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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基本情況

為分析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特征，我們采用調查問卷的方法獲取相關數據。本研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選取了江西省內經濟發展水平由高到低的南昌市、撫州市和吉安市三個地市及農村地區進行了隨機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家有高三在讀子女的父母、在校大學生的父母、已畢業大學生、已畢業大學生的父母四類人群。為考察高等教育投資前后，家庭對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認知水平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將“家有高三在讀子女的父母”視為高等教育投資前的調查對象，將“在校大學生的父母”作為高等教育投資過程中的調查對象，將“已畢業大學生”和“已畢業大學生的父母”作為高等教育投資后的調查對象。本次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220份(農村105份，城市115份)，回收209份(農村103份，城市106份)，回收率為95%;有效問卷202份(農村100份，城市102份)，有效率為96．7%。調查將“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因素劃分為2個一級指標、7個二級指標、9個三級指標。各二級指標或三級指標在問卷中均以“發生某風險后家庭會不會覺得讓子女讀大學是不劃算的”，即“農村家庭對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認知程度”為衡量標準，劃分為“肯定不會”、“不太會”、“有可能會”、“比較會”、“肯定會”5級，分別賦值1、2、3、4、5，分別代表風險認知水平由低到高。

二、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模糊綜合評價

模糊綜合評價就是以模糊數學為基礎，應用模糊關系合成的原理，將一些邊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從多個因素對被評價事物的隸屬等級狀況進行綜合性評價的一種方法［9］。

(一)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綜合評價的因素集(指標體系)的確定

(二)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評語集的確定風險意識的大小，可以將其分為一定的等級，本文定義為5個等級。

(三)確定各級指標uij隸屬于V中評語的隸屬度R采用評委會評分法確定隸屬度。由此可見，農村家庭風險得分從大到小排序為:教育質量風險、專業選擇風險、教育過度風險、個性風險、就業風險、主體風險、預期收益風險。(3)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一級指標的綜合評價。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系統風險的評估矩陣整體而言，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屬于“一般”;從一級指標來看，系統風險高于非系統風險，前者屬于“一般”水平，后者屬于“較小”水平;從二級指標來看，除“主體風險”和“預期收益風險”屬于“較小”的水平外，其余指標均為“一般”水平，且“預期收益風險”最低，“教育質量風險”最高。(5)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部分指標按投資時期區分的模糊綜合評價得分。借助模糊數學的分析方法，我們分3個時期對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及其一級、二級指標進行綜合評價(表1)。由表1可以看出，投資前、中、后三個階段的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別。

三、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特征

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具有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風險的普遍特征:(1)客觀性:即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不受投資者個人意志的影響。(2)復雜性:即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風險按照不同的分類標準會有多種類型，其產生的原因復雜多變。(3)滯后性:由于高等教育個人投資過程相對較長，其風險往往實在投資結束后才能逐步顯現出來。(4)兩面性:即高等教育個人投資不僅可能遭受損失，也有可能獲得收益。(5)可優化性:指高等教育個人投資的部分風險(如系統風險)通過政府調整相應政策和個人調整個人投資決策可望實現風險優化。

(一)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對比分析(1)總體而言，根據模糊綜合評價，城市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略低于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風險，但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均不高。利用模糊綜合評價分析時設定的指標權重，可以計算出每份問卷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總分值，再通過城鄉家庭的兩組數據做獨立樣本的T檢驗后得出P值為0．093＞0．05，即差距不具有顯著性意義，可見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水平并不存在明顯差異。(2)從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一級指標來看，根據模糊綜合評價，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系統風險均高于非系統風險且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水平值均不高。但無論是系統風險還是非系統風險，農村家庭都略高于城市家庭。(3)從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二級指標來看，根據模糊綜合評價，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各二級指標水平均高于城市家庭。但通過對城、鄉二級風險數據做兩組獨立樣本的T檢驗時發現，P值均大于0．05，城鄉家庭二級風險指標的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異。(4)從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三級指標來看，教育質量風險、就業風險、預期收益風險三類風險的均值和顯著性水平如表3所示?？梢钥闯觯r村家庭的各類三級風險指標的水平都高于城市家庭。但通過對城、鄉三級風險數據做兩組獨立樣本的T檢驗時發現，除就業風險(就業政策)外，各指標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城鄉家庭三級風險指標的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異。農村家庭在就業政策方面的就業風險與城市家庭存在差異，可能說明農村家庭由于缺乏更多的社會資源，在子女就業方面對國政策的依賴性更高。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三級指標中，風險最小均為預期收益風險(社會地位)，城鄉均值分別為2．12、2．04，可見城鄉家庭十分看重高等教育對于提高社會地位的作用而忽視其風險;風險最大的均為教育質量風險(安全管理)，城鄉均值分別為3．26、3．02，可見校園安全問題日益引起城鄉家庭的關注。此外，在所有三級指標中，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水平最大的前三位均為教育質量風險因素，分別為教育質量風險(安全管理)、教育質量風險(學生管理)、教育質量風險(教學質量)。這說明與就業、預期收益相比，城鄉家庭更看重高等學校的教育質量水平，尤其是高校學生管理和安全管理。

(二)從投資前、投資中、投資后三個過程來分析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上文借助模糊數學的分析方法，我們發現投資前、中、后三個階段的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水平并無顯著差別。此外，通過權重法計算出每份問卷中農村家庭投資前、中、后三個過程的風險總分值，再通過多個獨立樣本的非參數檢驗分析所得P值為0．472，大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認為3個過程中的城鄉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承受能力均無顯著區別，這進一步印證了模糊綜合評價的分析結果。

作者：樂志強繆建群單位：江西農業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西農業大學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