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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學實驗室與心理學會

心理學實驗室對于心理學系具有重要意義，它是科學研究和學生培養的重要基礎設施。西南聯大心理學組在艱難的歷史時期還是建立了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心理學實驗室所在的教室目前被作為西南聯大舊址保留下來，成為目前西南聯大唯一的建筑。據張世富回憶，這間教室的一半是一個小教室，另外一半是心理學實驗室。同時這里也是哲學心理學系心理學組的辦公場所。［2］周先庚個人檔案資料中收藏著他于1938年7月間在蒙自分校時手繪的心理學實驗室平面設計圖（見圖1）。心理學實驗室的實驗儀器都是輾轉千里從清華大學心理學系運來的。該心理學實驗室不僅供本系學生使用，而且還曾多次供其他學校心理學專業學生的參觀學習，增進了學生對心理學實驗研究的理解。如1943年秋周先庚曾執教當時昆明昆華師范學校的教育心理學，他于當年12月10日帶領該校三十七、八班的學生參觀了該實驗室，學生們被多件實驗儀器所吸引，深刻理解了做教師應該以科學的方法去了解學生心理的重要性。［3］1944年再次聯系昆師學生前來參觀之前，周先庚專門通知敦福堂、曹日昌、張世富、宋寶光、蔡孔德、魏鋹、洪世廉等五人親臨現場給學生們進行講解和演示。實驗室的建立反映了當時以周先庚為代表的教師們對心理學自然科學性質的認同，同時也對當時心理學專業學生的培養和訓練突出了科學傾向性。周先庚1926—1930年在斯坦福大學實驗心理學家沃特邁爾斯（WalterR.Miles）指導下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受到過實驗心理學的專業訓練，并且擅長心理學實驗儀器的研制和開發。任教清華之后，周先庚與1926級心理學系學生牟乃祚合作編寫了《初級心理實驗》作為心理學實驗手冊，共收錄46個實驗，編寫過程中參考了大量國外心理學實驗手冊或相關著作。1932年該手冊由清華大學心理學系鉛印出版供學生們使用，這是目前所知國內最早編著的心理學實驗手冊。這個實驗手冊在西南聯大期間也被學生們一直參考使用。目前在周先庚檔案資料中保存著劉民婉、曾本準、彭瑞祥、蔡劼等人大量的高級心理實驗課程的實驗報告以及一些實驗心理學讀書報告。從這些實驗報告和讀書報告可以看得出當時學生們在心理學實驗技術與方法方面的訓練是嚴格而專業的。當時都是學生們相互之間輪換著做主試和被試，由于當時心理學組的學生人數很少，不夠主試和被試的分配，周先庚就自己做主試，學生做被試，幫助他們完成實驗的流程。1941年3月7日，蔡劼在“對于顏色的美感和嗜好”的實驗報告中寫道：“我們的實驗不在乎精確結果之獲得，而在方法之訓練，以便將來嘗試于這方面的實驗及嫻熟的應用方法，覓取各種色覺正確的結果。”［5］這種實驗心理學的訓練和培養，一方面對西南聯大期間心理學學科建設朝著科學方向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對其中一些學生后來走上心理學研究道路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西南聯大哲學心理學系的心理學組師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依然對心理學保持著較高的學術追求，組織成立了一個聯大心理學會，維系著師生們對心理學的熱情。1942年度心理學會共由周先庚、敦福堂、曹日昌、鄭丕留四位教師、李家治、倪佩蘭兩名畢業生以及19名各個年級的本科生參加。心理學會召開一些座談會或演講會，邀請一些老師進行演講，如樊際昌曾經進行過一場以“思想與言論方面的心理問題”為主題的演講。該心理學會還擔負著迎新生、送畢業生的責任。這個組織的運行費用由教師和學生們繳納的會費支出，如果是迎新生、送畢業生，所需費用則再由教師和部分學生另行捐贈，如1944年度送畢業生時，周先庚捐贈200元、敦福堂100元、曹日昌100元、王啟文100元、蔡孔德100元、魏鋹100元。有時候該心理學會還接受其他方面的捐贈，如范準在1943年度捐了200元①，他是西南聯大教師，1940年度電機工程系畢業生，因為范準有一些個人心理困擾，經常向周先庚請教一些心理學的知識和問題。

二、心理學組的學生培養

（一）課程設置心理學組的課程設置是相對系統、完整的。開設的專業必修課程有普通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心理測驗、社會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工業心理學、比較心理學、應用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原名“變態心理與精神衛生”）、生理心理學、理論心理學等12門，總計50至63學分。另外還曾開設兒童心理學、人類心理學專題研究、初級心理實驗、心理生物學、高級實驗心理學、心理問題、比較心理實驗、心理衛生、青年心理學、人格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實驗、診斷心理學等12門專業必修課程，由于這些課程的開設并不穩定，曾各自開設過一兩次，故未計入必修課程學分的總數之中。［6］135開設過的專業選修課有動物心理學、比較心理學研究、高級比較心理學、心理學史、高級心理實驗、學習心理學、比較心理學實驗等7門。從這些課程來看，其中實驗類的課程多達5門，反映出當時心理學組充分利用心理學實驗室，培養學生們在實驗方面的專業素養，也反映出以清華大學心理學為班底的西南聯大心理學組對心理學實驗方法的側重和強調。另外，從目前保留的一些資料來看，心理學組的一些課程對學生的考核要求是比較高的。例如，趙婉和講授過的“心理衛生”課程，列出了幾個題目，要求學生們觀察身邊具體人物的個人心理狀況與環境的相互影響：“①描寫一個你所知道的‘內心沖突’的人，他所常用的是哪種順應方式？應用這種順應方式曾否產生過流弊？②描寫你所知道的四個人：一個是自身抵抗力弱而環境壓迫力小的，一個是自身抵抗力弱而環境壓迫力強的，一個是自身抵抗力強而環境壓迫力強的，一個是自身抵抗力強而環境壓迫力小的，哪一個人的心理比較最容易健康？哪一個人心理比較最容易失常？”［7］另外，學生學期末還要提交學期論文。例如，研究生宋寶光提交的學期論文為《愉快的生活是如何獲得的：改造一個有自卑感的女生的經過》，該文詳細記述了一個中學教師改造一個心理有疾病的女學生經過的個案研究。［8］其中對女學生的家庭環境、精神狀態以及教師通過這名女學生的作文發現其重年經驗中創傷性經歷都有著細致的描寫，可以明顯地看到該案例中有著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取向，這與任課教師趙婉和于1934年從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后曾跟隨萊曼和戴秉衡在北平協和醫學院接受過精神分析的訓練有著密切的聯系。［9］她還進行過兒童行為指導心理治療工作，前后長達六年，也曾在北平精神病院從事過兩年的心理衛生工作，在協和護士學校兼職教授過三年級護士應用心理學，在北京大學兼職兩年，講授過普通心理、兒童心理、青年心理和心理衛生等課程［10］，因此她有著非常豐富的教學和臨床實踐經驗。

（二）學生名錄及畢業論文心理學組自1938年秋開始招本科生，一部分生源是因其他大學內遷（如北京師范大學）而肄業的學生，一部分是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未滿學業的學生。前者屬于西南聯大的學生，后者仍屬于清華大學學生。當時每年招錄的學生很少，基本上是學生人數比教師的人數還少。同時，學生來源以及系別的轉入比較復雜，以下表1為西南聯大心理學組歷年畢業生名錄及其畢業論文情況。另外還有一批曾在心理學組就讀過，但最后因各種原因未能從心理學組畢業的學生，包括林蒲美、侯紹邦、李春輝、李德禮、李應智、王隸容、馬啟勛、吳仁壽、楊琎熙、饒健等十人。從整體來看，當時學生的流動性是相當大的，畢竟是戰時臨時組建的大學，以接收其他許多大學未能完成學業的學生為主。學生生源的流動性既體現在校際間的流動，也體現在當時在其他學校學習過心理學、教育學專業的學生紛紛轉入西南聯大心理學組。還有校內生源的流動，有一些其他專業，如外語系、電機系、航空工程系等的學生在二、三年級時會轉入哲心系心理學組。當時學生需要修夠學分才能畢業，他們在以前院系的考試科目達到及格標準可以計算學分，否則不能計入學業成績。心理學組的部分學生因未能修滿學分而留級或未能畢業。從心理學組學生畢業論文的類型來看，包括研究（8篇）、翻譯（9篇）、實驗（3篇）、統計（1篇）四類。有些年度則因為情況特殊，畢業生免于做畢業論文。這些畢業論文其中尤以實驗類文章的科研水平為最高，這些純學術性的基礎研究，能夠站在當時心理學的前沿，探索著未知的心理學知識。同時，這些純學術性研究是當時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即滲透著抗日精神。田汝康的學位論文即為例證之一。1940年7月，田汝康從西南聯大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并獲得優秀畢業生稱號，其畢業論文是在周先庚指導下完成的一項實驗研究，題目為TheabilitytojudgesexfromChineseandEnglishhandwriting（從漢文和英文筆跡評判男女性別的能力），該論文討論到，自從國外關于筆跡的理論提出之后，相繼很多研究探索有哪些筆跡特征可以區分出來，例如筆跡和誠實與否的關聯，但是后來也出現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田汝康則選擇了筆跡書寫者性別的判別為研究主題，并評述了當時西方心理學界多項以英文筆跡判斷性別的實證性研究。田汝康選擇了男女大學生各12名，分別用毛筆、鋼筆、鉛筆書寫了12個漢字的一句話，另外還讓一些大學生用鋼筆書寫了一句英文，總共96句中英文的句子，分成四組作為實驗材料，讓150名（男、女生各半）被試對這些材料書寫者的性別進行判斷。其結果發現，男生、女生所做的書寫者性別的判斷在正確率上沒有差異，男生的判斷正確率僅比女生好那么一點點。田汝康還發現，英文筆跡的性別判斷的正確率要好于對漢字筆跡的判斷，他認為，這是由于中國人寫漢字愛模仿書法家，從而導致漢字筆跡的性別判斷不容易準確，而英文書寫中不存在模仿書法作品筆跡的情況。由此文可以看出，田汝康在周先庚的指導下受到了嚴格的心理學訓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開展這項研究的時候，田汝康并沒有忘記身邊抗戰的硝煙，他給被試提供的12個漢字的書寫材料為“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13］，這是浸透著抗戰熱情的純學術研究！在該手稿正式封面上的英文標題后面列有一個羅馬數字“Ⅰ”，顯然，田汝康在當時有可能計劃開展一系列相關的研究。［14］在心理學組畢業生的論文中，另外一篇研究價值較高的是周先庚與敦福堂共同指導王啟文完成的《漢字俗字之心理的分析》。心理學組的學生能夠關注到漢字的心理學研究與行政負責人周先庚早年在美國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開展過系統的漢字心理的實驗研究有著內在的關聯性。中國文字在演變過程中遵循著由繁而簡的原則，同時在近代的字匯、辭典之中往往會出現一個漢字多種寫法的情況，這是本為同一個字，卻又另作他字來代替的現象。由篆變隸是化繁為簡，而俗字簡寫的多種寫法，不啻由簡而繁。這顯然與學習效率經濟性原則相沖突。王啟文首先對六部字典進行比對，篩選出513個俗字和簡寫字作為研究材料，從文字學的角度將這些俗字或簡寫字的產生來源進行了分類。王啟文指出，俗字的產生不完全是文字學上的問題，而心理因素實際上居重要地位，而心理因素包括字形本身影響以及學習者對于字形的辨識。同時，劉廷芳、周先庚、敦福堂漢字心理方面研究表明漢字字形具有格式塔特征，俗字的產生同樣與這種格式塔特征相關聯。王啟文總結道：“俗字產生之心理因素，一為記憶模糊產生之結果，一為簡易化之心理的要求。記憶模糊不清則產生筆畫比例改變，筆畫脫落，形位改變，類化作用及造形傾向之表現。簡易化趨勢則為，改變字中筆畫含混之畫數，變為簡潔易書之畫數，或省略字形之一部分，或保存字大概輪廓，改寫為簡易之畫數，或以同音畫數較少之字代替畫數較多之字，或保存字之意義改成畫數簡單之會意字，或采用草書而改成正楷。因此種種之因素于正字之外衍成俗字及簡寫字。”［15］這篇畢業論文在工作量方面無疑是很大的，作者將《辭源》上的9969個漢字都做成卡片，注明部首、集部、筆畫數以供查對，又從其他五部字典中查出《辭源》未收錄的1576個漢字，從這些漢字中選出六部字典中都有的4186個字，再參考《康熙字典》判斷其中的一些漢字是否為俗字或簡寫字。同時又采用了格式塔心理學的觀點對俗字的產生原因進行了解釋，最后還為漢字的改革提出一些頗具參考價值的意見。

（三）研究生培養美國空軍部隊的一名畢業于威斯康辛大學心理學系的工作人員皮克（A.J.Peeke），因為視力不適合飛行員工作，同時又不想拋棄心理學專業，故赴西南聯大研究院就讀心理學研究生，經過教務長潘光旦和理學院院長吳有訓的批準辦理了正式入學手續。但因時清華大學研究院下屬的心理學研究部并未正式招生，皮克只能以特別研究生名義就讀。皮克讀研究生是半工半讀的性質，再加上課業較難，皮克僅讀了半年就退學了。1943年5月31日，周先庚呈書吳有訓院長、潘光旦教務長請求恢復清華大學研究院心理學部和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其理由包括：（1）各學系早就開始招收研究生，唯獨心理學部未恢復招生；（2）幾年來，工業心理學、變態心理學以及一般社會民族應用心理問題亟待研究解決，社會對心理學的需要很多，“問題上門，無人才擔任”實在可惜；（3）美國空軍的皮克就學只能以特別研究生的名義，名不正言不順；（4）1941年航委會計劃的心理分析研究工作因無研究生充當助手不得不撤銷；（5）心理學組的教師都致力于維持心理學專業的工作。因此，恢復心理學部并招收研究生事宜實為刻不容緩之事。同時，周先庚也希望校方能夠催孫國華、藏玉洤返回西南聯大主持系務工作，因為當時周先庚正為家庭負擔（兒子偉業患病）所累。［16］雖然心理學部的恢復工作有一些波折，但最后還是獲得了學校評議會的通過，并于當年開始招收研究生，周先庚任心理學部主任。招錄的研究生有1942年度的美國人皮克（A.J.Peeke），1943年度的彭瑞祥、王啟文，1944年度的張世富、宋寶光、范祖珠，1945年度的倪連生［17］507，但是最終能完成研究生學業的學生并不多，這是因為盡管當時社會動蕩，局勢不穩，西南聯大的研究生課業難度一點沒有降低，始終保持較高的水準。

三、心理學應用的開拓

（一）軍事心理學實踐1943年冬，周先庚經過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介紹，應邱清泉的邀請并為其籌劃創辦軍官心理測驗所。［18］此后直至1945年3、4月份，周先庚一直在與邱清泉籌劃進行軍官心理測驗，但基本上是停留在紙面上，基本上沒有開展實質性心理測驗活動。［19］1945年3月，曾在北平協和醫院與周先庚合作過的萊曼（Lyman）邀請他與莫里（Murray）合作用心理學技術為中國國民黨軍隊選拔傘兵。供職于“戰略服務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簡稱OSS）的莫里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主題統覺測驗（TAT）技術創始人。周先庚認為借助心理學、醫學和社會學等方法選拔傘兵入伍，這是學術應用于實踐的好機會，為抗日貢獻一份力量也是很光榮的事情，就答應帶領自己的學生參加這項選拔工作，并擔任測驗小組的中方負責人。5—7月，周先庚同莫里等人開始了傘兵選拔工作。周先庚作為中方負責人，邀請參加測驗工作的人員多為西南聯大心理學組的同事、研究生或畢業生，參加人員有曹日昌、范準、田汝康、馬啟偉，其中范淮是西南聯大教員，電機工程系畢業生。后來重慶國立中央衛生實驗院的丁瓚及其助手趙婉和也參加了進來。1945年7月底，莫里、萊曼等完成了傘兵選拔工作準備回國之際，受到邱清泉之邀，通過對一對中國軍官進行心理測驗以演示測驗方法和程序。當時的測驗小組成員包括莫里、萊曼、戴秉衡、陳郁立、周先庚、丁瓚、曹日昌、田汝康、黃德才、范準、馬啟偉、盧濬、趙婉和、傅愫斐、宋寶光、張世富、張紹桂等。在美國專家回國之后，周先庚又帶著林宗基、黃德才等人仿照莫里的測驗方法并加以精簡，于1945年9月17—19日、11月19—21日，1946年1月12—13日分別對五軍45師54人、96師38人、18軍118師山炮營第6營46人共計168名軍士進行了測評。［18］周先庚在主持和參加軍官心理測驗和傘兵選拔測驗的過程中，不僅完成了為軍隊和戰局服務的任務，還利用實踐機會培養了學生，在傘兵選拔心理測評期間，周先庚有時候就帶上一些心理學組的學生進行見習。他還指導學生完成了軍事心理學方面的本科生學位論文，例如孫際良的《軍官心理測驗之實施》。另外，周先庚指導田汝康和戴寅于1943年，劉民婉于1944年翻譯了波林（E.G.Boring）和瓦特（M.Water）主編的PsychologyfortheFightingMan（《戰士心理學》），后來部分內容以《戰斗員所應知道的心理學》為題發表在天津《民國日報》上，總共連載了70期。這反映出周先庚雖然在那個特殊時期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心理學的實踐工作上，也依然把精力用在培養學生的工作上，尤其是利用實踐的機會，在滿足實踐需要、社會需要的同時積極培養學生。［19］在傘兵測驗期間，周先庚和幾位各有研究專長的心理學家聚集在昆明共事，周先庚很希望這些學者能夠在西南聯大任教，開展一些教學活動。例如他曾由馮友蘭向西南聯大校方轉交一信函，希望能夠聘請戴秉衡和丁瓚到校任教，并獲得了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三位校長簽章的信件，希望周先庚能“代為函約”［20］。另外，趙婉和于1945年下半年受聘在西南聯大開設了《心理衛生》課程。

（二）心理服務社與青年問題顧問處抗戰爆發前后，周先庚收到了美國舊金山市“心理中心社”寄送的多份宣傳資料。該社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其目的在介紹科學心理學之事實與原理，特別注意其在個人與社會生活中之實際應用。其服務內容涉及：普通談話服務類（家庭關系，性與婚姻問題，懼怕，煩惱，憂愁，飲酒問題，其他個人困難問題）、職業指導服務（職業與教育測驗及指導）、父母子女問題（嬰兒、兒童與青年行為問題，愚蠢、遲鈍兒童問題）、診斷補救教學（閱讀指導，寫字，算術困難）等方面。受此激發，在1938年至1940年兩個學年中，周先庚在西南聯大應用心理學班上與同學們討論這些傳單內容，當時就計劃在昆明開展這項工作，并且考慮到中國實際情形，改擬了實施方案。但是后來因課業繁忙未能實行。1939年間，周先庚組織了昆明心理學界的同仁每月在大西門內文林堂舉行非正式的心理學座談會，以輪流聚餐形式進行。該座談會是周先庚夢想中的心理服務社的前身，陸續舉行到1944年。1944年，云南省立昆華師范學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心理學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哲學心理系心理學組，以及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心理學部合作正式成立了心理服務社。呼吁社會人士如有心理詢問當盡誠解答，互相研究，并希望以此來奠定現代國家一種新事業之基礎。在中國社會中，這類組織是否必要？興辦起來，有何困難？服務人員需要什么資格、態度與訓練？最需要這種服務的，是些什么樣的人？哪一類最多？周先庚還以“心理服務社之商榷”為題就上述問題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21］這項工作雖然經常被周先庚鼓動宣傳，而且當時人人都覺得需要，但是限于財力與人力，雖有其名，但并未真正開展相關的心理服務工作。1945年，文林堂牧師張紹桂和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倪中方熱心推動，聯合周先庚決定在文林堂成立一個機構組織，舉辦社會服務工作。自1945年1月8日起，周先庚先后組織了五次籌備會，這一機構才正式成立。因這項工作以青年學生為主要對象，先后約定西南聯大體育主任馬約翰、訓導長查良釗，教育系主任陳雪屏，理化系主任許湞陽，社會系主任潘光旦，及教育系教授胡毅、陳友松，共同交換意見，討論籌備創辦“青年問題顧問處”，這是周先庚心目中“心理服務社”具體服務實施的開端。顧問處所涉及的領域包括心理（周先庚）、娛樂（許湞陽）、健康（馬約翰）、求學（胡毅）、職業（倪中方）、交友（張紹桂）、留學（陳友松）、婚姻（陳雪屏）、信仰（查良釗）、家庭（潘光旦）等。該顧問處自1945年3月5日至6月13日共開展了十周工作，曾前往顧問處請求顧問并進行登記的共57人，96人次。［22-23］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的心理學者和教育者積極開展青年指導實踐工作的情況。除了上述開展心理服務的組織機構的努力之外，周先庚還到各機關開展心理學講座，傳播心理學知識，推動心理學在社會上的應用。1943年5月11日、6月6日，周先庚應邀前往云南省警務處警察訓練所做了“供詞心理：說謊偵查器使用法”的演講。8月3日，又在綏靖公署及憲兵查緝隊警察局偵察隊圓通公園警訓所做了同樣內容的演講。9月17日，周先庚經由國民政府軍委會駐滇干部訓練團政治部第一科科長余堅介紹與主任周泳南會面，并在該訓練團上做了一次“心理學與軍事”的演講。10月，周先庚又在昆明農校美空軍第一招待所、軍委會戰地服務團譯員訓練班上做了同一主題的演講。1944年2—3月，經由樊際昌舉薦，周先庚在昆明軍事委員會譯員訓練班上開始授課，從第一期到第六期為學員講授了日用英語、作文、筆譯等內容。1945年4月10—13日，周先庚為軍委會駐滇干訓團黨務干部訓練團做了“群眾心理”的主題報告。1945年12月27日起，周先庚經由西南聯大教育系陳雪屏介紹，接受了云南省地方行政訓練團主任教官張克定聘請任“社會心理”講師，為該團第十七期國民黨黨員干部訓練班做了“人事心理”的演講，此后于1946年1月10日、17日分別做了“群眾心理”和“領導心理”兩次演講。1946年3—5月被第十九期訓練班聘為“教育心理”和“應用心理學”講師。另外，周先庚還為昆明廣播臺撰寫科普性稿件，分別于5月17日、7月5日播出了《催眠術之歷史與性質》和《被催眠會不會做出不道德的行為？》兩篇廣播稿。

（三）心理學在工商管理上的應用1935年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時期，周先庚就曾與陳立、陳漢標等人一起開展過工業心理學的研究，并于1936年同陳漢標發表了《中國工業心理學之興起》的長文，積極推動心理學在工商業中的應用。在西南聯大期間，周先庚讓學生張世富在平綏鐵路南口機廠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了《工廠建議制度》的畢業論文。另一方面，他還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了《心理學與人事管理》《交通與工業安全問題》《工商心理漫談》等文章呼吁心理學在工商管理方面上運用。1942年底，周先庚到昆明中央電工器材廠參觀考察，尋求合作和開展工業心理學應用的機會。該廠總經理希望西南聯大能夠代為訓練人事工作方面的人才。周先庚經過與校方商議，社會學系和心理學系可以開辦一個訓練班進行人才的培養，還可以先由一些同事、學生進行一些實習性的研究實驗，具體包括：建議制度的建立；人事糾紛的調節組織機構；人與事、工與職的考察調整；精神動力的產生；研究成果的宣傳和發表；人事部的行政機構試驗等。周先庚提出，“一切（以）廠內迫切問題迅速解決為目標，絕非空洞不切實際之學校式學科所可以比擬”［24］，同時還委派學生戴寅到該廠進行實地考察。1943年4月2日至8月13日，周先庚舉辦了工業心理學講習班，共20講，每周五下午3時至5時進行討論，指導研究，晚上6時至8時進行講授和討論。這種身體力行的實踐精神在當時戰爭陰霾之下尤為可貴。

四、簡評

西南聯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跡，在艱難的時局之下，保留與傳承著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這樣的奇跡也體現在西南聯大時期的心理學學科方面。心理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受到了極大的阻礙，但是這種阻礙并沒有徹底截斷其血脈，這種血脈在重慶、昆明這樣的大后方得到了傳承。一批執守在西南聯大哲學心理學系心理學組的師生，在周先庚的領導下完成了心理學學科力量在抗戰時期的組織、建設和發展，無論是在國際心理學合作與交流的層面，還是在國內心理學人才的培養方面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國際心理學交流與合作方面，以抗日傘兵突擊隊選拔心理測評為契機，周先庚與莫里、萊曼、陳郁立等西方心理學家展開了一次服務于抗日的軍事心理學合作，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周先庚為負責人的中方測評小組中的多位成員最后考取了出國留學或進修的名額，并在莫里、萊曼協助下赴美訪學或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如丁瓚、范準、趙婉和、馬啟偉。曹日昌和田汝康則考取心理學留學生名額遠赴歐洲留學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田汝康后來改學人類學）。同時因為周先庚也是抗日戰爭期間唯一在冊的美國心理學會會員，在昆明美軍基地服役的心理學者格里恩（W.D.Glenn，Jr.）因退役即將離開中國之前，也曾慕名前去拜訪，并將許多心理學書籍和資料贈予周先庚。周先庚利用能夠獲得美國心理學界信息的優勢，經常將心理學最新的資料和信息，帶到課堂上與學生進行討論和交流。1947—1948年，周先庚赴美訪學期間與上述學者在美國都有過互動。抗戰八年期間，因為戰爭的影響，中國心理學留學生派出和回國的人數都到了低點，東西方心理學的交流和互動幾近中斷。而在抗戰末期，西南聯大心理學組則成為當時東西方心理學交流和互動的一個中心，這種交流和互動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心理學組雖然是西南聯大時期的一個較小的系科，但它的發展一點也不遜色于其他系科，依然發揮著其學科特點優勢，培養了具有實踐精神的心理學專業人才隊伍。心理學組一方面堅持正常的教學和學生培養，同時還積極投身到社會實踐中，開展軍事心理學實踐，心理服務社的籌劃以及青年問題顧問的活動，周先庚還充分利用各種機會向大眾普及心理學知識，這些都是具有開創性的心理學實踐活動。西南聯大時期心理學組從課程設置到學生培養，再到心理學實踐活動的開展，既帶有心理學實驗性傾向，又帶有面向社會、面向大眾的實踐性服務活動。實驗心理學是心理學學科發展的基石，心理學的應用和普及又是心理學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說西南聯大心理學組在中國心理學發展歷程上留下了遺產的話，那就是對心理學的實驗取向以及心理學應用性的堅守。尤其要指出的是，其中多位西南聯大的心理學畢業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乃至改革開放之后，都為心理學事業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如林宗基、范祖珠、張世富、李宗渠、李家治、彭瑞祥等人，西南聯大時期心理學系科發展的特點在他們的一些研究中均有所體現。

西南聯大不僅在心理學人才培養方面具有重要的傳承作用，在心理學的物質文化傳承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心理學儀器、圖書資料的保存和使用。抗戰爆發前，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在實驗儀器的購置以及實驗室的建設方面花費巨大。內遷時心理學實驗儀器輾轉運抵昆明后雖然有相當的損耗，但依然成為當時實驗室建設的基礎。戰后復員時這些儀器運回了清華大學，經修繕之后再度運用于教學與研究之中。西南聯大哲心系時期心理學圖書資料得到了較好的保存和使用，并且還有少量英文圖書資料的添置。在周先庚檔案資料中保存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學系書籍簿”一冊、“圖書登記出借簿”兩冊，前者詳細記載著心理學期刊、圖書的基本情況，后者詳細記錄了當時心理學組師生的出借、歸還圖書資料的情況，字里行間浸透著心理學師生刻苦學習的讀書精神。這些心理學圖書在復員后運回了清華大學再次在心理學教學與研究中發揮作用。

作者：李艷麗 閻書昌 單位：石家莊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教育系 河北師范大學 心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