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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行“選擇性教師證書”制度與教師流動制度為拓寬師資培養渠道,提高師資質量,美國實行了“選擇性教師證書”制度,該制度規定:“申請‘選擇性教師證書’培訓的人是已取得學士學位,從事其他職業多年,富有實際經驗的人。被錄取后,進入培訓階段。培訓分兩階段:前一階段進行觀摩學習,主要是跟隨有經驗教師學習課堂管理與教案編寫技巧,進行微型教學;后一階段是教育專業課程學習與教學實習同步交替進行:受訓人員一邊在培訓機構學習教育專業課程,一邊在基礎學校進行教學實習”[4]。“選擇性教師證書”制度培養出的教師更成熟、更穩定、更有工作經驗。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便在大范圍內推行教師定期流動制度,切實推進了區域教育的均衡發展,具體程序為“縣級教委公布教師流動的實施意見,然后在尊重教師意愿的基礎上,由校長提出建議流動人員并報上級部門審核,最后由都道府縣教育長批準生效”[5]。
(二)英國實施“連鎖學校”制度“連鎖學校”又稱“學校聯盟”,一般泛指通過建立協作集團、伙伴關系及合并、設立新學校等形成的學校合作關系[6]。2009年6月,英國在白皮書《兒童、學校與未來:構筑21世紀的學校體系》中指出,“學校單憑一己之力無法滿足學生需求,學校必須通過建立伙伴關系來提升教育質量,滿足學生要求,改善學校管理”,并進一步提出,“在任命校長前,學校董事會要考慮到領導和管理的共享問題,消除各校籌集資金和資源的障礙,通過自我評估對‘連鎖學校’的運作進行反思”[7]。
(三)上海浦東新區實施“委托管理”政策,充分發揮優質教育資源效應2005年,上海浦東新區開始采用委托管理制度,即“由政府出資委托具有較高教育管理能力的第三方來管理相對薄弱的公辦學校,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參與辦學的積極性,提高薄弱學校的管理和教學規范,促進學生學業成績提高”[2]54-57。目前,上海浦東新區通過客觀分析,全面了解各校情況,幫助制訂整改方案等措施,來促進薄弱學校整體教育質量的提升。同時,對偏遠地區、薄弱學校進行政策性傾斜,并鼓勵優質學校到農村及偏遠地區建立分校或承辦新校,充分發揮優質教育資源效應,以實現區域內基礎教育高質量的均衡。
二、實施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策略的注意事項
(一)“教育券”計劃在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論中,學生的選擇權是核心,學生通過“教育券”選擇學校,促進校際競爭。“教育券”可流通于各級各類學校,無論公立、私立學校,都可公平競爭,各校為免于淘汰,爭取擇校經費,必須在教育理念、師資隊伍、管理制度、課程設置、校園環境等方面積極進行改革,以提高教育質量和服務能力;將擇校的權力交給學生,讓學生選擇學校,可為學生提供相對平等的教育機會。該計劃適用于整體教育質量較高的省份或地區,我國浙江省長興縣于2001年率先實行了“學券制”,獲得了較好效果。
(二)“選擇性教師證書”制度與教師流動制度“選擇性教師證書”制度比傳統模式節省時間和花費,并可吸引各色人才從教;受訓人員對有經驗教師現場教學的觀摩學習有助于其實際操作知識和技能的獲得;且該制度培訓出來的教師業務能力強、思想成熟穩定,對教育事業有更大的熱情和積極性,工作成績也占優勢地位,同時,全國各地人才的廣泛參與可較好地確保師資質量。教師流動制度可促進校際信息交流,較快縮小校際差異,促進各校間師資均衡,并提高人力資本利用率。但該制度需提高流動教師待遇,保證教師利益,也需出臺相應配套措施保障此制度不流于形式,切實讓教師在流動期間以業績為依托,踏實工作、認真負責。
(三)“連鎖學校”制度和“委托管理”政策“連鎖學校”制度可較好促進聯盟內部學校的資源共享,改善各校管理,并有效提升各校在校生的學業成就;上海浦東新區的“委托管理”政策可進一步提高薄弱地區學校的辦學條件,促進學生教育機會和教育過程的均衡化。但“連鎖學校”存在校長缺乏明確法律地位:優秀學校與薄弱學校間權利不平衡等問題,“委托管理”政策存在委托管理的效益難以衡量、托管方和被托管學校之間難以監督和評估等問題,在具體使用時需確保制度制定的規范性。
三、中外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策略對我國基礎教育的啟示
(一)推行免費“午餐制度”,保障基礎教育經費投入我國基礎教育在繼續實行“兩免一補”、“四免一補”政策的基礎上可適當效仿印度“營養資助計劃”,推行免費“午餐制度”。2012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葉青等提出建議,為“免費午餐”立法,出臺《農村學生營養保障法》,將農村學生營養保障上升為一項基本國策,海南政協委員董德標也希望能在海南建立免費午餐制度,可見,這項政策在全國推行有可期待性。我國基礎教育經費可采用中央財政、省級財政、市縣級財政三級分擔模式,并結合金融機構小額貸款、私人捐贈等方式,進一步拓寬投資渠道,以保障基礎教育經費的投入;同時也要轉變思路,提高基礎教育經費使用效益,“教育券”政策可考慮逐漸在各省市全面鋪開。從2013年秋季開始,整體教育水平較之發達地區相對落后的海南省已在學前教育階段實施了“教育券”計劃,可見“教育券”計劃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全面落實到整個義務教育階段還有一段距離,需建立在各省市整體教育質量全面提高的基礎上,切忌急功近利。
(二)加強校際聯合,實行委托管理政策加強我國基礎教育階段校際間合作或聯系,實現優勢互補,促進我國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如上海汾陽中學與海南瓊海市嘉積三中結為姊妹校以來,通過互動交流,較大地推動了兩校教育教學發展。但均衡發展不是削弱優質學校的優勢,而恰恰應鼓勵其發展,東北師大附中校長孫鶴娟認為“在現實教育發展的‘不平衡’階段,城市示范學校的功能應是‘核’—輻射、帶動和凝聚其他學校。一個地方沒有基礎教育的‘核心校’,則會造成盲動發展,整體在低水平上循環”。[8]2012年9月8日,民盟海南省委在海口市召開基礎教育研討會,與會中學校長及教師就“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能否保證優質中學依舊優質”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一致認為,優質學校應該主動探索新的發展模式,積極構建幫扶機制,實現區域內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可見,繼續大力發展各省市的優質中小學,并使其帶動其他薄弱學校共同發展,是促進我國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有效舉措。當優質學校發展到一定水平具備相當能力時,各省政府可考慮委托其管理農村薄弱學校,或在農村建立分校甚至承辦新校,以較好地發揮優質教育資源的作用。誠然,不斷縮小學校間發展程度的差異仍任重而道遠。
(三)拓寬師資培養渠道,促進教育資源區域內良性流動各省要嚴把師范生招聘關,切實保障高質量的畢業生到省內任教,更要拓寬師資培養渠道。可采用“選擇性教師證書”制度,讓更多有激情、有能力、愿為教育事業奉獻的人加入到基礎教育陣營中,以改善某些地區基礎教育師資薄弱狀況,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少數民族師資不足問題。同時,各省、市、縣、村間或跨縣一級的行政區域間應切實地通過領導、教師(包括優質教師)互換、調整、流動等方式傳遞不同學校的優秀教育教學及管理經驗,減少彼此間辦學水平差距,促進各校間師資水平均衡發展。各省市還需繼續加速推進“以校為本,區域協作,網絡支持”的新型教研體制;定期組織有針對性的區域協作教研活動,加強區域內部交流;繼續依托互聯網技術,共享區域優質資源,為教師提供專業交流平臺;繼續加大教師培訓力度,采取“引進來走出去”方式,使區域內的教師專業化水平獲得一致提高。
(四)輿論引導,更新觀念,進一步實施“補償教育”方案教育人類學的研究表明,父母對學校的態度、對子女在校經歷的興趣及父母對子女的期望等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學業成績,對于弱勢族群尤是如此。需通過多種渠道進行輿論引導,采取多種方式宣傳接受教育的好處,使少數民族地區受教育者及其家長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并從主觀上支持基礎教育,以改變少數民族基礎教育發展落后的現狀。同時,對于教育水平落后的區域,各省政府還需在經費投入、師資建設、招生計劃、課程開設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我國政府也需進一步出臺關于落后地區的“補償教育”方案,即對相關地區基礎教育群體及群體內的個人給予與之所處環境的惡劣程度成正比的教育分配傾斜政策,包括辦學條件補償、經費補償、各種游戲材料等的智力補償、營養補償、保障殘疾兒童進入公立學校的殘疾補償等,給予落后地區基礎教育更多支持。
作者:賈月明 姜鳳云 單位:瓊州學院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