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打獵采食對考古學前景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儀明潔高星RobertBettinger單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DepartmentofAnthropology,UniversityofCalifornia-Davis

狩獵采集者的飲食資源是影響其生產技術、社會組織的重要因素之一。肉食資源被認為是狩獵采集人群的主要食物來源，這是在早期研究中一個誤解。民族學調查數據顯示，極寒地帶因氣候陰冷導致植物無法生長，植物資源在食譜中所占比重低，而綜合分析世界范圍內的狩獵采集群體調查數據（表1），狩獵所獲取的肉食資源在食譜中的比重僅約20-40%，其余為植物資源、水生食物等。

實際上，根據表1可知，不同的狩獵采集群體之間在組織方式、食譜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其維持生計的策略也具有極大的不同。通過對一系列民族學調查材料的分析，Binford指出，從生產生活資源、環境相對穩定的地區到食物資源有限、環境相對惡劣的地區，不同生態環境、條件下的狩獵采集者呈現出從采食者（forager）到集食者（collector）這兩者間的不同狀態，相應地，他們采取從遷居式流動（residentialmobility）到后勤式流動（logisticalmobility）1)適應性變化的流動策略。采食者群體規模小，資源斑塊（patch）的質量在時間和空間上比較均一，覓食風險小，例如熱帶地區；而集食者多生活在氣候變化顯著區域，資源斑塊質量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很大起伏，覓食過程會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相應的，采食者所處的環境雖然能夠持續性地提供充沛的食物，但是以大型動物為代表的某些資源屬于機會狩獵，因而采食者傾向于使用可維護性的工具；而對集食者而言，定期大量出現的季節性資源具有可預測性，需要再某個固定時間段內提高狩獵的成功率，因而他們會傾向于使用可依賴性的工具。在實際的民族學研究中，不同群體間并非一分為二地分為兩類，而是相互混雜，在采食者和覓食者之間呈現不同的表現狀態。

與民族學資料相同，在不同的環境、資源條件下，史前狩獵采集者在這兩種方式之間會有一些混合型的組織形式，產生復雜的考古學遺存。本文所闡釋的狩獵采集覓食模式是基于民族學、考古學、生態學等學科綜合分析的理論模型，通過調查分析現生的狩獵采集群體如何改進生產技術和社會組織形態等策略、應對生存環境壓力、合理并有效利用生態資源，實現適應生存，從中總結規律并驗證其合理性，最終以之分析考古學材料，結合古環境、古生態等手段，復原古人類生存方略，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策略的重建提供新的視角。正如Smith指出，覓食理論基于人類適應自然選擇（naturalselection）的大前提下而提出系列假設，從而進行人類生存經濟的最優化分析，同時數學方法和民族學調查材料、數據為基礎的圖表分析的運用為理論的演繹及應用提供了相對縝密、實用的保證；此外，覓食理論分析中將分析對象簡單化，集中于人類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獲取策略，例如人類吃什么、在何處覓食、覓食時間長度、合作的覓食者有哪些、生存范圍等，這使得理論分析更簡單明了、便于操作和應用。

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在西方考古學中的運用

伴隨著民族學的發展，國際上關于狩獵采集經濟的研究由來已久。早期的研究者認為狩獵采集社會是社會發展的最原始階段。較早期的Hobbes認為狩獵采集生活是人類的最原始狀態，貧窮、骯臟、粗俗。同時期也有與Hobbes針鋒相對的觀點，認為狩獵采集群體生活雅致，是“高貴”的蠻族。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現存的狩獵采集群體是古代幸存下來的“活化石”，為考古發現的更新世遺存提供行為、組織等方面的直接類比依據。更有甚者，Sollas認為塔斯馬尼亞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及愛斯基摩人分別代表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這種機械的類比方法長時間地影響著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相互運用。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隨著對狩獵采集群體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對該群體有了科學的重新認識。1966年，Manthehunter會議在芝加哥召開，此次會議涉及民族學、考古學、人口統計學、生態學等領域，會后出版了會議研究成果manthehunter一書，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狩獵采集群體的開端。研究者運用美洲、澳大利亞、非洲等地的民族學素材，揭示了狩獵采集人群獲取食物的方式、社會組織方式、婚配形式等，并提出以往的機械類比之缺陷，嘗試結合民族學與考古學材料闡釋更新世人群的生活等，為狩獵采集經濟研究及應用拉開了新的帷幕。對人類生活方式的研究不外探究人與人間、人與資源間的關系。此次會議使學者們形成了對狩獵采集社會生活方式的認識：平均主義、低人口密度、無領地意識（lackofterritoriality）、食物儲備少、靈活的社會組織機構、強調植物資源多于動物資源，狩獵采集者通過刻意的自身調整來維持人口與資源間的平衡。

此次會議之后，隨著對民族學資料的逐漸掌握，部分史前考古學家嘗試以此為參考，復原和論證史前人類的生活方式。在此過程中，有學者認為，對現代狩獵采集人群的深入理解能為史前研究中出現的問題提供準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與之相反的觀點認為，現在的狩獵采集群體受到當今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其純潔性或多或少地被破壞，往往上演一幕混合生存的劇目，如園藝、貿易等行為伴生，單純地以狩獵采集為生在民徐學資料中如鳳毛麟角，與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生存方式有很大不同，以此推論，民族學在史前群體的研究中無用武之地。這些分析是否合理呢？實際上，因為周邊環境、群體的影響以及長期生存過程中的積累，現存狩獵采集群體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能機械地以之類比歷史，然而，考古發掘中所能出土的遺物僅是古人類遺存的一小部分，無法將史前生存場景重現，民族學材料卻能夠為之提供參考和佐證，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民族學研究的價值，而應該理性地對之取舍。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嘗試使用中程理論在過去的真實歷史和今天的考古記錄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利用現有的民族學材料分析遺址的形成過程等。研究中，中程理論者關注于獲取對考古記錄闡釋能直接發揮作用的信息，對一些特殊的考古案例而言，中程理論模型似乎具有更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然而受考古發掘的材料所限，歷史往往不能完整地重現，特別是史前人類生存方式無法恢復，考古學家在運用中程理論對考古遺址及堆積進行考古學闡釋時出現了矛盾，典型案例即對Gatecliff巖廈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的分析。同樣是運用中程理論，Tomas和Meyer認為，此遺址中動物骨骼的保留狀況是因為人類在此狩獵后將獵物的高產出部位肢解、搬運到別處所致；Grayson卻認為，該遺址中某骨骼部位的數量與其經濟效率的比值遠低于該骨骼部位的數量與其在遺址中的分布密度之比值，故而，與人類的搬運相比，以骨骼破壞解釋該遺址的形成更為合理。類似的研究中，中程理論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解釋。民族學、考古學、古環境學、生態學等各學科相結合產生的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從部分案例中邏輯性地演繹出一般性的理論闡釋，具有探索性和啟發性，在西方考古學研究中大顯身手，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程理論的不足。下文將介紹狩獵采集覓食模式中應用比較廣泛的幾個模式。

K-/r-選擇資源概念

環境是影響人類行為的關鍵，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資源條件。學者們從資源的多樣性、穩定性、產出量等方面得出可根據不同環境條件預測人類應對策略的模式，其中影響較大的是K-/r-選擇資源概念。在面臨不同的資源時，人類的開發策略也會做出相應的調整，例如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研磨工具、磨光石器等是針對當時的資源、人口狀況而發明的開發策略。資源是如何對文化產生類似影響的呢？Hayden引入生態學上的K-/r-選擇資源概念嘗試對此提供解答。資源的穩定性在兩個極端狀況之間有不同表現：一為低穩定性環境，氣候季節變化顯著；二為高穩定性環境，氣候條件穩定，食物資源不會出現因氣候變化造成的變動。

在上述不同的資源條件下，狩獵采集者會做出相應的資源選擇。低穩定性環境中的物種多個體較小、生長和繁殖期短，繁殖能力強，群體規模低于環境載能（carryingcapacity），被稱為r-選擇資源，其所處環境往往只有少數物種能夠存活，故資源多樣性低，以沙漠地區為代表的資源不穩定地區的狩獵采集者采用r-選擇資源。高穩定環境中的資源多體型大，壽命長，繁殖的速度慢，個體數量與環境的載能大致相當，這些資源被稱為K-選擇資源，這種環境能保證多個物種生存，資源多樣性較高。研究者指出，r-選擇資源條件下，不穩定的資源條件導致大型的中心性居址的形成，并可能帶來食物儲備的出現；K-選擇資源條件下，穩定的食物供給促使狩獵采集者劃分為小的群體，分布區域廣泛。

顯而易見的，K-選擇資源（例如鹿）相對難以獲得，而r-選擇資源（例如貝類、橡子等堅果）容易得多，但是一只鹿的產出量大大高于一只貝類。為了在單位時間內獲得滿足需求的能量產出，使用r-選擇資源的狩獵采集者最終會發明出更為有效開拓這些資源的技術，改進社會組織結構，以提高成產效率，更新世末期開始的細石器技術、磨制石器、磨盤、磨棒等技術發明及動植物的馴化多與r-選擇資源的利用有關。

最佳覓食模式（Theoptimalforagingmodel）

長期以來，人類生存模式吸引了研究者更多的關注。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根本。理論上，狩獵采集者以兩種方式獲取食物：一是效率最優化；二是產出最大化。最佳覓食模式體現的是最優選擇的理念，它是生物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主要用來分析動物覓食習性和活動規律。人類學研究中，該理論應用范圍廣泛，包括食譜選擇、資源斑塊選擇、覓食時間長度的調整、覓食群體大小等方面，特別是在前三者的運用較為廣泛。

1最優食譜寬度模式（Theoptimaldietbreadthmodel）

最優食譜寬度模式是最佳覓食模式的衍生物之一。該理論假設動物食譜專一化，追求高檔食物資源，集中捕獵一種或幾種獵物，花最少的力氣或時間獲得最高的食物回報。作為高等動物的人類，其覓食規律也是如此。上文所述的K-選擇資源單位個體的產出率高，屬于高檔次資源（high-rankedresource）范疇；而r-選擇資源單位個體的產出率低，屬于低檔次資源（low-rankedresource）范疇。特定生態環境中的狩獵采集者，根據資源的豐富程度、單位資源的能量產出率、尋找和加工耗費的時間等多項因素的不同判斷其檔次，將能夠提高單位時間凈產出的高檔次食物納入覓食范圍。一般而言，某一資源斑塊中，低檔次獵食對象的數量多，所需的尋找耗費少；而大型動物數量少，所需要的尋找時間多，但是其對應的處理時間耗費少。大型動物是史前人類狩獵的第一選擇，但是高檔次資源的稀少導致尋找時間長，狩獵采集者為了保證獲得足夠食物，需要相應擴展食譜寬度，實現產出最大化。假如將某一資源納入食譜之后，該食譜尋找時間的減少大于處理時間的增加，則此方案具有可行性；若二者相當或前者小于后者，則無需將此資源納入食譜。有些植物資源產出比值高，而某些動物資源會出現數量少、個體小或者難以捕獲等現象，故而出現部分動物資源檔次低于個別植物資源的現象，這個現象已經為眾多考古材料和民族學資料所證實。

假定某資源斑塊中有七種食物資源（如圖1），捕獲每種資源需要一定的尋找時間和處理時間。僅收獲資源1和收獲全部七種資源的單位產出量所耗費的時間較高，意味著單位時間的產出量小，而收獲資源1、2、3、4的單位產出量的耗費時間是最低的，即有最高的單位時間產出量，因此，理想的食譜寬度是僅收獲資源1、2、3、4。民族學數據顯示，狩獵采集者能夠根據長期經驗積累適時地調整食譜寬度，并能發展出最適合需求的工具套組合。當人口數量增加而要求更高產出量或由于某個地區整體自然條件惡化、高檔資源減少時，雖然將低檔資源納入食譜會降低單位時間產出比，但卻使狩獵采集者獲得足夠的總產出，維持生計。

用覓食理論闡釋考古學現象時，需要將生態學、民族學中的多個變量可操作化，食譜寬度模型的運用也面臨這個問題。由于時代的久遠性，受人類搬運、動物作用、自然風化等因素的影響，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保存未必理想，其所反映的人類食譜狀況與現生民族學調查有一定不同；此外，同一動物個體某一骨骼部位破裂有可能形成多件可鑒定標本，也有可能形成多見不可鑒定標本，造成可鑒定標本數增加或減少，綜合考慮以上因素，Grayson和Delpech[39]對法國西南部舊石器時代晚期早段LeFlageoletⅠ遺址的食譜變化研究是一個成功案例。考慮到遺址中可鑒定標本數、物種數量、骨骼破裂程度、不同骨骼部位的比重等因素，首先排除了因骨骼破裂程度不同而造成的可鑒定標本數與物種數量比重變化的可能；其次，通過分析出土骨骼中不同部位的比重，作者指出人類對獵物的肢解與搬運行為對該遺址的食譜研究不會構成影響。作者指出，遺址中不同堆積層動物骨骼的可鑒定標本數與物種數量之比值形成兩條斜率完全不同的直線，反映了不同時期古人類的食譜寬度不斷改變，斜率小的直線代表了當時的食譜中，赤鹿或馴鹿在食譜中的高比重，食譜的寬度小；相反的，斜率大的直線說明食譜寬度大。奧瑞納和佩里戈爾文化傳統的堆積在這兩條直線上皆有分布，因而，食譜的變化并非由文化傳統的改變造成，導致這種改變的主要原因是遺址周邊環境狀況的變化。Grayson和Delpech考慮了食譜寬度模型的多項假設前提，從考古材料的實際狀況出發，進而分析古人類食譜的變化及造成變化的原因，是該模型成功運用的典范。

在美國大盆地的考古學研究中，出土了大量Prenomic人群使用的投擲尖狀器，同時期的巖畫中也出現大型動物捕獵的場景；與之相反的是晚期的Nomic人群，考古學發現的材料中，出現大量種子收獲、處理的工具。據此推測Prenomic人群的食譜中高檔次資源占絕對比重，覓食過程中的耗費低。而到Nomic時期，隨著人口數量增長給自然資源帶來壓力，食譜寬度的增加勢在必然，低檔次的植物性資源增多，高檔次的大型動物資源相對減少，覓食耗費高。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廣譜革命是狩獵采集者應對環境變化、人口壓力、人群流動性降低等多種因素而對食譜寬度做出的調整，廣泛分布的低檔次資源的納入大大縮短了食物的尋找時間，彌補了高檔次資源可獲得性降低的不足，提高了該階段不穩定環境的載能。該時期出現的研磨石器、細石器工具、陶器等適于加工低檔次資源，是人類采用技術的投入來改造動植物和生態環境以維持自身生存的結果。

2邊緣價值理論（MarginalValueTheorem）

食譜寬度模型假設資源的豐度在空間上是隨機而平均的，但實際情況卻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復雜的，資源往往以斑塊（patch）的形式存在。邊緣價值理論認為，狩獵采集者在某一斑塊中的覓食時間是受該斑塊的資源質量、數量、消耗程度及斑塊所在的整體環境所能提供的資源總量決定的。如圖2所示，在某一斑塊中，總的資源獲取量（Y軸）與覓食者在該斑塊中花費的時間（X軸）之間呈曲線關系。資源獲取量在初始階段呈現較快的變化，說明該階段的資源豐富，易于獲得，對斑塊的影響較大。隨著狩獵采集者覓食活動的繼續，資源逐漸被消耗，最終耗竭，此時此斑塊的資源獲得量曲線與X軸平行。狩獵采集者并不能在某一資源斑塊完全耗竭之后才選擇離開，因為在覓食的最后階段，所能獲得的資源量是十分有限的。什么時間放棄該資源斑塊呢？基于不同斑塊的資源獲取量可以計算出這些斑塊所在的整體環境的能量產出率（即所獲取能量與消耗時間的比值），以該能量產出率為斜率，與已知曲線畫切線A，切點對應的X軸（F點）即覓食者所能在該斑塊中花費的最大覓食時間，超出這段時間的覓食活動將得不償失。隨著高檔資源斑塊的消費加劇，整體環境的能量產出率下降，一些中檔、低檔的資源斑塊會逐漸納入覓食范圍。

切線A與X軸相交的點為覓食者抵達此斑塊所花費的通勤時間最大值，距離太遠的優質斑塊使覓食者耗費太長通勤時間，也會造成覓食活動的入不敷出。對有一處中心營地的狩獵采集者而言，斑塊與中心地之間的通勤時間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中心點覓食模式為此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參考，將在后文詳述。

Shag河嘴遺址位于新西蘭南島東岸，該遺址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骼化石，其中在遺址形成早期，生活在近海區域的魚、貝類等低檔資源低于動物骨骼組成的5%，到晚期遺址中，近海斑塊資源比重逐漸達到60%，甚至一度超過70%。魚、貝類資源含高蛋白成分，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為什么早期人類未開發近海資源斑塊呢？研究發現，遺址范圍內的早期人類生存資源以恐鳥等大型高檔資源為主，而這些資源的生活區域集中在內陸及沿海地區；因為覓食距離遠，資源以魚、貝類等小型資源為主，遠距離的近海區域產出率低未被開發。隨著大批毛利人的到來，近距離資源斑塊的覓食加劇，內陸及沿海地區資源消耗嚴重，整體環境的能量產出率大幅度下降（切線A的斜率下降，如圖4），魚、貝類、小型鳥類等中低檔資源逐漸被納入食譜，在開發內陸及沿海地區資源斑塊的基礎上，以近海區域為代表的中低檔資源斑塊被也逐漸開發。據邊緣價值理論推測，研究者認為這恰恰反映了覓食者對通勤花費、資源獲取量等因素的權衡。該理論從時間、空間上的變化討論人類生存方式的轉變，為史前人類行為重建提供了獨特視角。

3中心點覓食模型（Centralplaceforagingmodel）

中心點覓食模型中，覓食活動的完成需要在中心地與資源斑塊之間完成來回通勤，最優覓食行為與通勤時間密切相關。與邊緣價值理論不同之處在于，后者的通勤時間是單程的。此外，中心點覓食理論中，資源需要從覓食地點運輸到中心地，而邊緣價值理論則認為，資源是在覓食地點被直接消費的。中心點覓食理論的建立，能夠解決因覓食地點與消費地點不一致而造成的資源野外加工、運輸最大化問題。在分析工具原料的獲取、初級加工與運輸問題時，該理論具有同樣的作用。

如圖3所示，假設技術和斑塊條件的穩定，某一斑塊中總資源獲取量用Y軸表示；X軸左側代表通勤時間，右側為覓食時間，該斑塊中總的資源獲取量與覓食者時間之間呈曲線關系。直線A表示不同檔次資源與獲得該資源所需時間的函數關系。若從中心地到一個資源斑塊的通勤時間為T1，從該點引曲線的切線，與Y軸相交于C1點，切點對應的時間S1點為此斑塊的最大覓食時間，坐標（S1，C1）位于直線A上，意味著該次覓食活動追求最低檔資源為C1。此次覓食活動的最大資源獲取量為C1’。隨著通勤時間的增長（T2），其他各個數值都發生相應的變化，分別對應C2、C2’、S2，意味著覓食者需要增加在某一斑塊中的覓食時間以便進行適當的野外加工、提高覓食對象的檔次、增加單次覓食活動的資源獲取量，抵消通勤時間的增長對能量產出率的影響。若兩個資源斑塊的通勤時間相等，意味著低檔斑塊的覓食時間長，追求的資源檔次（C1）低，資源獲取量C1’小（如圖4）。

中心地覓食理論將資源與斑塊檔次、覓食時間、通勤時間、食譜寬度、野外加工與處理等多項因素綜合考慮，相對全面地分析對覓食者造成影響的因素，從而更全面地揭示狩獵采集者的行為和生存方式。

中心地覓食理論在西方的民族學、考古學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美國大盆地史前狩獵采集者研究中，考古學家就晚更新世早段Carson沙漠覓食者的食物資源獲取是否以狩獵為主有很大爭議。Zeanah用現代內華達州Toedokado的民族學統計數據進行生態模擬，運用中心地覓食理論的分析方法得出了獨到的結論。在模擬中，作者按照中心地覓食模型的假設前提，將通勤、野外處理、運輸等消耗考慮在內，根據高檔資源在食譜中所占比重的變化計算對應的中心地的能量產出率。按照模擬結果，若大中型動物在食譜中所占比重達到55%，則相應要求與羊同等檔次的動物資源數量達到3000頭，但是按照環境載能估計，晚更新世早段的該地區最多能提供的該檔次資源數量上限僅900頭，因此，狩獵為主的營生方式在Carson沙漠是不現實的。為了資源獲得最大化，中心地應該位于相對利于女性采集的地區，而男性則需要在更廣闊的周邊區域進行后勤式的狩獵活動，當時人類的食物來源方式并非以狩獵為主。

存在的問題

狩獵采集覓食理論的核心是用簡單的方式揭示出復雜的行為過程，假設環境條件的理想化，這使得該方法在實際運用中可操作性強，在解釋考古學現象時，能夠提供簡單有效的理論闡釋。正如Smith所指出，盡管某些最優模式為我們深入理解狩獵采集者的生存策略提供了捷徑，但是這些捷徑有時會讓我們誤入歧途。狩獵采集覓食理論的假設前提也在其實際運用中有很大局限性——現實與假設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學者們對該方法的質疑也由此而生：這種過度的理想化在史前人類生活中是否合理？人類的覓食動機和目標是否與理論闡釋一樣單純？該覓食理論在運用中的確產生一些問題。例如，食譜寬度模型預測了狩獵采集者的食譜寬度，但是并不能準確預測出某一檔次資源在食譜中所占的比重。當覓食者發現高檔次資源時，理所當然地會盡力獲取此資源，但是資源的密集度在不同條件下是不同的，在食譜中出現的幾率也受環境等因素的很大影響。北美的駝鹿捕食者追蹤駝鹿的蹄印搜尋獵物，冬季的大雪天氣導致駝鹿降低自身流動性，同時蹄印易于被降雪覆蓋，增加了搜尋的難度，駝鹿在食譜中的比重會相應下降甚至消失，這種季節變化造成的影響并不能為食譜寬度模型揭示出，相似情況下，食譜寬度模型似乎已經失去了其意義。此外，大多食譜的統計分析來自民族學材料。民族學分析中，研究者需要統計不同檔次資源的搜尋、加工耗費及能量產出率，據此分析該資源是否在食譜范圍內，然而，如果某資源檔次太低而不能為現代覓食者所青睞，研究者是無法統計出該資源的相關信息的，也就無從對比分析史前食譜寬度。這與理論預測的需求顯然是相左的。此外，雖然邊緣價值理論、中心點覓食理論一直為學者所重視并深入研究，并在民族學研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目前為止該理論在考古學運用尚有欠缺，主要是因為其關鍵性的假設前提：通勤時間中狩獵采集者不會有覓食活動，實際上這是不現實的。Winterhalder研究發現，北美Cree人的狩獵活動并沒有斑塊的理念，而是在有可能發現駝鹿的地方追蹤其蹤跡，并在任意能追到此駝鹿的地方狩獵。

發現了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在實際運用中的問題后，研究者指出狩獵采集覓食理論的目的是將考古數據與“理想分析”對比，在理想化的假設前提下，將考古分析簡單化、可操作化，運用統計數據、圖表分析等對比民族學與考古發掘中獲得的材料，一目了然地驗證史前人類是否有這種理想化的傾向，為史前研究提供參考性的解釋，模擬狩獵采集者的行為不是指機械地對民族學現象進行復制，而是模擬在模型設定的目標和條件下，狩獵采集者在特定條件下的真實性，若考古材料與模型的期望值相偏離，意味著我們需要發現未知的因素，指導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在考古學檢驗中將理論逐漸完善，而非教條式地在考古學運用中套用。

闡釋考古學現象時，覓食理論與環境信息、勞動分工、社會組織形式、經濟形式等多變量的結合勢在必行。美國大盆地更新世到全新世過渡的前古樸（prearchaic）時期的遺存中發現部分植物加工工具，如磨盤、磨棒等，到古樸（archaic）時期，此類工具的數量大幅度增長。按照食譜寬度模型的預測，人類的資源對象以高檔資源為主，但是為什么更新世晚期植物資源的使用如此廣泛呢？Elston解釋為，男性和女性在勞動中存在分工，各自的覓食對象不同，按照食譜寬度模型，男性傾向于大中型動物，女性的覓食對象則包括小型動物、魚、貝類及植物等低檔資源。古樸時期，人類流動性向后勤式方向發展，出現居住中心地，女性在中心地周圍覓食，男性則圍繞中心地進行后勤式的狩獵等活動，狩獵范圍有限，狩獵采集者對資源斑塊的開發程度加強，特別是采集活動加強。在此過程中，隨著環境的變化，動物資源少，采集植物資源能夠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保障，而狩獵活動的活動范圍小、成功率低，男性對狩獵工具的投入減少，相反地，女性發明了更多植物加工工具，采集經濟比狩獵經濟具有更高的保障性，男性狩獵相對減少，男女性食譜出現大量重合，即男性對低檔資源的開發逐漸增多，進一步促進了低檔資源開發技術的發展。在該案例中，作者嘗試將多個覓食理論與考古學材料結合，綜合分析、論證、闡釋了文化發展的內在機制。

在中國考古學中的應用及發展潛力

中國學者曾嘗試將狩獵采集覓食理論介紹到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用最佳覓食模式闡釋農業起源的機制，但是如同曇花一現，這種方法并沒有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展開。進入二十一世紀，陳勝前運用我國431個氣象站三十年的氣候資料模擬狩獵采集者的生態環境與食物來源，參考民族學材料推測我國狩獵采集者的生計特征和適應性為的變化，探討我國史前狩獵采集者適應性行為變遷的規律，不失為中國狩獵采集模擬研究的良好開端。古人類的行為模式已經無法再現，但是在其文化遺存中能夠表現出一些端倪，現代的民族學調查和生態研究為參考，以古人類的遺跡、遺物為基礎，以狩獵采集覓食模式模擬研究古人類適應策略具有高屋建瓴式的輔助性意義，這在北美的史前研究中得到了驗證。盡管與北美的史前研究相比，中國的舊石器時代漫長悠久，可能出現因直立人、智人等多個演化階段的人群而產生的與現代狩獵采集者生存方式不完全一致的考古學現象，將覓食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的史前研究中是不合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狩獵采集者仍是與之最為相近的群體，靈活運用狩獵采集覓食模式為深入發掘考古學器物背后蘊含的人類生存的有機信息提供獨特幫助。囿于器物本身的研究，并不能完全揭示文化的變遷，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將從宏觀到微觀的環境、生態、文化、人類等多項因素結合，是接近歷史的有效方法之一。人類及其文化都是環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人類因生產生活技術、智力水平及團隊的組織行為等，與環境間存在復雜的關系：人類影響和改變其生存環境，同時環境也左右人類的行為。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研究人類的生物學屬性、文化屬性及環境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與影響，作為其分支學科，文化生態學（CulturalEcology）研究人類采用何種方式的文化適應其生存環境，強調環境、生態的重要性。換言之，理解過去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是考古學研究的必經途徑。因而，細致地對考古遺址中生態、環境、資源狀況的收集與分析，了解當時的生態、環境狀況，是運用和檢驗理論模式的所必需的，也是復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

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資料豐富，在超過1000處遺址中出土標本數以百萬計，以類型學為主導的分析方法貫穿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始終，許多材料和信息提取并不徹底，石器功能學與人類行為問題亟待解決。近些年來，殘留物分析、微痕分析等方法逐漸引入到舊石器考古學研究中，揭示石制品的功能；空間分析的運用使得考古遺址功能分析、古人類用地方式的研究成為可能；古環境學、古生態學研究幫助我們重現古人類生存環境、資源條件等。我國舊石器考古發掘和研究逐漸細致，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將以上方法的多項研究指標加以綜合，解讀古人類的生存、組織方式。如同前文所述的法國LeFlageoletⅠ遺址、新西蘭Shag河嘴遺址、美國大盆地考古研究中的運用，狩獵采集覓食模式的運用為深入探究文化遺物內包含的深層機制提供幫助，例如K-/r-選擇資源及食譜寬度模型等理論讓人思考：不同的石制品組合反映了人類怎樣的食譜范圍？古人類是如何對不同食物資源做出取舍？根據某區域內遺址的數量及性質、工具的便攜與可依賴性等設計因素、不同檔次食物資源的利用等因素，結合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分析狩獵采集者的流動性及對不同斑塊的利用程度，進而推測：狩獵采集者具有怎樣的社會組織形式？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狩獵采集者的工具是否適應于其流動性？人與環境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關系？中國早期農業起源的機制是什么？僅僅依靠考古發掘出土的材料不能將這些問題徹底解釋清楚，基于民族學研究、以世界多地區考古資料印證的狩獵采集覓食模式卻能夠提供獨到的解決方法，此方法的運用將會為我國舊石器考古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