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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認識高校定位的力爭“上位”問題

為了更好地討論高校分層定位和發展問題,這里有必要對“定位”一詞進行解讀。所謂定位,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從實然的角度,即高校定位是根據高校目前的實際情況確定其在高等教育分類系統中的某一個層次(類);另一種是從應然的角度,即高校定位相對于目前的地位而言是一個“上位”的概念,這種定位是著眼于未來的,是高校的一種目標追求,也就是說,高校目前在高等教育分類系統中的“位”與“定位”存在差距。從對高校分層定位的原義或目的來看,主要是前一種理解,也就是通過分層定位,高校各安其位、分層發展,而政府則加強分類指導。在這里,“發展”已不是一個層次上的發展,更多的是內涵意義上的發展。但實際上高校對定位的解讀似乎傾向于后一種理解,即把定位作為一種發展的目標。從這一意義上,顯然發展指的是層次上的發展,這便是下文要討論的高校定位的力爭“上位”問題。雖然人們普遍認為分層定位是必要的,但對許多高校來說,要各安其位卻是有其苦衷、甚至難以接受的。這里常常有兩種情形,即分層定位的不愿與不能。所謂不愿,主要是高校不愿意就于低位,更不愿各安其(低)位,而熱衷于力爭“上位”。

導致這一現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低層次意味著低水平。在許多人看來,一所高校的水平同其所處的層次是一致的,研究型高校自然是高水平的,而教學型高校或高職高專必然是低水平的,甚至是低質量的。這一認識又從高考招生的生源狀況里得到了某種印證。二是低層次意味著低配置。從我國高校現行資源配置模式來看,高校資源配置仍是政府為主(民辦高校除外)和政府主導的,因而政府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和對高校的評價標準直接影響著高校的資源配置。長期以來,政府對高校的評價基本上是“學術導向型”的,比如根據高校的重點學科(國家級、省部級等)、博士點和碩士點等方面的情況來對高校進行評價,并主要據此來決定對高校的投入。無疑,這一評價取向和資源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起著對高校發展的“指揮棒”作用,同時也引導或影響著社會評價取向,乃至社會資源流向。三是低層次意味著低聲望。這是以上兩“低”的必然結果,很難想象一所低水平和低資源配置的高校會在社會上享有高聲望。由此可見,由低定位帶來的無論是哪一“低”,對任何一所高校來說都是不愿接受的,這便必然導致一些高校在發展層次定位上“有條件要上(位),無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位)”,而所謂的“創造條件”,對有的高校來說,只能是走歪門邪道,甚至搞學術腐敗。近年來在博士點、碩士點和各級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等名目繁多的學術評審中出現的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種種學術腐敗問題,與長期以來高校的這種力爭“上位”不無關系。所謂不能,則表現為不能對高等教育進行適當的分層定位。

這里也有兩種情形:一是高校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及自身的發展傳統與發展環境不能正確認知與適當把握,以至自我定位不準。如教學型大學盲目向教學科研型大學看齊,師范大學一味向綜合性大學發展等等;二是涉及政府主管部門對高校的定位問題。在我國現行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下,政府主管部門的定位對于高校自身的定位,乃至高校發展往往是至關重要的。如“211工程”、“985工程”等實質上就是政府的定位工程,這一定位使有關高校獲得相應的政府資源的優勢配置和相應的社會聲譽,高校也根據這一“官方定位”來給自己定位,諸如“研究型大學”、“教學科研型大學”等等。由于政府定位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多少有點計劃經濟的色彩,而且,它所依據的更多的是高校的過去,即高校過去的成就和聲望等,這與定位著眼于未來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對那些雖然沒有輝煌的歷史但有發展潛質的高校,顯然在這種定位中就不會是獲益者。此外,政府的定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位方式,各種方式又相對獨立。并且,每種方式常常關注的是少部分高校,大部分高校是在政府定位的視野之外,這其中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要解決高校定位的“不愿”與“不能”問題,筆者以為可從以下幾方面來思考。首先,要解決誰來給高校定位的問題。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常常有三個定位者:一個是政府,政府給高校定位并據此配置資源和賦予一定的期待;另一個是高校自身,如在制定發展規劃時往往都要有一個發展定位;再一個是社會,如近年來炒得沸沸揚揚、且頗受爭議的“大學排行榜”,也對高校作了一個分層定位。

這三個高校定位者各有各的目的和功效,政府的定位是管理高等教育的一種方式,高校的自我定位是確立目標的一種規劃,社會的定位是關心高等教育的一種參與。實際上,這三個定位是可以共存的,它們按照既定的目的發揮各自的作用。對高校的定位,并不一定要搞“獨此一家、別無分號”。比如,政府的定位注重突出重點,并與政府資源配置相聯系,它對高校和社會的影響較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導著高校的定位和社會定位;社會的定位屬于第三者定位,它相對獨立,有其公正、合理的一面。但如果一味提倡社會進行高校定位,而完全否定政府定位,卻又失之偏頗,因為這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尤其是與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相悖。至于高校自身的定位,它既可以是高校的一種自我體認,也可以是一種目標追求,這對高校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現在的問題是這三個定位共存會不會造成某種混亂,以至導致高等教育的無序發展?這個擔心并不多余,這就有一個如何調節三個高校定位之間的關系問題。筆者認為這一關系的調節主要靠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主要體現在政府對高校的主導性定位上,而市場調節則是與高校的社會聲望相聯系的,即調節的依據主要是高校的社會聲望,無論是政府的定位、社會的定位,抑或高校自身的定位,高校的社會聲望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合理性依據。調節的結果更可能的是高校定位的趨同,但趨同并不等于完全一致或毫無差異,而是三者無內在矛盾和本質的沖突,趨同中的差異正是基于各自目的和功效的個性彰顯。顯然,這種趨同有利于建立有序、合理的高等教育分層定位和發展環境。其次,要解決如何為高校定位的問題。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如何確立高校定位的合理性依據。除了上述的社會聲望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即高校分層定位的科學性和本土化。所謂科學性,就是高校定位與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符合程度,也就是說高校定位是不是遵從了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所謂本土化,則指在確立高校的分類體系時要充分考慮本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一個沒有本土化的高校分類體系,很難談得上有多少科學性。因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1],各國高等教育體系相差很大,這也決定了適合某一個國家的分類體系,不一定適合另一個國家。適合美國的卡內基基金會的大學分類標準雖然很有影響和權威性,但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的大學分類。因此,如何建立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高等教育分層定位的高校分類體系是當務之急。再次,要解決高校分層定位后的一些機制問題。為使高校分層定位體系成為一個促進高校健康、有序發展的有效體系,真正達到分層定位的目的,建立和完善有關機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卡內基基金會大學分類標準中,美國3900多所高校根據培養目標、任務及發展傳統不同,分為若干層次。根據這一分類,高校在各自的層次上辦出特色、辦出高質量、辦出一流,并展開競爭,在競爭中謀求發展所需的辦學資源。但不同層次的高校間并不構成競爭關系,如社區學院不會與有博士授予權的研究型大學競爭,或是一味向研究型大學看齊。

在他們看來,各個層次的高校都有自己的一流,都有自己的高質量,都可以辦出自己的社會聲望。而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是市場化的。辦得有質量、享有良好社會聲望的高校,在資源配置中就處于優勢地位,獲得適應需要的資源配置,無論這種資源配置是來自政府(政府同樣可以運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或是非政府。這也是美國大學分類比較成功、卡內基基金會大學分類標準贏得聲譽和享有權威的重要因素。從比較借鑒的角度,當前我國高校分層定位和發展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資源配置問題。處于不同層次和類型的高校對資源的不同需求,決定了資源配置上的差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必須建立一種資源配置的競爭和市場機制,也就是說,高校在自己所處的層次上通過競爭,辦出高質量,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來獲得資源配置上的優勢地位。《2004-2020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所確定的五年一周期的對高校教學質量評估的制度,主要是從政府層面評估和認定高校辦學質量和水平的一個重要措施,它可以影響高校的資源配置和社會聲望,所以各高校都很重視。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評估制度并不是分層評估,而是用同一指標評估不同層次的高校,這其中存在的不公平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如何建立和完善與高校分層定位和發展相適應的、有利于對高校分類指導的高校評價機制尤為重要,這種評價機制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

二、如何認識高校定位的動態發展問題

如果說高校合理定位、各安其位是當前我國高校發展的一個重要戰略選擇,也是現代高等教育有序發展的重要表征,那么當前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高校的定位是不是固化的,抑或是動態發展的。關這一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二是高校發展的現實選擇。從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及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來考察,高定位的高校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形:一種是從低位起步,逐步自然發展成為高位的高校,如美國的威斯康辛大學,就是從一所不起眼的大學(曾被譏為“放牛娃大學”),通過走特色化發展道路,成為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學。另一種是高校一開始就確立了高位的辦學目標,并按照“高定位、高起點”的路子發展。如香港科技大學,雖然辦學歷史并不長(1991年正式招生),但發展迅速,在2004年英國《泰晤士報》世界大學200強中排名第42位,其理學院排名50,工學院排名20。特別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商學院在世界和亞洲一直都是名列前茅。這所大學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定位、高起點”的發展策略。所謂高定位,即香港科技大學是以美國中上等大學為標準來建設的,而高起點,則是首先從師資的高起點做起,也就是聘請一流人才,并且讓他們快樂(Recruitthebestpeopleandkeepthemhappy)。[2]從高校發展的現實選擇來看,毫無疑問,固化的定位是不可能使一些高校(主要是目前處于低位的學校)各安其位,尤其是當現行制度安排下的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方式仍然保持“高定位、高配置”這一常態,要使這些高校作出安于低配置(并由此帶來低社會聲望等)的選擇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因此,無論是從高等教育發展規律,還是從高校自身現實選擇的角度,高校定位應當是動態發展的。而且,保持高校定位一定的動態發展性有利于活化高校定位系統,避免僵化。在動態發展過程中,至少包括以下三種情況:一是高校自然地從低位向高位發展,也就是說這一動態發展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二是高校在政府的期待下由低位向高定位發展,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政府主導發展的過程;三是高校主動由低位向高定位發展,實際上這是一個自覺追求的過程。第一種情況涉及到低位現實與高位理想的問題,第二、三種情況則是高定位追求與目前低位現實之間的問題。不可否認,如果說過去一所高校所處的位置有其自然生成性,那么今天,由于高等教育成為“社會的中心”,尤其是政府對高等教育普遍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并“應當負有主要的責任”[3],從而決定了一所高校所處的位置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期待(定位)②及與之相應的高校定位。即使如此,給一所高校的“位”留有自然生成的空間仍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因為從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角度,如果說一所高校的定位(類型)主要取決于“遺傳”和“環境”,那么,政府角色只能是其中的環境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的遺傳和其他環境因素則常常是自然生成的。

三、如何認識高校總體定位下的內部關系問題

一所高校在分層定位以后就將在這一總體定位下發展,不論是各安其位的發展,還是高定位目標的追求,它發展得如何,同高校內部的各因素與定位的契合度有密切關系,也就是說在定位完成以后,高校仍然需要面對一些內部問題。這里主要討論三個問題:

一是高校的總體定位與內部的分層次定位問題。從整個高等教育系統而言,有一個多層面質量觀問題,對每一所高校來說,實際上也有一個多層面質量觀問題。具體而言,這涉及到一所高校的總體定位與內部的分層次定位問題。比如,一所高校的總體定位是研究型大學,并不意味著它的每一個院系、每一個學科專業都是研究型的,其中也有少數學科專業是教學科研型的,甚至教學型的。有的學科專業以培養學術精英型人才為主,有的學科專業則以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應用型人才為主。有了這樣一個基本的質量定位,高校各學科專業就可以設計適當的培養目標、人才規格來設置課程和組織教學,從而在各自的層面上保證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質量。應當說,現在一些高校某些專業出現的畢業生就業難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專業自身的定位不準確或不清晰,抑或是一味仿照學校總體定位來給自己定位,沒有考慮到本專業的特殊情況。

二是高校的總體定位同學科專業和人才培養目標與規格的一致性問題。比如高校的綜合性或研究型定位,一要體現在學科專業上,二要體現在人才培養目標與規格上。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對于前者,往往高校關注的比較多(如綜合性),高校注意考慮學科專業的門類齊全問題,或學科專業的覆蓋率,這也是一些向綜合性發展的高校對上新專業一直保持高熱情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研究型,高校則強調博(碩)士點、重點學科及名牌專業的建設。而對于后者,許多高校卻相對比較忽視,如研究型高校與教學科研型高校在人才培養目標與規格方面究竟有哪些差異?如何在課程上、教學設計上有所體現?還有綜合性高校與專業性高校在人才培養目標與規格上的不同主要在哪里?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人們關注較少。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來一些重點師范大學紛紛確立了向綜合性大學轉型的發展定位,而這種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非師范學科專業的發展。但從這些轉型或正在轉型的高校學生就業情況來看,非師范專業這一塊社會認同度比較低,出現學生就業難現象。原因之一,就是學校綜合性的發展定位與人才培養目標與規格沒有體現出應有的一致性,尤其是長期以來師范教育的傳統對非師范專業的影響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三是當前對高校的分層定位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分為四大層次:第一層次是研究型大學,第二層次是教學科研型大學,第三層次是教學型大學,第四層次是高職高專。雖然這四個層次能基本涵蓋我國高校的現狀,對其內涵的文義性詮釋也基本是清晰的,但可操作的指標卻有些模糊,甚至沒有比較一致的看法。比如,研究型大學或教學科研型大學,在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例、教學人員與專職科研人員的比例、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與學科發展的關系、重點學科及重點實驗室的數量及層次、科研項目及科研成果的情況,都沒有一個相對精確或可測度的指標。還有諸如綜合性、國際化等,也是在許多高校發展定位中經常涉及的,但什么樣的高校才是綜合性的,什么樣的高校才是國際化的,目前是見仁見智,難以達成共識。實際上,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并不多余,只有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高校定位才有了具體的實施目標,才能促使高校的辦學實踐與定位保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