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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推行包括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政策在內的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在規模擴大和單位成本增加所造成的財政壓力面前,原來完全免費的高等教育系統使得政府財政不堪重負,而在經費來源渠道單一的情況下,財政撥款的不足又致使絕大多數高等學校面臨經費嚴重短缺的窘境,從而限制了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質量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高等教育界開始了多渠道籌措經費的努力,其中實行成本負擔和成本補償制度成為一個主要的努力方向。自1985年前后,一些高等學校已經開始了向部分學生收取學費的嘗試。1989年,教育主管部門從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應該實行成本分擔和成本補償制度。進入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成本補償的改革速度逐漸加快,收費政策的普及范圍逐年擴大,高校收費水平也不斷提高。1997年全國范圍內高等學校普遍“并軌”,我國高等教育全面實行收費制度。隨著大學學費水平的不斷提高,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問題也日益受到各界的關注。人們擔心越來越高的學費將使低收入家庭無法負擔,因而使其子女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種現象導致的結果將是知識、信息、能力以及社會財富更加向高收入者集中,從而導致社會公平狀況的惡化。高等教育機會均等本身所具有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使其成為制定教育政策和評價教育活動的效果時所必須考慮的因素。在我國高等學校學費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成本補償政策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是關心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政策社會后果者集中關注的問題之一。由于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在居民支付高等學校學費的能力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學費水平的提高是否會使得更多的貧困家庭的子女因負擔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困難而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或者被拒之于高等學校大門之外?

二、文獻綜述

根據經濟學的理論,如果高等教育不具備必需品的特性,則高等學校學費水平的提高將導致居民對其需求的下降。而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對高等教育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受高等教育價格變化的影響也不同,在學費水平提高時低收入家庭有效需求的下降幅度最大。導致的結果可能是在高等學校的在校生中,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所占的比重增大,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重減少,使高等教育機會呈現出向高收入家庭傾斜的趨勢。按照Berne和Stiefel對機會均等的定義,即客體與非合理因素之間不存在關聯①,這種教育機會分布受家庭收入水平影響的現象就是一種機會不均等。但是實證研究的結果并不都支持這一理論框架。在有限的關于發展中國家教育機會均等的研究中,Chutikul的研究發現,在泰國,高等學校學費水平的變化對于已經進入高等教育系統的學生的需求影響很小,也就是說,泰國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愿意并且有能力支付更多的學費,學費的提高并不是人們進行高等教育決策時考慮的主要因素②。對秘魯中等教育付費意愿的研究發現,1.從總體來看,教育需求對價格缺乏彈性;2.低收入家庭對教育價格的變化更敏感,收入最低的25%的人口教育需求的價格敏感程度大約是收入最高的25%人口的3倍;3.教育價格高時,居民的教育需求彈性增大③。智利自80年代以來也開始推行成本補償制度,但是研究發現,從先前的完全免費到征收占教學成本60%的學費,高等學校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主要是因為80%的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能夠得到獎學金或貸款④。關于中國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對教育機會分布的影響,陳曉宇曾利用某高等學校在校生的抽樣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該校存在教育機會向中高收入家庭傾斜的趨勢。但是由于樣本和資料的限制,所得結論的適用范圍較窄。⑤近幾年我國高等學校學費水平出于快速提高之中,這一情況客觀上為研究學費水平變化與高等教育機會分布之間的關系創造了條件。本文將利用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組織進行的一項對分布于我國四城市的包括綜合院校、師范院校、理工科院校在內的14所高等學校在校生的抽樣調查數據(在校生樣本量13511),考察近幾年高等教育機會分布和學費水平的變化情況,進而分析成本補償政策的推行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是否存在影響,以期有助于研究和解決教育機會均等問題。

三、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程度變化的度量

在經濟學中有多種度量均等程度的方法,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是常用的反映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一種方法。洛倫茨曲線表示的是按收入水平排序的人口所累計占有的收入占社會收入的總比重⑥。這里我們可以借用經濟學的這一方法來衡量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性。類似地,定義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洛倫茨曲線。其x軸為按水平排序的社會人口的百分比,y軸為以在校生比重表示的占有高等教育機會的百分比,F(x)為最低收入一定比重的人口占有高等教育機會的比重。定義衡量機會均等的指標高等教育機會基尼系數e=1-2∫10F(x)。當來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在高等學校在校生中的比重與社會上該收入水平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完全一致時,e=0,表示高等教育機會在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之間分配絕對均衡。相反地,設想在校生全部來自最高收入的家庭時,e=1,表示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絕對偏向于高收入家庭,顯示出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絕對不均等。應當指出的是,此處定義的高等教育機會基尼系數與社會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數相比具有特殊之處。在經濟學中的社會收入分布的洛倫茨曲線中,橫軸是按收入排列的人口百分比,而縱軸是累計社會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百分比。由于分類的x軸和y軸之間通過“收入”這一因素直接關聯,洛倫茨曲線是凸函數曲線,其基尼系數處于0和1之間的閉區間之內。而在高等教育機會洛倫茨曲線中由于x軸的排列與y軸的指標沒有直接關聯,因此其洛倫茨曲線不一定是凸函數曲線,其基尼系數有可能小于0,處于-1和1之間的閉區間之內。基尼系數越小,說明高等教育機會的分布越傾向于低收入家庭,相反基尼系數越大,說明高等教育機會的分布越傾向于高收入家庭。

同時這一反映高等教育機會分布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在實際計算中也存在困難。因為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體系里,城鎮和農村居民收支數據的取得和處理分別是通過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進行的,城鎮和農村人口的收入數據不完全可比,因此也就沒有一個能夠代表全國整體的分組數據。而高等學校學生來源既有城鎮也有農村,如果利用城鎮人口收入等級劃分的話,計算出的基尼系數將會相當小,反之如果利用農村人口收入等級劃分的話,得到的基尼系數就會很大。利用這個數據來評價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均等程度顯然會有誤導的效果。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被考察的樣本不包含于用于分類的總體。為了消除樣本不同給基尼系數大小帶來的影響,可以把所考察的總體本身當作分類的總體,定義一個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相對基尼系數。其洛倫茨曲線的x軸為按家庭收入水平排序的在校生的百分比,y軸為以在校生比重表示的占有高等教育機會的百分比,F(x)為最低收入一定比重的人口占有高等教育機會的比重。這一相對基尼系數排除了樣本不同給基尼系數數值大小帶來的影響,能夠直接反映樣本總體的各子集之間公平性程度的比較。樣本總體的基尼系數為0,如果某一子集的基尼系數大于0,則說明該子集在高等教育機會分布方面比樣本總體更傾向于高收入家庭,相反如果某一子集的基尼系數小于0,則說明該子集在高等教育機會分布方面比樣本總體更傾向于低收入家庭。子集的基尼系數越大說明該子集中機會分布越傾向于高收入家庭,基尼系數越小說明該子集中機會分布越傾向于低收入家庭。

按照學生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多少,按小于等于500元、小于等于1000元、小于等于1500元、小于等于2000元、小于等于3000元、小于等于4000元、小于等于5000元、小于等于6000元、小于等于7000元、小于等于8000元、小于等于9000元、小于等于10000元及大于10000元分為13個組,表1是樣本各年級及樣本總體來自不同收入組別的學生所占的比重。分析以上對相對基尼系數的計算結果,發現最早入學的四年級的相對基尼系數最小,為-0.0457,最晚入學的一年級的最大,為0.0284,說明與樣本總體相比,較早入學者中的高等教育機會比較傾向于低收入家庭子女,而最晚入學者中高等教育機會分布最傾向于高收入家庭子女。四個年級隨入學年份的推移呈現出了相對基尼系數逐年增大的趨勢。雖然現有資料尚不能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均等程度做出度量,但可以顯示出近幾年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變化趨勢。對抽樣數據的這一分析結果顯示,人們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關注或擔憂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該結果表明至少從樣本所能代表的范圍內看,近年來入學的學生中來自較低收入家庭者所占的比重逐漸降低,來自較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的趨勢。高等教育機會分布越來越傾向于高收入家庭,或者說越來越不傾向于低收入家庭,存在著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程度逐漸降低的現象。

四、影響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因素

近年來高等學校學費水平的提高自然成為分析造成該結果的原因時首先需要考察的因素。因為根據經濟學的理論,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有效需求受商品價格變化的影響不同,在價格水平偏低的時候,低收入家庭的有效需求受價格變動影響更敏感。表2是分年級在校生個人支出的情況。在該樣本中,學費和住宿費處于快速的增長之中,清晰地反映出近幾年高等教育成本補償政策的深入推行。表2顯示平均收取的學費和住宿費水平從當時四年級在校生的平均1194元逐年上漲至一年級在校生的平均2695元。對于一年級學生來說,交納的學費和住宿費已經超過伙食費而成為學生個人及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的負擔項目。主要受學費上漲的影響,學生在校的年總支出也從四年級的平均5312元增加至一年級的6590元。對于那些低收入家庭,這一負擔就可能成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障礙之一。結果就可能造成低收入家庭在進行高等教育決策時選擇收費更低的學校或選擇不接受高等教育。

為了更好地分析學費水平變化對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影響,將樣本中三所師范院校的在校生樣本提取出來進行個人支出分析和相對基尼系數的計算。師范院校在成本補償制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般來說師范院校收取的學費水平較低,并享受專有的師范類學生補貼,而且一些學生還享受減免學雜費的待遇。表3是師范院校分年級在校生個人支出的情況。從表3可以看出,近年來師范院校在校生的平均學費水平也存在著隨入學時間推移而提高的現象。這里四年級的平均學費和住宿費為757.8元,而一年級學生的平均學費、住宿費則為1989.9元。與樣本總體相同,受學費變化的影響,師范院校在校生的總支出也呈現增長的趨勢。但是與表2的總體數據相比,師范院校各年級學生的平均年總支出顯著低于樣本總體,例如總體的一年級平均年總支出為6590.3元,而師范院校一年級學生的平均年總支出為5540.8,比總體水平低了1000元以上。分析其組成發現,師范生總支出水平低是由平均伙食費支出與學費和住宿費兩個方面都明顯低于樣本總體,特別是在學費和住宿費方面,一至四年級師范生的支出比樣本總體分別低705.8元、513.3元、341.2元和436.3元。師范院校收費和總支出較低的特點是否對教育機會的分布產生了影響呢?計算師范院校的機會分布相對基尼系數可以幫助回答這一問題。同樣按照學生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多少,按小于等于500元、小于等于1000元、小于等于1500元、小于等元2000元、小于等于3000元、小于等于4000元、小于等于5000元、小于等于6000元、小于等于7000元、小于等于8000元、小于等于9000元、小于等于10000元及大于10000元將師范院校在校生的樣本分為13個組,是樣本各年級及樣本總體來自不同收入組別的學生所占的比重。根據表4的計算結果,師范樣本一至四年級的相對基尼系數分別為-0.01748、-0.01747、0.0017和0.1203。在師范院校在校生樣本中從四年級到一年級,相對基尼系數依次減小,也就是說隨著入學時間的推移,師范院校的高等教育機會呈現出向低收入家庭傾斜的趨勢,或者說,在樣本所涉及的范圍內,師范院校學生中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重逐年增加。

這一結果從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在我國,學費以及其他個人支出是受教育者個人或家庭在做高等教育決策時考慮的因素之一。由于師范院校的預期個人成本低于其他類型的院校,在其他院校的學費和個人總成本水平快速上漲的時候,低收入家庭則更多地選擇收費和個人總支出水平相對較低的師范院校。在發達國家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雖然學費的提高對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積極性的影響并不大,但絕大多數的研究結果表明高等學校收取的學費水平與入學率之間確實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即學費水平提高會導致居民對高等教育需求的下降,從而導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的減少⑦。在中國,高等教育還處于精英教育階段,毛入學率還比較低。一般認為居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量遠遠超出了教育機構所能夠提供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一定限度內的學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改變這種供不應求的局面,因此從高等學校在校生總數上看不出學費水平提高的影響。但是,上述關于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相對基尼系數的分析表明,從在校生家庭背景的構成看,伴隨著學費水平的提高所出現的是較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在校生的比重逐年上升,較低收入家庭子女占在校生的比重逐年下降。可以說明從總體上看貧困家庭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受大學學費水平提高的影響已經顯露出來。關于師范院校教育機會分布相對基尼系數的分析又說明,即使師范院校的學費和總體支出水平也在逐年上漲,但遠低于普通院校的學費和支出水平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也就是說,由于高等學校學費水平的提高,低收入家庭更多地選擇不接受高等教育或選擇收費較低的院校就讀。社會整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趨向有可能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另一原因。

統計數據顯示,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明顯擴大,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反映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居民個人收入基尼系數都呈現出提高的趨勢。在改革開放以前的1967年,我國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5,這個指標在全世界幾乎是最低的。這說明當時我國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盛行。而到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迅速拉開。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1986年為0.19,1990年為0.23,1994年為0.37。我國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1982年為0.22,1986年為0.3,1988年為0.34,1994年為0.144⑧。并且隨著社會分配制度的改革,基尼系數的進一步擴大是必然的趨勢。而且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增長緩慢,部分家庭甚至有所下降⑨。說明了近幾年在中國,貧富差距在逐步擴大,貧困家庭的相對貧困程度有所提高。其貧困程度的變化影響到其對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或有效需求,導致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困難加大。但是,根據對高等教育私人需求的分析結果,在當前的收費水平下,即使在低收入家庭中也存在較高的對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10因此,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提高和社會收入差距拉大這兩種因素對居民個人高等教育決策的直接影響可能都不能完全解釋高等教育機會分布公平性的變化。這兩種因素,與其他諸如城鄉收入差別和初等、中等教育條件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高等教育事先選擇差別的擴大,可能是引起高等教育機會公平性變化的更重要的原因。

對我國初等和中等教育城鄉差別的研究顯示,在初等、中等教育的辦學條件和教育質量方面,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而且改革開放以后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的城鄉差別比70年代顯著擴大11。城鄉之間初等和中等教育條件的差異導致了適齡人口參加高等教育入學競爭的機會之間的差異,貧困人口或來自貧困地區的學生這種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不利。另外,高等學校收費水平的提高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特別是貧困人口貧困程度的相對提高很可能會導致低收入家庭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積極性下降,從而擴大了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貧富差距。

五、結論及其政策性含義

利用抽樣調查數據對高等教育機會分布的分析顯示了在高等學校學費不斷提高的今天,人們關于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憂慮并非是沒有根據的。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出現了高等教育機會分布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與學費水平的逐年提高相伴隨的是高等學校學生總體中來自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比重的下降,高等教育的機會呈現出越來越不傾向于貧困家庭的傾向。而在學費水平較低的師范院校則相反,出現了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重上升的現象。學費水平的提高是首先應當考慮的原因,學費水平的提高可能會使得貧困家庭在做高等教育決策時更多地選擇不接受高等教育或選擇學費較低的院校就讀;而近年來社會差距(包括收入分配差距、教育條件差距等)的拉大以及這兩方面對不同家庭各級教育決策的影響無疑也是造成高等教育機會分布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將師范院校教育機會分布的分析結果與樣本總體的分析結果進行對比的結果可以表明,學費以及其他個人支出是影響受教育者個人或家庭高等教育決策的因素之一。因此,采取措施降低高等教育對于低收入家庭的預期個人成本,是扭轉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狀況惡化的有效途徑。學生資助可以降低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縮小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在高等教育有效需求方面的差距,從而確保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