國家，向來以追求人權至上為其執法理念，不允許以社會防衛的需要過多地妨害公民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實踐證明，有組織犯罪形式很難依靠個人的力量進行預防，只有通過國家的合法暴力才能予以有效預防和打擊。因此，在防治有組織犯罪方面，不能過分地強調社會防衛的功能，否則，就會造成人權保障功能的弱化和虛化。防治有組織犯罪要用文明手段和法律手段。運用法律手段，就得遵循法治的基本原理，必須將包括犯罪人、被害人、證人等多元主體在內的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納入法律保障的范圍之內。通過法律機制和法律手段，遵循法治理念和精神，對有組織犯罪依法預防和打擊，在強化社會防衛的同時，將人權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應成為我國有組織犯罪防治的基本的法治觀念。

﹙二﹚執法策略上：貫徹打防并舉、重在預防的法治策略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在犯罪本質的認識上都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階級的斗爭，既然犯罪個人對全體公民的斗爭，那么出于對全體公民的保護，國家有必要動用整個國家的力量來進行懲罰。在這種觀念之下，刑罰被看成是治理犯罪的唯一手段，也是當然手段。這樣對于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有組織犯罪予以嚴厲打擊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因此，對于有組織犯罪的預防基本上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所謂的預防不過是寄望于嚴厲刑罰的威嚇罷了。在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方面，我們究竟是應該側重預防還是側重懲罰犯罪？近30年來的治理有組織犯罪的司法實踐表明，有組織犯罪并沒有得到有效地控制。這與我國在控制有組織犯罪方面重打擊而輕預防的觀念有關，根據國外有關國家治理有組織犯罪的實踐經驗來看，在懲罰控制有組織犯罪時，那種僅僅注重懲罰而輕預防的作法不利于對有組織犯罪的控制。只有注重預防才是控制有組織犯罪的根本之策。我國對于有組織犯罪的控制政策要轉到預防為本的軌道上來，以預防為根本，同時以打促防，以防固打，打防并重，才能鏟除有組織犯罪滋生的土壤。在預防有組織犯罪方面，要充分發動群眾，“建立行政溝通，增進政府與公眾間的相互信任與合作”［13］。才能更好地控制有組織犯罪的產生。

﹙三﹚方法措施上：深入加強國內和國際執法合作

隨著國際交往日益增多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有組織犯罪活動也在不斷向國際范圍延伸和發展，從而使得有組織犯罪的形勢變得日益復雜和難以應對。有組織犯罪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組織性。就世界范圍而言，許多深受有組織犯罪危害的國家和地區都建立了專門的反有組織犯罪機構，如意大利的“維護全國秩序和公共安全委員會。”［7］針對有組織犯罪的嚴峻形勢，結合我國行政執法體制的改革方向，筆者建議對那些相近的職能部門進行調整合并，建立治理有組織犯罪的全國性領導機構，確保領導機構的高規格，這一機構的設置可以使相關行政執法部門形成一個統一整體，避免不必要的職責沖突，這樣更有利于對有組織犯罪的預防和治理。目前我國有組織犯罪主要存在兩種形式：境內有組織犯罪以及境內外相勾結的有組織犯罪。第一種情況需要加強國內各有關機構的合作才能有效治理；第二種有組織犯罪需要通過國際合作才能有效予以打擊。因此加強國內國際執法合作，是行政法治視野下反有組織犯罪的有效措施。

第一，加強國內偵查等機構的相互合作。有組織犯罪大多具備職業性的傾向，對這種犯罪的偵破工作比較困難。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比如建立多種情報系統、建立反有組織犯罪聯盟、建立全國數據處理中心等方法。強化情報信息工作，尤其是加強與金融機構的協作，防止有組織犯罪的洗錢行為［14］。這些措施和方法有利于及時有效打擊有組織犯罪和處理相關問題。雖然1994年公安部設立了反有組織犯罪處，但是地方各級公安機關的相關機構尚不健全。這種機構主要用來與其他行政機構的合作。國內合作包括大陸和港澳地區的合作。自港澳回歸以來，有組織犯罪組織以港澳為跳板開始向大陸滲透，同時臺灣的有組織犯罪組織也開始向大陸滲入。在這種形勢下，提高反有組織犯罪的技術手段，加強不同法域之間的合作勢在必行。

第二，加強國際合作和交流。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我國與國際社會的交往越來越多，國家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對國際犯罪的追訴顯得尤為重要。有組織犯罪的國際化趨勢，讓調查取證工作變得日益困難。面對跨國有組織犯罪對法律尊嚴和公共秩序的挑戰，大大加強國際合作勢在必行［15］。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與國際社會共享有關有組織犯罪的情報信息，另一方面需要我國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司法協助，比如建立健全引渡、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調查取證制度、文書送達、扣押等相關制度，建立與國際社會相協調的刑事司法協助制度體系。

﹙四﹚執法體制上：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特別是公安行政執法體制

十八大報告指出，行政體制改革是推動上層建筑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繼續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主要內容是指調整合并職能相近的行政執法部門，理順行政執法管理關系，為社會提供優質的服務。通常所說的大部門制改革就是重組政府的行為，它直接動搖的是職能部門的機構設置。所謂大部門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范圍趨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從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在有組織犯罪防治方面，與此相關的行政執法組織至少包括公安部門、工商部門、文化部門、稅務部門、衛生部門、城建部門、海關部門、交通部門、環保部門、土地部門等。這些部門的職責不同，分別針對不同領域的有組織犯罪行為實行監管。為更有效預防和打擊有組織犯罪，我國需要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特別是公安等行政執法體制，調整合并職能相近的行政執法部門，建立全國性的指導、協調機構，確保領導機構的高規格，這樣才能理順行政執法管理關系并充分發揮職能部門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按照有組織犯罪的發展規律，一個犯罪組織的經濟能量越大，它所依存的后臺也就越大，所以需要高規格的領導機構才可以有效治理。意大利前政府總理就曾與黑手黨有染，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據傳亦與本國黑社會組織有來往［16］。對此，西方一些國家的議會一般設有打擊有組織犯罪委員會，直接指導、監督和協調全國的打擊有組織犯罪工作。意大利設有反黑手黨委員會。美國除議會的相關委員會以外，在白宮還專設直屬于總統領導的有組織犯罪調查委員會［16］。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組建了“山口組對策班”、“機械使用對策班”兩支專業反黑隊伍［17］。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體制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建立合理的行政執法評價體系。行政執法評價體系是反映法治政府本質要求、具有內在關聯的指標組成的評價系統。它是用科學的標準，選擇和確定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標，組成指標體系，綜合測算各地行政執法水平，成為引導、評價和預測行政執法機構的一把標尺，對依法行政、合理行使職權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行政法治是調整和平衡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的法治。比如，在有些情況下，某些行政行為雖然違法，但是仍體現社會公益目的，這就需要在違法行政行為所侵害的法益與其追求的公益之間作以權衡，如果后者更值得保護，就不宜否定該違法行為［18］。這些評價體系和指標需要科學反應這些情況，才能使我們的行政執法行為更為合理和人性化，也才更能反應我國的執法水準，才能使我們的行政執法向法治化和注重人權保障方向發展。

作者：付其運單位：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