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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入21世紀的今天,審視這些學科建設的努力,以總結經驗教訓,對于促進當代文學批評的學科建設無疑是很有意義的。本文擬通過對《文學批評學》(修訂本)一書(李國華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此書系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教委重點教材)的個案分析談談自己對文學批評學科建設的一得之見。李國華教授長期在高校執教,數十年來一直從事文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從1989年春他受當時形勢的感召開始在河北大學中文系為高年級學生開設“文學批評學”選修課,敏銳地將研究視線轉向了文學批評學,對文學批評活動進行了長期孜孜不倦的深入鉆研。其《文學批評學》就是多年深入思考、潛心研究,厚積薄發的成果。眾所周知,在80年代以前,文學批評研究在國內一直處于自發、遲滯的狀態中。缺乏自覺的學科意識,批評和理論長期被視為文學創作和社會政治文化的附庸,當然也就談不上大規模的、自覺的學科建設,甚至沒有出版過一部關于“文學批評學”’的教材、專著。

直到改革開放后,學界才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于是1988年3月在武漢舉行了“首屆文學批評學研討會”,會上許多學者經過認真、熱烈的討論,結果“基本贊同創立文學批評學的構想”。隨之,出現了一批嘗試建構文學批評學體系的專著和教材,如唐正序所著《文學批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陳晉所著《文學的批評世界》(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王先霈、范明華所著《文學評論教程》(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黃展人主編的《文藝批評學》(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潘凱雄等人所著《文學批評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張榮翼所著《文學批評學論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李國華教授雖在文學批評學教學和研究方面起步甚早,但其《文學批評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出版卻如他所說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我想,個中原因可能是李先生一貫嚴謹、認真,對其所研究的命題不愿輕易下結論,非經反復顛撲確信其說經得住推敲不可。這對于當前學界學風浮躁,學理疲軟,許多青年后學信口雌黃、急功近利的“時尚’不啻是一種鞭策。即使不論《文學批評學》的成就,單是這種治學精神其意義就極為重大。

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呼吁重建學術人格,倡導凈化學術空氣。特別是南京大學十多位中青年學者聯名呼吁“以德治學”,旨在抵制學術腐敗,倡導優良學風。在這方面李國華教授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作為傳統治學精神的一位積極、執著的實踐者,他的學術研究本身就是這種說法的范例。由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我曾多次拜讀李國華教授的《文學批評學》一書,嘆服于其厚重扎實,該書所體現出的這種治學精神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我認為在當前市場大潮奔涌,文學批評魚龍混雜,文學批評學學科建設方興未艾的文化語境中提倡這種治學精神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它本身就是文學批評學建設的一個非常內在的、不可須臾忽略的方面。否則,文學批評學的學理性、科學性又何嘗不是一句空話。正是由于《文學批評學》一書是反復顛撲的結晶,該書在文學批評學體系建設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我看來,它為當前文學批評學的學科建設提供了許多啟示。

第一,高度自覺的學科意識。

任何一門科學的成熟、發展固然有多方面的條件,但高度自覺的學科意識無疑是其靈魂,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李國華教授曾多次呼吁重視文學批評學的學科獨立性,堅決反對學界流行的將文學批評學與文學理論混同,自覺不自覺地把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學視作文學理論附庸的陳見?！段膶W批評學》一書自始至終鮮明地表現出了這種高度自覺的學科意識。該書主張作為文藝學三大分支學科之一的文學批評,其一端聯接著文學理論,另一端聯接著文學實踐,在整個文藝學系統中“占有特殊位置”,斷不可與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混為一談。該書強調指出:“文學批評學的研究對象并非一般的文學活動,而是作為文學活動組成部分的文學批評活動系統”,從而明確地將從研究對象上將文學批評學與文學理論區別了開來。書中列專章集中分析了文學批評特殊的內在機制,力求把握文學批評的特殊本質,通過對文學批評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特殊的思維方式、特殊的主客體關系、特殊的精神生產本質的深入闡析,得出了“文學批評是把美學批評和社會批評融為一體的藝術性科學”的結論。在文學批評功能問題上,該書也一反傳統的“工具”說、“判斷”說、“闡釋”說等,主張文學批評作為文學活動系統中的“自我批評”,其功能主要是對文學活動系統中各種關系進行自我調節,以促進整個系統正常協調地運轉。書中還以兩章篇幅深入探析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揭示文學批評的發展規律。高度自覺的學科意識、對文學批評自身特殊性的強調就像一條紅線貫穿全書始終。這種思路對追求對于當前文學批評學學科建設乃是一種積極的啟示。如果沿著李國華教授的這種思路走下去,在文學批評學學科體系的建設中突出這種追求,無疑將會極大地促進我國今后的文學批評研究。

第二,冷靜、平和、公允的學術研究態度和開放的學術胸懷。

李國華教授頗具傳統學者的樸學之風。其《文學批評學》一書視野開闊,廣取博收,每一立論都是在對以往關于相關命題的各種傳統見解、學說的認真梳理和辨析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其論析也精,其觀點也信。整部書宛如經過反復濃縮的奶酪一樣給人厚重、質實之感。如“標準論”一編即認真梳理了從孔子到,從柏拉圖到西方現代主義等古今中外各家各派關于文學批評標準的種種說法,在反復推斷剖析的基礎上將文學批評標準的基本特性歸結為“審美性和功利性的統一”、“穩定性與可變性的統一”、“普遍性與具體性的統一”。因此通觀全書可以強烈感受到一種冷靜、平和、客觀、公允的學術研究態度。這種學術研究態度對于剛剛邁入新世紀,急于克服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的混亂、喧囂、偏激、自失的積弊,反躬自省,以求全面深入地總結自身的文學批評學科建設來說尤顯可貴。正如狄其驄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所說:“80年代的文學批評由于沉醉在突破傳統和標新立異的亢奮中,混亂就是新秩序,問題就是新進展,一切都被亢奮的激情所遮蔽、所美化。

當亢奮消失的90年代來臨,文學批評突然困頓和迷惘起來”,基于這種困厄,李國華教授的《文學批評學》一書力圖在“新時期文學批評大發展的無序中尋求批評的秩序,在流派林立的批評實踐中探索共同的基本原則,對文學批評發展中所提出的新問題做理論上的調整和處理”(狄其驄語)。建設性的學術研究、尋找秩序的艱難建構當然不能憑借偏激奇談、聳人怪論達成,不能靠嘩眾取寵實現,只有靠堅持真理、抱誠守真的純學術態度、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去完就。該書并沒有為樹立一家之言而打倒一片,并沒有厚此薄彼,而是廣泛吸納了古往今來關于文學批評的一切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既不盲目趨新,狂熱追潮,也不一味守舊,固步自封,而是兼容并包,冷靜辨析,有所汲取,有所拒斥,有所繼承,有所批判,從而使其結論建基在無比博大深沉的學術歷史積淀的地層中,表現出了應有的開放的學術氣度。這種氣度和胸懷對于從門戶林立、互相拒斥走向多元互補、對話整合的當代文藝學研究來說無疑是值得大力倡導的。

第三,強烈的務實精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理論都必須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必須能及時總結實踐經驗,站在現實和實踐的潮頭因勢利導指引實踐,必須有益于實踐,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文學批評學由于其鮮明的當代性氣質,尤應注重理論應用的實踐性,李國華教授的《文學批評學》一書表現出了自覺、強烈的務實精神。在該書緒論中李國華教授明確宣稱:文學批評學“基本上是一門實踐性的‘應用理論’”,“如果把文學批評稱作應用技術,文學批評學就是它的應用理論了,文學理論則是它的基礎理論?！庇绕涫窃趪鴥任膶W批評學建設還處在起步階段,文學批評實踐技能作為面向21世紀高等教育人才素質養成的一個重要方面亟待加強的情況下,文學批評的學科建設更應高度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突出技能培養。

一方面固然要系統地闡述文學批評學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更應注意將批評技能培養落到實處,增強可操作性,切實做到使學生能將所學理論與批評實踐、評論寫作有機結合,將理論學養轉化為能力,內化為素質。而國內90年代出版的文學批評學教材、專著大多過于偏重知識灌輸、理論闡析,而對批評技能、寫作技法的訓練培養明顯不足,理論與實踐相對脫節。這樣一來,文學批評學的教學目標就往往難以實現,培養學生分析文藝現象,撰寫文學評論文章的能力也就往往會成為一句空話。針對這種情況,李國華教授在該書的寫作和修改中“力求使本書更加科學化,更加符合教學要求”,書中專設一編“寫作論”,詳細闡述“文學批評的寫作程序’、“文學批評的寫作原理”、“文學批評家的修養”,努力做到學以致用。這種思路完全符合當前素質教育的大趨勢,對于我國今后文學批評學學科建設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