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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農村教育的現狀及面臨的突出問題

(一)財政體制調整嚴重影響了農村教育的投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財政體制開始實行分稅制改革，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結構。截止2010年，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變化為51∶49，地方尤其是基層縣鄉的財政收入困難，與之相伴隨的卻是教育成本的不斷提高，單靠縣鄉財政許多地區已難負義務教育經費之重，有的貧困地區縣鄉全部財政收入還不足抵教師工資。［3］2001年農村義務教育收歸入縣管后，農村教師工資統一由地方財政發放，由于財政實力差異及相關政策存在漏洞，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財政收支方面互相推諉、責權不分，教師工資政策常常無法充分兌現［4］。另外，不管是地方自籌經費還是中央統一撥款，為顧及校際平衡在使用上類似撒胡椒面，從效果來看也是廣種薄收、浪費資源。

(二)新“讀書無用論”思想在農村抬頭國家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導致農村教育無論是在硬件還是軟件上都面臨著困境。隨著物價不斷上漲，辦學成本也水漲船高，許多農村學校將不斷提高的辦學成本轉嫁給了農村家庭。在國家現行的招考制度下，農村學生由于學習條件的限制很難在高考中脫穎而出，大多數農村學生無法通過在農村學校的學習與城鎮學生一較高低，其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比例較城鎮學生低，再加上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許多農村家庭就開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盤———算起了讓孩子上學的成本，致使新的“讀書無用論”思想在農村抬頭。

二、農村教育城鎮化的探索

針對農村教育的現狀和問題，許多專家學者做了調研和論證，得出了大量成果，但是農村教育問題始終似頑疾困擾著教育政策層和教育學術界。筆者認為，以往對于農村教育的關注和問題解決思路過于僵化和單一，都是就農村談教育而不是將農村教育與城鎮教育合二為一，從教育總體入手解決作為局部的農村教育問題。這不僅定式化地將農村教育圈定在農村范圍內，而且人為地將農村教育與城鎮教育二元對立，不利于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和我國教育的大發展。農村教育發展的正確途徑是城鎮化，農村教育的未來不在農村，而在城鎮。

(一)農村教育城鎮化的趨勢2000年10月11日，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首先提出我國要走一條符合國情的城鎮化道路。所謂城鎮化就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鎮要素的“量化”過程及城鎮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同化”過程的有機統一。作為城鎮化的要素之一，教育在城鎮化戰略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是使廣大農村居民精神層面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的“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當然也包括教育資源的平等交換和均衡配置，但是從現在所取得的成效來看，以往對農村教育的修修補補式扶持和支援，對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和全面發展收效甚微，當務之急是要積極反思并對農村教育模式進行徹底的變革，使農村教育向城鎮化邁進。城鎮化是農村居民進城，農村教育城鎮化也就是農村居民進城接受教育。伴隨著城市的外擴和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許多農村居民已經脫離了耕地而涌進城鎮，實現了個人身份的城鎮化，可見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一個“離農”的過程，這種生活狀態的“離農”可以被人所接受，為何教育的“離農”就被視為“雷區”?農村居民進城并不難，這在空間上進行位移就可以實現，而要使他們真正融入城鎮生活，并被城鎮居民所接納卻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其捷徑就是教育。要真正使農村融入城鎮、城鎮接納農村，就應該盡量拉近教育起跑時的距離、減少農村教育的負擔，如相關政策設置和研究仍然就農村談農村教育，農村與城市只能是漸行漸遠，難以平衡發展。“離土不離鄉”的城鎮化和農村教育政策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擺脫教育發展的思想桎梏，進行農村教育的城鎮化應該成為解決農村教育問題、擺脫農村教育困境的趨勢。

(二)農村教育城鎮化的動因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正以較高速度推進并取得階段性的成果。2013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五年來我國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五年轉移農村人口8463萬人，城鎮化率由45.9%提高到52.6%，城鄉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優越條件和機遇使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農村居民對于優質生活水平的渴望和對農村生活水平現狀的不滿之間的矛盾成為其遷移的源動力。農村學生向城鎮流動也正是基于對城鎮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望及對農村教育現狀和前景的不滿之間的結果。一方面，農村學生希望借助優質的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進入城鎮就學才能在事實上拉近與城鎮學生的差距，才能在一個相對一致的高度來跨過中考、高考這兩道門檻，才可能實現命運軌跡的改變。據調查，30年來，進入大學深造的農村學生同比下降50%，且現在多就讀于非重點的地方院校。基于這一現狀，我們不難發現，城鄉教育的二元分化不僅體現在教育過程中而且直接影響了教育的結果，城鄉教育差距大，尤其是農村初中、高中教育落后導致農村學生在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路上越來越艱難，農村學生為上大學改變未來的人生軌跡來到城鎮讀書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對于大多數農村家長來說，只要條件允許，寧可讓孩子到城里的二、三流學校就讀，也不愿在村里的學校就讀。事實上，在我國大多數農村的一流學校不管是硬件還是師資都無法和城鎮學校相提并論。離農進城、盡早讓孩子分享到城鎮教育資源是當今大多數農村家長的目標，而通過子女進城接受教育來改變“世世為農”的身份命運的愿望更加強烈。

(三)農村教育城鎮化的嘗試2008年，山東省平原縣讓全縣農村初中學生全部進城讀書，這在全國范圍內是一個創舉。平原縣一步到位地實現農村教育的城鎮化，主要考慮到從1999年到2004年，平原縣鄉鎮中學教師外流人數高達123人。優秀教師外流導致農村中學教學質量下滑，課程的多樣性難以保障，接近一半學校無法開設英語、美術、音樂、計算機等課程。每年都有一兩千初中學生通過各種渠道離農入城讀中學。部分地區向鄉鎮派遣支教教師，但效果不盡如人意。如果通過增加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使之得以改善，則無法一步到位，而且戰線拉得過長。鑒于以上情況，平原縣毅然采取“初中進城”的措施，擴大城區初中辦學規模，在原有的三所初中基礎上，又新建一所初中、擴建一所初中，以容納全縣全部轉入城區就讀的1.8萬名農村初中生，徹底實現了農村初中生“離農進城”。山東平原縣在教育城鎮化的探索上可謂是大膽創新，并被推廣為“平原模式”。此外，關于農村教育城鎮化的探索在我國絕非僅此一例，江蘇、浙江、山東、四川、重慶的許多地方近年都已著手開始實驗性的探索。

三、農村教育城鎮化的思路與對策

(一)打破政策壁壘《教育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這一政策本意是保障每個適齡兒童接受教育的權益，而許多地方主管部門卻將其誤讀，把這一保障性政策理解為限制性政策，將關注點落在“就近”上，這就使農村學生在農村上學成為順理成章的事，進而被限定在農村接受教育，農村教育只能農村辦，農村學生只能在農村就學，最后形成了“出身為農，世世為農”的農村教育思維定式。改善農村教育現狀的步驟應該是“先變觀念，再改思路”，而“變觀念”的基礎就是打破政策壁壘、拆除城鄉分教的樊籬，不僅要完全跨過政策門檻，讓農村學生進城讀書，而且在有條件、有資源時可以鼓勵借鑒“平原模式”推行農村教育城鎮化。在政策層面上，相關部門應出臺相應的法規文件，政策先行，打破因戶籍而造成的農村學生“就近入學”的限制，努力給農村學生創造進城讀書條件，給農村學生進城上學以正當的合法權益。進而轉變觀念，逐漸在社會中形成農村學生進城上學天經地義、農村學生不僅擁有接受教育的權益而且有選擇到哪里接受教育的權益，保障農村學生進城上學和農村教育城鎮化。

(二)改變教育投資結構近年來，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投資整體呈上升趨勢，但農村學校基礎設施建設并無根本改善，原因正在于教育投入的“平均主義”，四面開花，平均投放。由于村落分布的分散性特點，就農村談農村教育始終逃不出撒胡椒面式的投資怪圈，吃力不討好。細算下來，每年國家下撥和地方籌措的農村教育經費累加起來實然不少，與其把這筆錢分散到各個農村學校來修修補補，不如逐漸撤銷農村學校，集中資金在縣(區)、鎮投資修建一個具備一定規模、具有真正辦學實力的教育園區，集中配置現代化教學設備，使每個農村學生都能享受到全縣(區)的教育資源，同時使全縣(區)的教育投入實現價值最大化。如，可效仿“平原模式”對農村學生變“堵”為“送”，對支教教師變“送”為“請”，對教育經費變“撒”為“聚”，一改以往低頭向下的行為方式，把學校修在城鎮，把學生送進城鎮，把教師請到城鎮，把錢花在城鎮。做到農村學校購置不起的設備城鎮購，農村學生享受不到的教學資源城鎮供，農村教師被拖欠的工資城鎮發，城鎮要充分發揮聚合功能，集中資源辦大事，使農村教育得以實現根本性的改善。

(三)加大農村教育投資農村教育城鎮化的主要實現形式就是在城鎮、縣區集中辦學以取代各個村辦學校，這勢必會增加學生的就學成本，需要政府適當分擔來免除農村學生的后顧之憂。農村學生離鄉進城就讀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包括在城鎮學校寄宿的生活費用，以及來往學校與家鄉的交通費用。政府應制定與農村教育城鎮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為在城鎮學校寄宿就讀的農村學生提供經濟資助和生活費用減免的優惠政策;全面貫徹《義務教育法》關于農村教育的優惠和資助規定，無論農村教育在城或在鄉均可享受到資助和補貼。從減免學費、雜費、書本費、文具費開始，逐漸減免食宿費、交通費。同時，堅決杜絕向符合入學資格的農村學生收取借讀費、擇校費等費用。對于接收農村學生的城鎮學校，相關部門應按其接收人數給予一定政策性優惠，并將接收農村學生作為城鎮學校一項評優和教學驗收項目的重要指標，使城鎮學校將農村教育視為己任，改變城鄉二元教育觀，一切從“大教育”的視角出發，平等對待城鄉學生。唯如此，才能在教育上實現城鄉“不分你我”，使農村學生可以以較低的成本享受到城市教育資源，真正實現農村教育的城鎮化。

作者：王魯楠賈林祥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研究院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