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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的下半年由于限娛令的出臺，電視市場在品種樣式上必然進行一波較大的調整，可能有的觀眾在為歐弟離去、娛樂縮水等等唏噓不已，但是從整個意識形態環境以及產業發展前景來說，此次調整確不失為一次更為有意義的行動。此次行動使我們看到雖是在商業滲透已久的中國電視市場，廣電總局的指揮棒仍是一條如意棒，可長可短，一切盡在掌握中，為中國電視的健康發展把關。

在媒體追捧娛樂化過程中,公眾也在拷問著媒體的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甚至有人指責媒體正是娛樂低俗跟風的罪魁禍首。媒體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的缺失確實是商業時代媒體的痼疾,但簡單歸責于媒體對于防止此類的發生沒有太大意義。筆者認為,怎樣能使媒體自身獲得一種自然而又良性的發展，而非人為在電視產業發展的局部動刀。“限娛令”的出臺從另一側面恰恰揭示了我國媒介素養教育的嚴重缺位,面向傳者和受眾的媒介素養教育亟待重視。

所謂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所用的能力”。媒介素養教育,就是指導受教育者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教育,通過這種教育,培養他們健康的媒介批評能力,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我,參與社會發展。媒介素養教育起源于上世紀30年代的英國和丹麥。英國學者ER·利維斯和他的學生丹尼斯·桑普森認為,新興的大眾傳媒在商業動機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銷一種“低水平的滿足”,這種低水平的滿足將誤導社會成員的精神追求,尤其會對青少年的成長產生各種負面的影響。因此,教育界應以系統化的課程或訓練,培養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識,使其能夠辨別和抵御大眾傳媒的不良影響。

一般認為,媒介素養教育的對象是全社會公民,其中包括傳播者和受眾兩個方面。對受眾的媒介素養教育主要包括三個層次:一是要使受眾了解不同媒介形式的特征和信息制作過程,能夠自覺掌握個人接觸媒介的量和度,清醒地認識媒介帶來的“快感”和“滿足”;二是要讓受眾批判性地解讀媒介信息,諸如媒介對現實的再現、媒介的商業性與價值觀;三是能夠有效地使用媒介,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己。而對媒介傳播者而言,不僅要重視以上三方面的教育,更需強調媒體職業精神、媒體職業道德教育。

媒體職業精神和媒體職業道德是媒體從業人員媒介素養的核心,也是其區別于一般受眾媒介素養的特殊構成。所謂“媒體職業精神”,是指媒體從業人員在工作中必須具有的理想、信念、精神境界和職業品格。它包括對媒體傳媒職業責任和職業使命的認識與理解,也包括對媒體工作者職業觀念、職業態度、職業情感、職業作風的認識與理解。媒體職業道德是以媒體職業責任為核心的一個綜合價值體系,是媒體傳媒及其從業者在媒體傳播活動中應當遵循的行為和道德規范。因此可以說,媒體從業者在其職業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關于媒體傳播的一系列職業觀念、職業態度、職業情感、職業作風等道德現象,正是媒體職業精神的一種外在表現。可見,媒體職業精神和媒體職業道德具有共同的精神內核,而這個精神內核就是對社會負責而非對個人或小團體負責的職業態度。

媒體人浮躁膚淺，疏于學習；媒體內容粗制濫造，缺乏創新；媒體機制以收視率為導向。結果是電視媒體無所適從、無所作為，將社會責任拋到一邊。現在的電視臺，從制片人到一般編導普遍急功近利、目光短淺，面對完成節目的壓力和頻繁改版，疲于奔命應付任務，再也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學習對節目長遠發展有所裨益的知識。當電視人沒有經驗積累和思想沉淀，制作的節目必然是粗疏低俗。這也就進一步導致了媒體內容的粗制濫造，缺乏創新。現在大多數電視臺的節目，尤其是綜藝節目盲目克隆，胡亂跟風，哪家電視臺的節目火熱，就亦步亦趨地復制。當克隆成為了習慣，抄襲成為了風尚，電視臺的版面基本上一年小推翻，三年全顛覆。隨著越來越多的電視臺定位錯亂，播出內容大同小異的節目，電視界必然出現惡性競爭，“三俗”就在所難免了。

媒體職業精神和媒體職業道德的培養歸根到底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任重而道遠。因此,要提高傳播者的媒介素養,需要全社會的重視和支持。有關部門應在穩步推進媒體單位各項改革的同時,強調社會效益優先原則,強化媒體的社會責任意識,重視對從業人員的媒介素養教育,建立有效的媒介批評監督、反饋機制,共同推動媒體職業精神和媒體職業道德規范的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