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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我國階級社會的伊始，夏商西周時期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當時思想政治教育如德治思想、禮樂教育、軍事愛國主義教育等提上了日程，擴充其思想內涵。而這些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被提出來或者說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是為了為夏商西周時期奴隸主貴族階級利益提供思想武器，便于管理民眾。然而時展至今，這些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些積極因素依然起到了獨特的作用。為此，筆者查閱文獻資料，主要從四個思想領域來深入剖析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以供參閱。

關鍵詞：夏商西周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德治思想；禮樂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階級、社會群體通過宣揚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內部成員進行一系列有目的、有組織的思想教育，使他們的行為舉止、思想動態與階級要求保持一致。夏商西周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深深烙印上了當時階級色彩和社會發展水平的痕跡，成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一筆寶貴的財富。筆者參閱大量史料文獻，將夏商西周時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內容概括如下：

一、德治思想

早期的德治思想，在商朝管制中已經初見端倪。《盤庚》主張“重我民”“施實德于民”；《尚書•湯誓》記載商湯代民指控夏桀“不恤我眾”、夏德敗壞等都強調了國家實施德治的重要性。西周建立之初，特別在周公執政時期，德治思想在全國各地域廣泛布施，為西周階級統治奠定了思想基調。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周朝統治者利用德治思想，企圖為新政權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依據。他們認為：商朝早期統治者“經德秉哲”才使商族之先人奪取天下，而最終商朝走向滅亡則主要歸咎于其末代統治者輕視德治所導致的。周朝統治者吸取前人教訓，為了讓戰爭遺留的殷族之人甘愿臣服于新王朝的統治，試圖把人民當作社會的主人，以德治國，極大地緩和了奴隸主貴族與平民間的矛盾，保證社會安居樂業、國泰民安。這一舉措促使周初江山社稷得到了較為長期的穩定，也為現代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著關鍵作用。第二，周朝統治者大大擴充了“德”的內涵。在周朝的各種篇誥、誓文獻中“德”這一字眼出現很多，但是重點不一。例如“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告誡統治者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要將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樣去愛護，要讓人民富足安康；“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強調統治者所有的統治行為和日常行為都要順應天道，要遵循事物內在的發展規律，切忌急功近利等。第三，周公德治思想主要討論的是天、王、民這三者之間的關聯。（1）天命與王命的關系，以德配天，通過“敬德”“明德”的途徑，感天動地，才有可能實現“永命”。（2）民意與天意的關聯，用德祈天。通過實行德政，關心農民疾苦，造福百姓，才能獲得人民支持，保佑國家長治久安。（3）王與民的關系，敬德保民。宣稱天意是順從民意的，如果王不保民的話，就無法獲得天的庇護，無法立足于世。要達到以“保民”為目的，通過“敬德”的途徑，實現“永命”的最終目標。

二、禮樂教育

禮樂教育貫穿于夏商西周時期的始終，成為整個奴隸社會階級統治的行為準則，也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內容之一。禮原本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動之類的，夏朝舉行了許多隆重的關于自然萬物的祭拜活動，把“天命”的概念初步抽象到至上神的地位。而西周時期恰好是禮樂制度最為輝煌的時期。顧名思義，禮樂制度包含了禮、樂兩個部分，相傳周禮分為吉、兇、賓、軍、嘉五類，分別代表祭祀、喪葬、交際、征戰、吉慶的意思。而樂則指的是西周的宮廷雅樂，是其中結合儀式典禮的音樂、樂舞的一部分，有一定的規定和體制，與禮相得益彰。周公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之一是他通過制禮作樂，管制夏、商兩代，有所保留，有所剔除，把三代禮樂文化推到了歷史的最前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周公的“制禮作樂”，沒有完全改變以往的規范制度，而是轉換了一種方式對先前禮、樂制度的繼承與加強，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輔助王有效管理國家大小事宜，適應宗法封建等級制度。周禮并沒有施行過多的“事神致福”的宗教儀式，而是透過禮在人們的日常行為規范中逐步深化宗法封建等級社會的典章制度，約束人們的服裝配飾、言行舉止，使之合乎規范，不允許肆意更改，隨時為政治需要而服務。周人把禮樂制度提升到了社會生活的調節者這一重要地位，使中國文化從原始宗教中逐漸分離出來，走上了一條非宗教的人文主義道路。周公的制禮作樂，打破了從前人與神之間神秘的關系，轉而開始關注人本身的主觀感受，重視人與人的平等關系，把神的位置擺在了一個相對公平的位置，強調每個個體的重要性，要求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敬，文明禮讓，于是禮成為一種揖讓之禮，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過去的禮主要是輔助國家的一些政治、軍事、法律等相關規定，一步步形成全社會依照的典章制度，對社會民眾起到了重大的教育意義和約束作用。

三、軍事愛國主義教育

作為古代愛國主義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夏商西周時期的軍事愛國主義是獨特而富有神秘感的力量，它通過軍事武裝力量來抵御少數民族入侵、穩定江山社稷、維護國家安定。可以這樣來說，軍事愛國主義是我國傳統軍事倫理思想的精華，是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我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篇幅多卻不容缺失的一頁精彩篇章。戰爭伴隨著我國古代國家的建立、繁榮、危機、滅亡的始終，朝代更替無常。公元前21世紀，夏啟奪權后確立了奴隸主貴族專制國家，其具有決定意義的甘之戰昭示著古老的軍事愛國主義的萌發。夏王朝貴族階級為了統治天下建立起數量眾多、規模龐大、戰斗力頑強的精銳部隊，只談道德建設必然無法強有力的抵抗眾多強國，而帶有新興勢力反對傳統勢力斗爭性質的軍事愛國主義則能頑強抵抗敵人的入侵，它揭開了華夏文明史的新篇章。《史記•夏本紀》說：“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從史料記載中我們能夠知曉，西周初期軍事愛國主義觀念主要是承襲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的觀點，主張用武力保衛國家，抵御外敵，鎮壓人民，發揮強大的軍事力量來維護國家的政治安穩，化解各方后盾。夏商西周三代戰爭多發、狼煙四起，事態愈發嚴重，復雜的軍事戰變與現實矛盾促使軍事愛國主義夾縫重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由稚嫩逐步走向成熟。查閱甲骨卜辭、金文、《易經》等相關史料典籍，筆者認為軍事愛國主義的內涵可以歸納如下：通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肯定了軍人與軍事存在的意義，由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特點決定了國家統一的王權觀念和愛國如家的倫理觀、天命民本合一思想。軍事愛國主義教育永恒不變的主旋律是維護奴隸主階級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對抗奴隸階級和其他奴隸主，確保夏商西周的奴隸制度得以服眾，政權統治相對穩定。

四、宗教迷信思想

夏商西周時期的貴族階級為了維護階級統治的需要，開始將宗教迷信變為他們手中最有力的精神武器。他們假托宗教迷信宣揚天命、神權為本的名義，以一種不流血的政治來奴役和壓迫人民，企圖讓廣大奴隸信服并歸順于朝廷，以達到改善階級矛盾的目的，使王朝維持長治久安的和平局面。在夏代的奴隸社會中，已經有了奴隸主的國家，有了統治一切的王。這時期的宗教已經不再是反映自然萬象的宗教而是反映奴隸社會的宗教。它名義上主宰了一切與自然、社會相關的事情，不斷阻撓廣大民眾想與至上神交流、傾訴、討論的機會，打破憧憬，把他們限制在專門祀神的人手里，不得反抗，不得言說。這種專門祀神的人被稱為“巫”或“祝”，他們受“巫”“祝”首領王的指揮與擺布。這樣，王就能夠假借至上神的旨意宣告天下，肆意壓迫、剝削和奴役廣大民眾，造成了民不聊生、生靈涂炭的慘烈局面。商朝的奴隸主貴族對宗教迷信的道義更為執著，他們對外宣稱上帝就是自己的祖先，他們深受上帝的保佑與愛護，他們的言行舉止，著裝配飾，特別是與國家和王決策的重大事宜，都必須向他們的上帝請示并祈求保佑，而祈求的唯一方式是占卜。《禮記•表記》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龜而后禮。”意思是殷人尊崇鬼神，領導人民侍奉鬼神，重鬼神而輕視禮儀。因此，奴隸們的所作所為，必須先經過占卜得到上帝的允許才可以施行，這與外國的宗教學說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商代的宗教思想占主導地位，它是鞏固奴隸主階級利益的有利的精神武器。西周時期的統治者繼承了殷人的上帝崇拜和天命迷信的舊有觀念。如《多方》分析了夏朝滅亡的原因，認為周的興起與當年殷商情況一樣，上天為民求主，天降大任于成湯，使為民主。接著分析了周能在眾多諸侯國中稱雄是因為周王善于順從民眾，能用明德，善待神、天。“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等，都是打著占卜的噱頭極力把君權神圣化、夸大化。西周統治階級利用祖先崇拜來維護其自身利益，與當前殷商統治在本質上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借用上帝之口來鞏固統治階級的利益，剝削農民。

總之，上述所提到的四種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唯一目的是為了維護夏商西周時期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和利益。在教育內容上，雖然推崇德治，但仍以宣揚君王的德行為主，并未將德治思想予以實踐；禮樂制度的變革主要還是調整和約束奴隸階層的行為規范，嚴格控制其思想、行為；軍事愛國主義思想意圖是為了穩固人心，侵犯、攻擊其他奴隸主的領地，拓展自己的疆土；而宗教迷信教育則是假托于至上神的名義為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罩上了一層蠱惑人心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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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楚坤 單位：順德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