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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簡思維之運用:中國古代文論例析

在古代認識論基礎上形成的易簡思維影響了我國古代諸多文史論著，尤其是經史著述。我國古代教育以經史教育為主體，決定了古代教育文獻的易簡特色。葛兆光教授認為:“很多知識、方法、理論，都要經過簡化才能大眾化，永久化，文化傳播歷來如此，這幾乎是個規律。”從經史論著來看，真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如《大學》《中庸》《論語》等都表現出簡約凝練的特點，反映出我國古代文論在易簡思維影響下形成的獨特性。

1．易簡思維影響古代文論的整體意識我國古代思想家的文論注重思想的整體性，雖然很多經典著述的邏輯并不十分嚴密，但是思想家們大都追求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他們注重用簡約的語言闡釋復雜的道理，并形成完整的體系。作為古代重要教育文獻的“四書”就是如此。《大學》首篇經文部分就提出了“三綱領八條目”的大學教育綱領和路徑，正是整體思維影響下表達方式簡易的表現。《中庸》首章就提出了“中和”的理念，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把它描述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箴言，成為儒家學派的“正法眼藏”，也表達出至道至簡的理念。《論語》中充分表達了這種理念。例如孔子評價學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進篇》)。簡單的一個字精確地概括出學生的特點，也反映出孔子的思維特點。問“仁”，問“孝”，莫不是用“愛人”“無違”“色難”等簡約的回答揭示出問題的關鍵。這些經典文論實現了言辭易簡與道理升華的完美結合。

2．易簡思維導致古代文論的多重意蘊文似看山不喜平。盡管我國古代文論大多不注重邏輯的推演，但是文章的文采和起承轉合是很多著者非常關注的問題。以古代重要的史學論著《史記》為例，在《李將軍列傳》中有一段李廣打獵的精彩記載:“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這一簡潔明快而又節奏緊湊的論述中，李廣見石以為虎的緊張心情充分表達出來，而且隨著語言節奏的舒緩，讀者的心情也舒緩起來。司馬遷并沒有因為長篇歷史敘事作品而浪費筆墨，接續和進一步影響了我國古代文論易簡的優良傳統。從“五經”的著述中也能看出表達的變易性。《易》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書》通乎爾雅，文意曉然;《詩》藻辭譎喻，溫柔在誦;《禮》章條纖曲，執而后顯;《春秋》辯理，一字見義。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勰認為:經書“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余味日新，后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經學作品典雅簡約卻意蘊深厚，為后世章句注疏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也使得不同的讀者結合自己的時代特點和人生閱歷作出獨特的解讀，這種不同的詮釋提供了經典重生的不同路徑，為經典歷久彌新提供了可能。

3．易簡思維形成古代文論的興觀群怨我國古代文論語言流暢，通俗易懂，其中一個重要的奧秘在于充分地利用了比喻論證的方法。通過類比思維，形成了語言的意境之美。王靖宇認為:“中國的一個基本哲學觀念是:真相只能暗示而不能直接表達。”比如《論語》中孔子說:“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用一種自然事物來比喻君子之德，后世逐漸衍生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未出土時便有節，及凌云處尚虛心”等自然物類比的詩句，通過自然事物的一些特點來“觀物取象”，因象知義，運用對比聯想來反映人世道理。這種比喻論證的表達方式給人親切生動的感覺，使得古代經典喜聞樂見，而無邏輯著作苦澀繁瑣之弊。孔子就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篇》)。這種“比興”的方法成為古代教育文論的重要表達方式。

二、弘揚易簡思維:轉變教育研究表達方式

簡潔明快的語言風格和寫作方式一直是我國古代經典文論的重要特點，適應了國人善于整體、綜合思考問題的思維習慣，創造了生動、簡約的古代文論體系。反觀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在教育學領域，隨著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轉變，學科分化進一步加劇，學科的理論色彩進一步加強，教育研究表達方式開始注重追求科學化、邏輯化，研究論文既復雜、抽象又繁瑣，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距離，所以，經常能聽到教育實踐工作者對教育理論苦澀繁雜的抱怨。基于尋求教育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立場，教育研究要結合國人特定的思維方式與閱讀習慣，吸收古代文論的優良傳統，建構適合國人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的教育理論表達方式，找尋教育研究表達的中國方式，適應教育領域閱讀者的習慣成為教育理論研究的重要使命。

1．教育研究表達方式的易簡是教育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手段正如伽達默爾所說:“語言和世界的關系絕不是單純符號和其所指稱或代表的事物的關系，而是摹本與原型的關系”。［6］11但是，有時語言表述時會存在先哲所指出的“真相難以用語言表達”的現實困境，要求語言表述采用特殊的方式，我國先哲簡約隱喻的表達方式值得借鑒與吸取。簡約的文字使得作品容易記憶誦詠，從而達到虛心涵詠的效果，使讀者能于日常言行中隨意引經據典，闡發己意。這一特點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古典闡釋路徑，造就了浩如煙海的經典詮釋著作，經典的常道在這種詮釋中實現了變通損益和與時俱進。當前我國教育研究存在的一個重要病癥就是教育理論界總是高高在上，并試圖建構一套事無巨細的理論體系來指導教育實踐，以顯示教育理論的科學化，但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隔膜反而更加凸顯，這也成為關注教育發展的研究者不得不直面的問題。教育理論建構應該指向我國廣闊、復雜的教育理論實踐，為當代中國教育問題提供改進的憑資。教育實踐的復雜也預示著不能提出包治百病的良方，而是要建構出有利于教育發展和個體成長的理論，給實踐者足夠的詮釋融通的空間。同時，如果教育理論研究試圖貼近生活，貼近實踐，也應該找尋教育實踐者能夠接受的表達方式來闡述教育理論。看似嚴密的邏輯化理論體系容易成為自說自話的理論推演，進而變成理論工作者的悲哀。從我國先哲秉持的“大道至簡”理念來看，越是經典的理論與觀點，越能夠通過簡潔明快的語言來表達，也越能給讀者以多元闡釋的空間。這為創建經典的教育理論提供了反思的視角，提醒我們不再去追逐盛世宏典式的套餐巨著，而是建構包容開放的簡約體系，撰寫中國特色的簡約之作。

2．教育研究表達方式的易簡是教育研究科學化的應有之義教育研究的科學化并不僅僅是為教育理論提供科學的依據，也意味著教育研究表達方式的科學化。作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教育理論的表達需要一種精確而富有哲理的表述。熊和平對教育研究科學性表達的困境提出了歸類:“接著說”的研究者由于追求教育學的學理邏輯，為了創新研究成果，常常在理論框架的狹小范圍內尋找突破口，致使表達話語嚴重脫離日常的教育經驗。……“照著說”的表達方式，將不可避免地喪失本土原味，弱化研究者對于母語的應用智慧與創新能力。［7］熊氏的論說提出了教育研究追求科學性可能存在的弊病。筆者認為從表達方式的角度來看，教育研究追求科學化與其所說的弊病并不矛盾。跳出過分注重邏輯化和西方化的窠臼，用符合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理論語言來表明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用新鮮的生僻詞匯和譜系化的文獻隔斷教育研究表達的靈性，正是教育研究表達科學化應走的道路。在教育理論論著的撰寫中，即使專門術語也要用一種簡約易懂的方式來呈現，而不是故弄玄虛，這本身就是教育研究科學化的表現。科學化意味著要用教育研究自身的邏輯說話，追求用“辭簡而旨遠”的語言來表述研究內容，形成內容凝練、思想厚重的作品是科學化的應有之義。因此，只有在充分尊重國人思維和傳統的基礎上，吸收異域經驗，發揮教育智慧，教育學的經典論著才能呈現。

作者：任煒華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