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投資低貢獻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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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
(一)靜態指標衡量
1•教育投資貢獻率(或貢獻份額)。指由教育投資引起的收益增加值(ΔRE)與全部GDP增加值(ΔGDP)的比率,也稱為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用公式可表示為:教育投資貢獻率(或貢獻份額)=CRE=ΔRE/ΔGDP(1)式中,ΔRE可以進一步表示為能反映各級教育投資收益平均水平的綜合教育投資收益率(e′)與一定時期的教育投資增加額(ΔE)的乘積,即ΔRE=e′•ΔE,其中:e′=∑ri•wi∑wi(2)式中,ri表示一定時期初、中、高等三級教育的教育投資收益率,wi表示三級教育投資占總教育投資的比重。根據公式(1)與公式(2)以及和的有關數據,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我國1978~1998年間教育投資的綜合收益率以及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計算如下:e′=21.99%×34•29%+10.92%×29.95%+5.05%×17.92%34.29%+29.95%+17.92%=14.26%(3)CRE=e′×ΔEΔGDP=14.26%×(1726.3-75.05)(78345.2-3624.1)=31.51%(4)公式(4)顯示,我國1978~1998年間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體為31•51%,這與舒爾茨對美國1929~1957年間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估算結果(33%)相差不多。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粗略估算結果可能比實際水平偏高,因為:(1)這里運用的教育投資收益率是社會收益率,計算時沒有包括個人教育成本,另外,所考慮的社會成本也只是指社會直接成本,而沒有包括社會間接成本(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所以顯然會使收益率計算偏高,進而使教育貢獻率計算偏高;(2)這里的綜合教育投資收益率是運用近年的數據計算所得,而不同時期的收益率水平一定有較大的差別,當該比率與其他不同時期數據匹配時,將會使計算結果高于實際貢獻率。
2•教育投資貢獻度(或貢獻水平)。指由教育投資引起的收益的平均增長率(r*e)與GDP的平均增長率(g*)的比率,也稱為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用公式可表示為:教育投資貢獻度(或貢獻水平)Cre=r*e/g*(5)式中,r*e可以進一步表示為綜合教育投資收益率(e′)乘以一定時期的教育投資的平均增長率(e*),即r*e=e′×e*。根據公式5、和的有關數據及公式(4)的計算結果,我們可以大體計算出我國1978~1998年間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計算如下:Cre=e′×e*g=14.26%×1726.3-75.0575.0578345.2-3624.13624.1=0.152(6)式(6)顯示,我國1978~1998年間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體為0•152或15•2%,與我國學者史清琪等人利用類似的方法估算的我國1982~1987年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度(12•7%)大體相近①。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比較低。
(二)簡單的動態模型
1•相關系數的計算。首先根據所列示的有關數據,利用Eviews軟件提供的方法計算我國教育投資E與GDP之間的線性相關系數,計算結果為:rE~GDP=0•9953。當顯著性水平a=0•05,自由度(n-2)=21時,查相關系數表可知,r0•05=0•413,可見rE~GDP>r0•05。所以變量E與GDP之間呈現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參看所示的教育投資與GDP的關系)。
2•動態回歸模型。索洛是第一個運用生產函數方式對經濟增長源泉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我國也有學者借鑒或擴展其方法研究了我國教育投入,特別是高等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通過擴展索洛生產函數,將勞動投入因素進一步分解為勞動力、勞動時間和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即教育投入)及其他因素,并利用我國1981~1996年16年間的相關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如下回歸模型②:y=0.065225649+0.142569965k-0.162196469w+0.041699771e(4.9088)(3.935465)(-0.97806)(0.945755)R2=0.702368621F=9.439443N=16(7)式(7)中,y表示經濟增長率,k表示資本增長率,w表示勞動力增長率,e表示教育投入增長率。在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情況下,查表知,F=9•439443>F0•05(3,12)=3•49,表明樣本的R2是顯著的,上述三元回歸模型有效。上述模型表明:目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的各因素中,資本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最大(0•1426),同時也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外延式方式;勞動力的偏產出彈性系數為負值(-0•1622),說明我國勞動力不僅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反而由于其過剩而成為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我國教育投入的偏產出彈性系數為0•0417,一方面說明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發揮著正向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偏低,尤其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偏產出彈性系數更低(0•0084),基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偏產出彈性系數為0•0333。由此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高等教育投資效益亟待提高,因為它是導致我國高級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低貢獻水平的首要因素。在此,我們將用以下系列模型來定量分析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1)選取變量,并進行參數設定:本文選取1978~2000年的年度數據,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社會總產出,用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E代表教育投資,用FA表示固定資產投資,用定基(1978年為100)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代表物價指數水平PP(樣本數據見)。根據建模需要,重新定義三個時間序列變量:PGDPt=GDPt/PPt,PEt=Et/PPt,PFAt=FAt/PPt,分別表示排除物價變動因素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序列、實際教育投資序列、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序列。
(2)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為避免偽回歸問題,首先運用迪基—富勒提出的DF或ADF單位根檢驗法進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上述變量的原水平序列的ADF值均大于Mackinnon臨界值,說明上述原變量均為非平穩性隨機變量,而顯示上述變量的一階差分項的ADF值小于Mackinnon臨界值,說明上述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變量,故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3)協整回歸:利用上述檢驗結果,我們將模型設定為線性、雙對數形式,以所列示的我國1978~2000年的歷史數據作為樣本區間,并利用Eviews軟件提供的一階自回歸項AR(1)或者一階移動平均項MA(1)來克服自相關,建立如下協整回歸模型:LnPGDP=3.0009+0.6703LnPE+0.3034LnPFA+0.6174MA(1)(0.2050)(0.1462)(0.0969)(0.2040)(14.6372)(4.5840)(3.1311)(3.0259)(8)R2=0•9958-R2=0.9951SE=0.0380DW=1.5320F=1277.454N=21
(4)協整檢驗:根據協整理論并運用恩格爾—格蘭杰提出的EG或AEG協整檢驗法進行協整檢驗。對模型的殘差序列et進行平穩性檢驗就是對上述三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形式為(0,0,0),ADF=-3•5429,顯著性水平為5%的Mackinnon,臨界值為-1•9962,所以殘差序列平穩,所建模型的相應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5)模型結論分析:總體統計結果顯示:方程及變量的顯著性檢驗基本上都通過,回歸誤差較小,方程的擬合優度很高,總體顯著性水平較好。另外,對模型進行1至4階拉格朗日乘數LM(1)~LM(4)檢驗知,模型殘差項不存在高階自相關:ARCH(1)~ARCH(3)檢驗表明模型殘差不存在異方差。從回歸模型可知,教育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各增加1%,會分別引起GDP增加0•67%和0•30%,這一模型反映了教育投資對GDP的貢獻水平和貢獻能力。
可見,與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相比,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更高,約為固定資產貢獻能力的3•3倍。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的這一比例還要偏低一些。因此,我們應當全力挖掘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的潛力,不斷提高其貢獻水平,以更快地促進經濟增長。
1•教育投資總量和相對量偏低。教育投資量包括投資總量和相對量,前者可以用一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或公共教育支出總量來表明,后者可以用人均教育經費或公共教育經費占GNP(GDP)的比重等來衡量。一般來說,用相對量更有意義。19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陳良教授等人曾選取了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38個國家1961~1979年19年的統計數據,用回歸分析的方法,建立了經濟計量模型,計算出相同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政府教育投資的國際平均水平。據統計,我國人均GNP在1997為860美元③(2001年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890美元),按照以上規律,我國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應當在4%左右。然而我國的現狀如何呢?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公共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其中美國、日本等高收入國家一般都從戰后的2%~3%提高到5%~8%,而這也正是這些國家在戰后迅猛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來說,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教育投資占GNP的比重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上升,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則會呈現出穩定或緩慢增長的態勢。例如:作為低收入國家的印度(從1980年的2•8%逐步上升到1999年的4•1%)、作為中低收入國家的俄羅斯(從1980年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4%)、作為中高收入國家的巴西(從198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4•7%),以及作為高收入國家的美國(從1980年的6•7%下降到1999年的5•8%)、日本(從1980年的5•8%下降到2000年的3•5%)均符合這一規律。而我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NP的比重不僅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為5•5%)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為4•5%),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為5•2%),甚至還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為5•5%);另外,作為一個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其教育經費占GNP的比例水平長期徘徊在2•0%~3•0%之間,這顯然是不符合一般規律的,是應該引起我們警醒的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呼吁世界各國到2000年應實現6%的目標;早在1993年,我國政府就已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其第18條是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紀末達到4%。”但是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距離這個目標還是有較大的差距。另外,我國人均教育經費雖然已經從1978年的7•85元提高到2000年的172•55元,但是與發達國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比較低,且其增長率忽高忽低,甚至呈下降的態勢。這些都說明,與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甚至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我國教育投資總量和相對量都比較低,這嚴重影響著我國各級各類學校的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教學儀器設備達標學校的比率以及圖書配備達標學校的比率等指標的提高,進而影響著教育投資的效益,也最終影響著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教育投資結構不合理。教育投資結構決定著教育的結構,而教育的結構又會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合理規劃教育經費的支出結構,對于提高教育投資的使用效益、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具有重要意義。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支出結構主要可以分為按照教育級別劃分的三級教育經費支出結構、按照經費使用性質劃分的教育經費支出結構以及按照教育經費的區域分布差異劃分的教育經費支出地區結構。所示的2001年我國教育經費支出結構中,(1)如果按照教育級別劃分,教育經費總額分配最多的是中學,其余依次為小學、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但是我國小學在校學生是高等學校學生的17•44倍,是中學的1•41倍④,而小學教育經費總數只是高等學校的1•02倍,是中學的0•92倍,比例明顯不合理;另外,我國大、中、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結構不合理,小學生均教育經費只是大學生均教育經費的5•4%,是中學的46•9%,即我國小、中、大學生生均教育經費比為11•9416•84⑤,也就是說一名大學生的費用相當于一名小學生費用的16•84倍,一名中學生的費用相當于一名小學生費用的1•94倍;而由可見,三級生均教育經費結構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2•73•0(見表6),可見,我國教育經費支出明顯偏重于大學教育,而中、小學生生均教育經費比例明顯偏低,這與我國當前確立的以“兩基”作為“重中之重”的“低重心”教育發展戰略不相符合。(2)如果從教育經費的使用性質來看,則經費分配偏重于教育事業費支出,教育基本建設費的比例偏低,前者約為后者的8•5倍。(3)而如果從地區分布上來看,則教育經費在東、中、西部的分配比例為
3•181•501,即東部地區的教育經費支出相當于西部地區的3倍多,相當于中部地區的2倍,從東到西呈現梯形遞減分布,并且由于地方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增長速度也呈現東部大于中西部的現象,所以這種梯度差距還將不斷拉大。
上述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
第一,我國很長時間內忽視對小學教育的投資,長期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格局,教育投資比例的不合理造成了我國基礎教育相對落后,并直接導致了各級教育生均教育經費分配不合理的現象;與小學和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生均經費相對偏高;另外,中國人口年齡構成輕型化,需要接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在投資比例維持不變而教育經費額度有限的條件下,必然會導致初等教育生均經費的低下。
第二,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發展資金較為緊張,用于教育的經費數額有限,主要的資金用來支付教職工工資及日常費用的開支,所以,長時期內對教育基礎建設的投資比例偏低,致使許多學校的教學設施陳舊、教學設備和用具等落后甚至短缺。尤其是許多村鎮小學,雖然經過近幾年的學校危房改造工程,危房比率已經大大降低,但是許多貧困地區還缺少中小學校舍,相當多的地方特別是一些偏遠農村的中小學,辦學條件還遠遠沒有達到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的最低要求,全國各類學校目前還有危房2000萬平方米;大多數高校的辦學條件雖然有了較大的改善,但是教學、科研設備仍然比較落后,許多高校的供電、供水、供暖、供氣設施嚴重老化,基礎實驗室和通訊設備十分陳舊等。另外,我國學校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緩慢,許多學校存在著大量冗員,尤其是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務人員的超編現象較為嚴重,教育事業費開支過大,這也是致使教育經費使用結構偏向于教育事業費支出的一個原因。
第三,我國教育經費的來源渠道還未徹底理順,教育投資管理體制還不健全,勢必會影響教育經費支出結構的合理性,進而影響教育經費的支出效益。所以必須加快教育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從而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投資總額不足的問題。例如,基于我國目前急需大力普及義務教育和成人初等教育的現實,有限的教育經費應當首先向基礎教育傾斜,高等學校的教育支出可以通過多渠道籌集資金的辦法,有步驟、分層次、分類別地部分地實行產業化運作,以降低其對國家財政資金的依賴性,緩解國家教育經費的緊張狀態。
第四,造成我國教育投資明顯的地區差異的根本原因是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據有關資料顯示,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各地方教育經費支出占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的比例大多高于東部地區,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經濟增長緩慢,地方財力貧乏,即使地方財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并不低,也會使總量增加不多,從而形成了“無錢辦教育→教育水平低下→人口素質差→經濟更加落后→更無錢辦教育”的惡性循環。這一惡性循環勢必會加劇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我國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非常不利。
3•教育投資效益低下。所謂教育投資效益,就是指教育經費的投入與其產出之間的對比關系,有時也可以表示為所費與所得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本文將用教育投資收益率和教育的人才效益兩個指標來衡量教育投資的效益狀況。一般來說,教育投資收益率隨著教育層次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進行對比時,其教育投資收益率的高低并不能很好地說明其效益差別;只有在相同發展水平下,才具有可比性。
從可以看到,作為中低收入國家,我國的教育投資社會收益率和個人收益率均低于同類國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11•4%,世界平均水平為10•7%,而我國只有5•05%。所謂教育投資的人才效益,是將教育投資作為投入,而將當年的畢業生數作為產出進行對比的效益指標,如BE=Qg/E,BE為教育投資的人才效益;Qg為當年畢業生數;E為當年教育經費支出總數。
反映了我國教育投資人才效益的歷史狀況。可以看到,隨著教育投資總量不斷增加,我國畢業生總人數卻始終徘徊在3500萬人上下,雖然1990年代以后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1998年以來還突破4000萬人,但其增幅遠遠低于教育投資總量的增加幅度,因此教育投資人才效益BE表現為不斷下降的趨勢,從1978年的62•66人/萬元,到1980年的32•4人/萬元,1985年的14•6人/萬元,1990年的7•4人/萬元,一直降到2000年的2•2人/萬元,形成了當前教育投資的較為嚴重的低效益現象。
造成我國教育投資低效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體制的不健全和管理的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教育規模偏小、教育資源利用效益低下以及不完善的教育投資管理體制、工齡重于教育程度的工資分配制度、大量高級人才外流等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教育投資的總體效益水平,從而影響著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我們應當對癥下藥,尤其要從制度性因素入手,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良策,例如努力提高兩個“比重”⑦,增加國家教育投資資金;完善教育經費的籌措體制,實現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調整教育經費在各級教育中的分配結構以及加快國家教育管理改革及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等等,從而不斷提高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