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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眾化啟動的時間上,我國比西方國家大致晚了20年。西方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陸續進入了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時代,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前后相繼實現了毛入學率15%的目標。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方國家已經為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但是,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有著本質的差異,這不僅僅表現在啟動時間的先后,更在于啟動的動因和背景不同。我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和現有的高等教育基礎,決定了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模式將區別于西方國家。我國與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基本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其主要動因是教育民主化思潮,教育機會均等和教育公平等理論構成了大眾化發展的理論基礎。而我國今天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在總體上表現出一種國家的發展戰略和政府的行為。誠然,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后,也隱含著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強烈的需求,或者說政府在實施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也充分考慮到了現有高等教育資源不能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現狀,但就其啟動及實施的過程來說,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指導下進行的。

第二,西方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完成是在“高等教育是一種公益事業”的理念下進行的,尤其是在西方福利國家,高等教育被看成是“義務教育”和社會福利的范疇;政府承擔了大量的財政投入和責任。而今天,在我國,高等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范疇,國家不可能也沒有條件提供全部的教育投入,相反,教育成本分擔理論和“繳費上學”正在成為一種共識。但是,我國作為一個比較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的國家,面對收費上學的高等教育改革,無論是在觀念上和經濟承受力方面,對那些收入偏低的群體而言,都存在巨大的壓力。對于我國二元結構社會現象,可以從國際上目前通用的基尼系數進行分析。基尼系數是一個描述集中度的指標,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中更經常用來描述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絕對平均,在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而在0.4以上則意味著進入警戒線。從上述基尼系數的變化中可以看出,我國基尼系數的增長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上,而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點正是在農村,只有真正提高農村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大眾化的目標才能順利實施,目前出現的這種城鄉收入差距的增長無疑會增加農村適齡青年上大學的難度。據國家計委報告,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1988年為1.19∶1,1995年為2.2∶1,1996年為2.27∶1,1999年為2.65∶1,正在呈差距拉大的趨勢。基尼系數的變化充分說明,我國二元結構社會的特征十分明顯。在一個典型的二元社會結構中,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大眾化)勢必受到這種社會結構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點和難點,不在城市適齡人口,而在農村適齡人口。基于這種現實,現行高等學校的收費標準是否超過了我國農村的人均收入,農民對學費的承受力是多少,還有待于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二元結構社會中,處于低收入水平群體的經濟承受力,會直接影響到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

第三,西方高等教育大眾化之所以得以順利實施,還在于其完善的高等教育體制和結構。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初,當社區學院作為一種新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受到重視,并取得較快發展之后,美國基本上構建了比較合理的高等教育體制,以大量社區學院為底座的高教系統為美國的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奠定了很好的制度性框架。“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結構對后來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具有很好的適應性。英國在《羅賓遜報告》之后,創辦了40余所多科技術學院,撐起了英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半壁江山。而我國今天的高等教育體制和結構折射的是精英教育和計劃經濟的烙印,層次結構、區域結構、科類結構等不盡合理。

第四,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得益于多樣化的辦學體制,其中私立高等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美國,私立學校系統十分發達,既滿足了規模擴張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在日本,大眾化起步相對晚于西方國家,它主要也是靠私立高等教育系統完成了大眾化的進程。然而在我國,私立高等教育還不夠強大,人們對私立高校的認同程度偏低,私立高校辦學層次偏低,能否承擔起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責任,還有待于進一步驗證。

第五,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完成,基本是在自由“市場機制”下進行的,在整個教育資源的配置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無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國目前還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導致教育資源的配置中計劃經濟的色彩仍十分明顯。因此,中西方兩種不同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啟動模式,必然引發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和道路選擇。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實際上是對業已完成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西方國家進行的一種分析,在側重點上針對的是高等教育內部的若干重大變化。事實上,高等教育大眾化能否實現,主要取決于高等教育的外部環境,諸如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可能提供的條件,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期待以及高等教育體制對大眾化的適應性,同時還包括勞動力市場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等。我國的社會背景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特征,決定了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必須采取超常規的發展思路和策略。高等教育大眾化受制于多種因素,其發展模式和道路在世界各國不盡相同。就總體而言,采取多樣化的辦學體制,大力發展私立高等教育,進行大學制度創新;采取多元化的融資策略,教育介入資本市場;更新教育觀念,采取成本分擔的教育政策等等,這一切都取決于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調整。目前,我國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將嚴重影響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教育經費的三個增長:(1)中央和地方政府預算內教育撥款的增長速度必須高于同期財政性收入的增長速度;(2)各級教育生均預算內事業費支出必須逐年有所增長(刨除物價因素后的實際增長);(3)各級教育生均公用經費必須逐年有所增長(刨除物價因素)。但事實上,從1996年開始,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據《1999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上述比例1986年為3.84%,1987年為3.49%,1988年為3.20%,1989年為3.16%,1990年為3.10%,1991年為3.05%,1992年為2.99%,1993年為2.76%,1994年為2.60,1995年為2.50%,1996年為2.47%,1997年為2.54%,1998年為2.55%,1999年為2.79%。表2則反映了1989～1998年期間財政性教育總支出增長速度低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從國際比較的角度而言,我國教育經費的投入遠遠落后于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在我國,一方面高等學校辦學條件嚴重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序幕已經拉開,并且有加快的趨勢。據上海教科院高教所陳國良先生測算,到2005年實現毛入學率15%,高校平均每年要擴招100萬人。按照政府現有對高中和高等教育階段的經費投入計算,每年經費缺口高達400億元。上述對高中和高等教育階段經費投入的計算,是按照2010年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為依據的。如果我國在2005年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按照現有的投入力度,教育經費的缺口會更大。誠然,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民辦高等教育會獲得較大的發展,政府的投入壓力會相對降低,高等教育的產業運作也會開辟多樣化的融資渠道。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代替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中,政府具有重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