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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對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主要取決于其收入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總體來說還比較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①,199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854.0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210.34元。近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均等程度已經很高。根據卡恩、李思勤的研究②,1995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分布。將城鄉一起計算,全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獲得了總收入的33.7%,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近18倍;農村收入最高的10%的人,獲得了農村總收入的33.9%,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近15倍;城鎮收入最高的10%的人,獲得了城鎮總收入的27.4%,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8倍。

利用上述1995年的收入分配研究結果,假定1999年的收入分配結構與1995年相同,并假定各地收入分配結構、戶均人數相同,按國家統計局在全國范圍的抽樣調查,農村戶均人數4.25人,城鎮戶均人數3.14人,以及各地區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統計資料,可以計算出1999年全國及各地區分農村、城鎮每個10等分組的戶均年收入如表2、表3。從這兩個表可以看到,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僅存在階層之間的巨大差異,城鄉、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很大。按全國平均數比較,城鎮戶均收入是農村的近2倍。經濟落后地區城鄉差距大于發達地區,如上海城鎮居民戶均收入是農村的1.5倍,貴州城鎮居民戶均收入是農村的2.7倍。地區之間的收入差異比城鄉之間的差異還大,上海城鎮居民的戶均收入是甘肅的2.4倍,農村戶均收入是甘肅的4倍,而上海城鎮居民的戶均收入是甘肅農民的6倍。由于居民支付能力主要由收入水平決定,居民間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導致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的巨大差異。

二、我國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估計

我們將農村貧困線上的人均收入作為農村居民的必要支出,以城鎮困難戶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作為城鎮居民的必要支出。按照《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規定,世紀末的農村貧困線為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純收入500元③,相當于1999年的952.5元。按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99年城鎮困難戶的人均消費支出為2328元。我們假定每戶有1人上大學,則除上大學的人以外,農村戶均人口為3.25人,城鎮戶均人口為2.14人,用戶均人數乘以人均必要支出,可以得出戶均必要支出。農村戶均必要支出為952.5×3.25=3096元,城鎮戶均必要支出為2328×2.14=4982元。我們假定扣除必要支出后的余額都可以用于支付高等教育,將各收入組的戶均收入減去戶均必要支出,就得到了各收入組居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如農村第5個10%等分組的全國戶均收入是6200元,該組居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為:6200-3096=3104元;城鎮第5個10%等分組的全國戶均收入是13970元,該組居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為:13970-4982=8988元。假定全國各地區居民必要支出相同,可以計算出1999年全國及各地區城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

我國居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支付能力較低。從全國平均數看,1999年80%的農村居民戶、40%的城鎮居民戶支付能力在8000元以下。按農村人口占69%計算,全國約有65%的家庭支付能力在8000元以下。第二,支付能力差異大。與收入分配差異相聯系,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在不同階層、地區、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如上海90%以上的城鎮家庭、70%以上的農村家庭支付能力在8000元以上;甘肅只有10%的農村家庭、40%的城鎮家庭支付能力在8000元以上。有不少學者在論證我國居民的教育支付能力時,以高達6萬億元的居民儲蓄存款作為依據。誠然,居民儲蓄存款可以支付教育支出,但居民儲蓄存款的分布比收入分配更不均等。據一項研究結果,城鎮金融資產的分布是:按家庭收入分組,收入的最高20%的家庭擁有48.5%,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只擁有7.1%,最低20%的家庭戶均金融資產為18871元;按資產擁有量分組,最高20%的家庭擁有55.4%,最低20%的家庭只擁有1.5%。最低20%的家庭戶均金融資產只有4298元④。農村居民的金融資產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農村低收入家庭幾乎沒有金融資產。所以對于相當一部分家庭來說,即使金融資產全部用于高等教育,其數額也是有限的,只能負擔部分高等教育支出,還有一部分家庭則沒有金融資產可以支付高等教育。

三、我國高校學費水平評價

我們缺少居民實際負擔高等教育直接成本和各高校學費的統計資料,只能從一些調查中獲取相關信息。根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項調查,1998年在北京就學的大學生,年平均支出是7300元,其中學費2000元,其他費用5300元⑤。筆者對江西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員會辦公室編制的《江西招生》上披露的各高校2000年學費資料作了統計,有112所學校公布了文科學費標準,179所學校公布了理科學費標準。這些學校遍及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既有全國重點大學,也有地區一級的專科學校。

平均學費文科為4152元,理科為4142元。假定2000年全國高校學生除學費以外的其他費用年平均為4000元,據此估算,全國范圍而言,2000年入學的大學生年支出在8000元以上。2000年全國農村人均收入增長2.1%,城鎮人均收入增長6.4%,假定人均必要支出不變,可以計算出2000年居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其結果與1999年差異不大。全國范圍考察,支付能力在8000元以下的農村居民仍占80%,城鎮居民占30%,城鄉合計占61%。也就是說,全國有61%的家庭其收入不能負擔現有的學費水平。經濟落后地區的結果更令人擔憂。假如各地區2000年居民收入增長都為平均水平,支出水平相同,則2000年全國有7個省、自治區90%的農村居民,13個省、自治區50%的城鎮居民負擔不起現有學費水平。可以說,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的學費水平已經超出了大多數居民的承受能力。我國公立高校的學費水平與其他國家比較也屬偏高。1994-1995學年,美國公立院校的學費占最低10%組家庭年收入的55%,占第5個10%組家庭年收入的14%;私立院校的學費分別占前述兩組家庭年收入的150%、39%。日本供養1名大學生的支出占中等家庭收入的15%左右。

澳大利亞規定,高等學校學費為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的10%左右。歐洲國家的高校有的不收學費,即使收學費也很低,如英國只收1000英鎊⑥。2000年,我國農村中等收入家庭(第5個10%等分組)的收入估計為6330元,城鎮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估計為14594元,學費按4100元計算,則學費占農村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65%,占城鎮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28%。我國高于上述國家的水平。衡量高等教育學費水平的另一指標,是學費占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1994-1995學年,美國高校學費占經常性成本的比例,公立為18%,私立為42%。學費占公立高校經常性成本的比例新加坡為20%,香港為18%,澳大利亞為20%,印度為18%,印度尼西亞為11%⑦。世界銀行在其一項研究中,考察了33個國家學費占公立高校經常性成本的比例,其中低于10%的有16個,10%-20%之間的有9個,20%-30%的有6個,30%-40%的有2個⑧。1999年我國公立高校生均經常性成本(事業費)為11854元,假定2000年增長5%,2000年的學費以4100元計算,學費占經常性成本的比例約為33%。

這一比例高于大多數國家的水平。學費水平的提高對貧困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會產生消極影響。雷斯利、布林科曼的研究結果是,學費上漲10%,有6.2%的中學畢業生會作出不上大學的決定⑨。陳曉宇的研究表明,在我國的大學中,學費水平的提高伴隨著來自低收入家庭學生比重的下降⑩。因此,在現有學費水平已經超出大多數家庭支付能力的情況下,不能再大幅度提高學費。否則,高等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將更加嚴重,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為減少貧困家庭子女的就學困難,政府應該負起責任,建立起規范穩定的貧困生資助制度,維護高等教育的公平。學費影響到廣大居民的利益,應該建立價格聽證制度,聽取各利益相關方的意見,以使公立高校的學費不致大大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以維護教育的公平和社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