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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5年第五期

當代中國的價值哲學研究，與中國社會的進步緊密相扣，興起于1978年的實踐標準問題大討論，并在人學探討和文化研究的推動下，逐步成為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當前，中國社會正經歷著整體轉型和升級，價值哲學應立足生活世界及其結構性變革，面向現實的價值問題和挑戰，推進自身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哲學滋養和理論支撐。

一、把握中國整體轉型升級過程中價值存在的基本特性

中國價值哲學研究不能局限于象牙塔內的理論建構和邏輯推演，而應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客觀變化，關注價值領域的現實問題，將哲學批判的理論力量轉化為指導社會實踐的現實力量。當前，中國開始了整體轉型升級的歷史進程，這形成了各種理論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時空“場域”[1]。我們的理論研究包括價值哲學研究，都必須立基于這一場域，即立足于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客觀現實。如此，關鍵的問題就轉化為，價值哲學如何立足于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客觀現實，或者說在價值哲學視野中，需要把握的現實究竟是什么？鑒于哲學思考的內在規律及特性，我們認為，價值哲學意義上的客觀現實不是一般性的紛繁復雜的價值現象，而是偶然性之后的必然性，是價值表象背后的價值發展規律及其特性。立足于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價值哲學研究，不能滿足于價值現象的堆砌和羅列，而應從現實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出發，考察社會轉型期多元主體及其利益訴求的變化，分析社會“多元”與“統一”的內在張力，理解各種價值現象的本質，繼而把握當前價值狀況的基本特性。一方面，中國整體轉型升級期的價值狀況呈現出“價值多元“”價值平行”的基本特性。價值是客體屬性滿足主體需要的現實效應，體現為實踐基礎之上的主客體關系。如馬克思所言“：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2]，價值關系也不例外，它作為“為主體”而存在的關系，體現著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在價值關系中，客體趨近主體，主體的存在狀況決定著價值的存在狀況。在社會整體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社會利益結構進行了分化與重組，原有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訴求不斷涌現。這些不僅體現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特征，也決定了社會生活中價值多元存在的現實。

價值多元的事實打破了一些固有觀念，為價值哲學研究帶來新的挑戰，提出了新的課題：一是，并非所有價值問題都必然具有一個妥善解決的正確答案；二是，我們無法保證能夠通過可靠的方式尋獲解決問題的正確答案；三是，這一答案本身是否合理、自洽將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換言之，價值多元與價值沖突在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價值選擇可以依據多重標準，價值仲裁并非只有一項合理的解決方案。同時，價值多元存在并非僅僅造就沖突，它還為價值共識創設了內在需求，奠定了達成統一的可能性基礎。這樣，如何梳理與回應轉型期多元選擇帶來的價值沖突問題，如何考察并推動多元基礎之上價值共識的達成，將成為價值哲學研究的焦點。值得一提的是“，價值多元”不僅僅是社會現實，還具有方法論意義。能否承認及如何對待價值多元化問題，體現著研究者的學術心態和思維方法。秉持科學、求實、開放、寬容、審慎的研究態度，既實事求是地承認價值多元存在的現狀，又嚴謹審慎地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和弊端，厘清“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的界限，是我們深化哲學批判和推進哲學創新的前提。

另一方面，中國整體轉型升級期的價值狀況呈現“價值重疊”“價值交錯”的基本特性。世界范圍內，伴隨著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時空交錯和時空壓縮的效應不斷擴張，全球普遍聯系的趨勢不斷加深，全球治理的訴求此起彼伏，文化交流與價值共識的主題日益突出，人類共同體已在某種意義上開始顯現?？梢哉f，在利益主體及價值訴求多元存在的同時，共同主體、整體利益和普遍價值的出現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反映在中國社會，就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特別是，我國整體轉型升級基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追求全體中國人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借助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中國力量。這一實踐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個人的具體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國家、民族和個人緊密結合的命運共同體。如此，人們將形成與之對應的價值共同體，繼而在多元價值并存的基礎上，構建共識性、統一性的核心價值觀念。這種價值同構和一致的價值觀念將與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實踐形成互動，在推動社會轉型、結構升級的同時，實現價值觀念的整合與提升?？梢哉f，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歷史進程造就了價值“多元”與“統一”共存的典型特征，構成了“簡約與復雜、祛魅與返魅、平面與立體、拉近與疏遠、解構與建構”[3]并存的充滿現實張力的生活世界。價值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于這一生活世界，并在此基礎上開展哲學反思與批判。

二、立足價值多元共存的客觀現實尋求主導性價值尺度

價值哲學關注和把握整體轉型期的社會現實，并非為了接受和默認現實，而是為了反思現實，批判不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價值現狀。這不僅是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必須完成的任務，更是其實現自身價值的關鍵所在。正如馮平教授在《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中所言：“中國的哲學應當以改善中國人的生活、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為研究旨趣，應當以影響中國人生活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為研究課題。”[4]面對中國整體轉型期內價值發展的基本狀況和特性，價值哲學一項不可回避的理論任務是，立足價值多元共存的客觀現實，尋求主導性價值尺度，引導人們的價值實踐和精神生活。

事實上，價值標準及其評價尺度的變化不僅是價值變革的前提，亦是社會變革的前奏。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恢復了實踐標準的權威，祛除了“兩個凡是”的禁錮，揭開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大幕，直接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1983年發軔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大討論推升了人的地位和價值，在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內部促成了價值標準的大反思，為主體性的覺醒和“以人為本”理念的確立奠定了基礎。此后，生產力標準的提出尤其是“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確立，實現了認識論與價值論的統一，蕩除了發展生產力和市場經濟的思想迷惑，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價值論和實踐論的基礎?？梢哉f，確立價值標準、明晰價值評價尺度，不僅是價值建設的需要，也是社會轉型升級的需要。價值標準及其評價尺度如何確立？這需要我們回歸到價值本質的哲學探討之中。人們關于價值本質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價值標準的認識，而有關價值標準的看法又決定著價值評價尺度的確定。所以，我們在塑造和確立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時，必須立足現實世界，回溯價值本質，厘清價值的基礎、來源、生成及屬性等問題。一般而言，價值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產物。主體客體化或主體對象化，造就了新的價值客體，體現為價值創造的過程；客體主體化，使客體對主體產生影響，實現了客體對主體的效應，表現為價值產生和價值實現的過程。兩者之中，主體客體化并非價值生成的必然環節，如自然客體在滿足主體某種價值需求時，就無須經歷主體客體化過程。這樣，比較兩者對于價值生成的決定性意義，我們認為“價值的本質是客體主體化”，是“客體對主體的效應”。由此，我們“以客體對社會主體、對廣大人民利益的效應作為價值標準”，而客體主體化的積極效應“主要是對主體發展完善的效應，最根本的是對社會主體發展完善的效應，使主體更美好，使人類社會更美好，使廣大人民更美好”[5]。

“價值標準是一定事物、現象對一定主體到底有沒有價值有什么價值的客觀標準，評價標準則是人們認為一定事物有沒有價值的標準，是主觀的標準”[6]。價值標準決定人們的評價標準，是故，以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的實現作為普遍性價值標準，這就決定了價值的評價標準，即對社會和人民有益的事物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具體而言，在當前社會實踐中，有助于中國整體轉型升級，有益于中國社會的持續進步，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事物和活動，才是有價值的、值得我們肯定和支持的事物和活動。中國共產黨將“為人民服務”確立為自身執政理念的核心，是這一價值尺度在實際工作中的體現和運用。鑒此，我們在確立整體轉型期的主導性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時，一方面應接納價值存在和價值觀念多元化的現實。社會整體轉型期，價值的主體性及主體的多元性，預制了價值觀念的多樣復雜性。不能簡單粗暴地將“多元”歸于“單一”，應承認價值觀多元化的合理性，實現多元價值的和諧共存。另一方面，在價值多元化的現實前提下，尋求和確立主導性的價值評價尺度。我們應突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明確社會性正效應作為評價尺度的地位，實現社會歷史的必然性與現實價值選擇的統一。在日常生活中，主導性價值尺度應引導人們將自身利益與他者利益相統一，將主體尺度與實效標準相結合，多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要求，多做有益于人民、社會和國家的事情，多開展有利于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活動。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在確立價值標準及其評價尺度時，還必須避免價值標準流于抽象，應將社會實踐后果引入評價尺度，即將“價值標準建立在實踐結果的客觀事實”[7]之上，將實效標準與主體尺度有機結合。眾所周知，在社會實踐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標準及其評價尺度，不僅規約和指導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更體現著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標識著價值觀念的進步方向。價值哲學視野下的社會整體轉型，其關鍵問題就是在價值多元的基礎上確立價值選擇和價值評價的主導性標準。若此，方能統一思想、凝心聚氣、集合力量，保障和推進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順利進行。

三、從價值哲學批判的視角探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8]。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益于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保障中國道路不斷前行的正確方向。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價值哲學應積極因應轉型期的結構性變化，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價值要求，自覺聚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及核心價值觀，并從哲學批判的視角為其進行理論奠基。首先，繼續強化價值觀念的“元問題”研究。事實上，自1990年代中期始，價值觀念已成為價值哲學的研究重點。當前，我們在探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仍然需要繼續深化有關價值觀念的基本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厘清價值與價值觀、價值觀與價值觀念的異同；透析價值觀念的本質和形成特點；勾勒價值觀念的基本結構；探討價值觀的多元性與統一性等。其中，應特別甄別“價值”與“價值觀念”：價值是一個“關系——實踐”范疇，指客體在實踐基礎上對主體的效用。價值觀念是一種社會意識，指人們對價值和價值秩序的基本觀點和態度。對兩者的區分，能夠凸顯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特征，揭示西方“普世價值”的虛偽性，彰顯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性。其次，促成社會主體“價值自覺”的形成與提升。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整合意見、凝聚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個倡導”，明確了三大維度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價值觀念，其宣傳倡導過程必不可少，但僅有意識形態層面的宣傳和灌輸則顯然不夠。我們必須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普羅大眾的價值自覺。一是繼續加強宣傳教育，在優化傳播內容和宣傳形式的基礎上，增強公眾的理論自覺；二是不斷提升制度保障，通過具體、現實、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動公眾的價值養成；三是逐步增強價值自信，使公眾在反思意識形態現狀的基礎上，確立價值自覺和價值自信。當然，要形成這一價值自覺，還需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身所具備的精神引領力，即在整合多元價值理念的基礎上贏得廣泛認同和理解，繼而成為全社會的自覺意識和精神之魂。再次，推動“價值認知”轉化為“價值信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首要任務是讓公眾認識和理解諸多核心價值觀，然而僅有認知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在價值認知的基礎上推動價值信念的形成。價值認知與價值信念皆屬于價值意識的范疇，是價值關系和價值現象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但相較前者，價值信念屬于價值意識的深層結構，是價值觀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要素，能夠在人們內心影響和左右價值選擇和評價活動。若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必須著力于價值信念的塑造和構建，即將諸多核心價值觀內化為公眾的自覺意識，使公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深刻的信任感，使之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內在準則和精神支柱。這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充分發揮其引導和規約的作用，才能切實保障價值目標的達成。

最后，推動“價值觀念”付諸“生活實踐”。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的和落腳點是發揮其引領作用，凝結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化解諸多價值沖突，確保價值目標的實現。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利益主體和價值主張紛繁復雜、多元共存。如何在“多元”中尋求“統一”，確立人們行動的價值目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承擔的任務。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評價活動。社會群體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判斷和評價某一行為的價值。這種評價活動可由權威組織進行，也可由一般大眾進行；可具備有形的評價形式，亦可表現為無形的評價和意見。當前，優化權威性評價、規范自發性評價、探索多元性評價是提升社會評價活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作用的前提性條件。

四、在面向中國問題的基礎上實現價值哲學的自我創新

正如韓慶祥教授所言：“建構‘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要求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推進哲學的發展，并顯示哲學的本質、生命力及其意義”[9]。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研究，立足中國現實，關注中國問題，凝練中國價值，在回應中國結構性變革的基礎上，實現自我完善和創新。

（一）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推動以實踐為基石的價值哲學重建和創新。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要求我們堅持實踐唯物主義，立足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開展哲學研究。這種研究范式認為，價值問題本質上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活動中的問題，離開實踐的主體性、歷史性與目的性，就無法把握價值問題的實質。如此，我們應圍繞人的價值實踐進行哲學思考：一是，緊扣價值的實踐品格，立足主體尺度和主體際關系，從主體的實踐活動出發，把握價值活動的規律。二是，從社會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出發，考察人在歷史發展和社會實踐中的地位，解讀人自身的價值及其特性。三是，將價值哲學的研究成果付諸社會實踐，由此檢驗其正確性與合理性，推動價值哲學的豐富與發展。若此，中國價值哲學就從“解釋世界”走向“改變世界”，跳脫出形而上學研究范式的禁錮，實現了哲學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根本轉換。這呼應了哲學的第三次“價值論轉向”，不僅意味著價值問題成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更實現了哲學觀、哲學方法及哲學精神的變革。簡言之，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研究，擺脫了知識論思維方式的束縛，將實體性思維轉變為關系性、實踐性和系統性思維，推進了以實踐為基石的價值哲學重建和創新。

（二）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促成價值哲學“問題意識”由“知識邏輯”維度向“現實存在”維度的轉換。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價值哲學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獨立的哲學學科以來，發展至今人們逐漸意識到價值哲學只有從問題出發才能獲得自身發展”[10]。在中國進行整體轉型升級的宏觀背景之下，價值哲學研究唯有關注中國轉型期的重大價值問題，才能尋獲自身的理論生長點，才能實現自身的創新與發展。同時，面向中國問題，在新的價值哲學立場上克服價值危機、重塑價值理想的努力，也導致了價值哲學問題意識的轉變，即從囿于知識的邏輯構造轉為直面現實世界的價值問題。這一問題意識的轉向與提升是當代價值哲學研究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前提，亦是其自身不斷創新和完善的重要體現。

（三）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促成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話語體系的形成?！敖嫛嫦蛑袊鴨栴}的哲學’，還要求建構一種新的哲學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在理論目標上，應致力于建構以中國話語為主體的中國理論，這一理論由于其出發且落腳于‘中國問題’，最終應成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中國原創’”[9]。就價值哲學而言，研究者們突破西方價值話語的藩籬，在完整闡述自我價值譜系的基礎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視域融合，進而以中國實踐為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以中國話語為媒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念與話語體系?？梢哉f，建構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價值話語體系，不僅是價值哲學研究的創新之處，更在現實維度為抵御西方文化侵襲、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奠定了基礎。

作者：朱輝宇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哲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