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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理論與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同為當代社會文化心理學的重要思想來源。兩人在學術上曾有過長期的合作，但是在方法論來源、研究對象和心理發展觀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兩種理論可以在中介范疇下整合成為新的文化歷史—活動理論。

［關鍵詞］文化—歷史理論；活動理論；比較；整合

進入21世紀，社會文化理論日益成為心理學領域中一種頗具影響力的研究取向。社會文化理論關注人類心理與其文化背景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建構的關系，強調將人類的心理與行為看作是特定文化背景的產物，突出人類心理的文化差異性，反對實證主義對心理作出的普適性假設。同時，社會文化理論主張人類心理的發展實質是個體通過不斷地參與所屬文化社群的活動，掌握該文化社群特有符號工具的過程。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存在著符號論與活動論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前者以英美學者為代表，奉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理論（Culture-HistoryTheory）為圭臬，后者以歐洲大陸學者為代表，將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作為主要的思想來源〔1〕。加強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兩種不同理論之間的對話，可以進一步厘清社會文化理論研究中符號論取向與活動論取向的關系，并有可能在超越文化—歷史理論和活動理論局限性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心理學理論。

一、維果茨基與列昂節夫的學術關系

（一）莫斯科時期的合作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維果茨基與列昂節夫共同創建了文化—歷史理論。這一時期，維果茨基主要負責基本理論原則和方法論的構思，列昂節夫則通過實證研究來檢驗它們的正確性。維果茨基在著作《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史》中，首次提出將馬克思有關個人掌握社會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決定其意識發展的理論運用于具體的心理學研究領域，確立了文化—歷史理論的核心原理：由于有具有文化意義的符號作為中介，人類的高級心理機能才不是人的自然屬性的直接延伸，而成為個體掌握社會經驗的產物〔2〕。根據這條原理，維果茨基進一步提出了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兩個重要假設：第一，高級心理機能的間接性假設（中介假設）；第二，內部智慧起源于外部活動，然后才轉移到內部，成為人的內部心理結構的假設（內化假設）。維果茨基的理論構想得到了列昂節夫的贊同和支持。列昂節夫通過對不同年齡段兒童直接記憶與間接記憶的研究，證明了在個體心理發展中存在著從直接記憶向間接記憶轉化的現象，而這種發展的實質是個體由心理外工具輔助識記向心理工具輔助識記的過渡，最終實現完全通過心理工具的中介進行識記〔3〕。

（二）哈爾科夫時期的分歧

20世紀30年代，維果茨基科研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兩股力量的影響。一方面，蘇聯國內的政治氣候越來越不利于他進行相應的心理學研究。1931年，莫斯科國立心理學研究所展開了對反射學、反應學和文化—歷史理論的批判。維果茨基對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學以及認知發展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的興趣被斥責為“反馬克思主義”和“唯心論”。1936年，蘇聯政府頒布對兒童學的禁令。維果茨基作為兒童學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作成為無人敢問津的禁區。另一方面，維果茨基學派內部在理論上的分歧也逐漸顯露出來。1932年，列昂節夫離開莫斯科前往烏克蘭首府哈爾科夫，建立新的心理學研究中心，并由此走向了一條與維果茨基不同的學術道路。按照列昂節夫自己的說法，哈爾科夫時期是對“過去工作的重新評估和獨立地解決心理學基本問題的開始……在這一時期，開展了一系列與新的活動理論相關的實驗研究”〔4〕。列昂節夫放棄了符號作為心理發展中介的觀點，轉而強調兒童意識的發展史是由兒童和他的社會生活環境之間的現實關系決定的，研究重點則集中于外部活動是如何轉變為內部的心理功能上〔5〕。1940年，列昂節夫撰寫了《活動的分析》《心理生活的基本過程》兩篇手稿，初步闡述了活動理論的基本觀點。《活動的分析》從意識的發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對人類活動的發生史做出心理學的分析；《心理生活的基本過程》則討論了活動、動作和操作及其與心理機能之間的相互關系。對這兩篇手稿的內容進行細致閱讀，我們就會發現列昂節夫晚年在《活動意識個性》中闡述的理論思想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成型了〔6〕。那么，列昂節夫為何放棄了文化—歷史理論而轉向活動理論呢？列昂節夫在前往哈爾科夫的前夕曾寫給維果茨基一封信，在信中他詳細闡述了與維果茨基之間的分歧：“你（維果茨基）自己想想，現在我們在思想意識上作為一個緊密聯系的小組正在經受著巨大的危機……主要的是不能理解文化心理學及其道路和前景……這里必須明確提出原則性的問題——勞動的地位，然后是發展的中介問題。最主要的是個性作為心理發展的主體即心理發展的積極性問題，個性心理的文化問題和由此產生的研究方向問題。”〔7〕活動理論的重要成員加里培林認為，列昂節夫“很早就認識到了維果茨基理論中的矛盾……這種矛盾體現在兒童思維活動的自發形式與社會給予兒童的思維活動形式之間的對立，兒童在生活中自發形成的日常概念與通過學習獲得的科學概念之間的對立”〔8〕。雅羅舍夫斯基認為，受到魯賓斯坦著作《卡爾•馬克思著作中的心理學問題》中“活動與意識統一原則”的影響，加之對心理發展的一般生物學問題的研究，列昂節夫重新審視了有關符號和交往在兒童意識發展中作用的觀點，“不是刺激手段的變化，而是兒童與實在的對象的實際活動成為以決定論觀點分析個體發育中心理發展的依據”〔9〕。

（三）“維列魯學派”神話的誕生

盡管維果茨基與列昂節夫在理論觀點上存在眾多的分歧，但是主流心理學界還是將維果茨基視作活動理論的創始人，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僅僅被看作是對文化—歷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那么，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20世紀50年代蘇聯國內政治形勢出現轉機。蘇聯社會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了批判，維果茨基思想也在政治上獲得了解禁。同一時期，維果茨基的同事和學生也逐漸成為蘇聯心理學界的中堅力量，主導著蘇聯心理科學進一步的發展。在這種形勢下，列昂節夫獲得了官方認可的對維果茨基理論的解釋權。借此機會，他極力宣傳自己是維果茨基路線的追隨者和繼承人，將自己的活動理論描述成是對文化—歷史理論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10〕。其次，英美心理學界對二人思想關系的誤解。西方心理學長期存在的理論危機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開始激化。由于無法從內部得到解決，西方學者轉而求助于維果茨基的理論。維果茨基的符號論觀點獲得了深受分析哲學熏陶的英美心理學家的歡迎，也正是在英美學術霸權的主導下，國際學界掀起了一場研究維果茨基的熱潮。但是這場熱潮也使得西方學者產生一種視角上的偏差：維果茨基被看成了文化—歷史學派的唯一代表，甚至是前蘇聯心理學的唯一代表！而與歐陸哲學思想更接近的活動理論，則被英美學者有意無意地排除在外。即使有所涉及，列昂節夫也是作為維果茨基理論繼承人的身份出現在英美學者的敘述中，兩者之間的差異或被有意忽視，或被看作是列昂節夫對維果茨基理論的錯誤偏離。實際上，維果茨基被認為是活動理論的創始人的前提是，維果茨基的思想確實與活動理論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體現在，活動理論的許多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則，如活動原則、中介原則、內化原則等，大部分都是由維果茨基首先提出來并被活動理論所繼承了的。但是，兩種理論在具體觀點上的相同，無法掩蓋雙方在核心原理上的分歧：符號論取向與活動論取向的對立。

二、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心理學理論的比較

（一）方法論上的差異

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理論與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有著共同的哲學背景，即都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研究的指導思想，但是兩人在具體方法論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維果茨基根據恩格斯關于人類通過勞動工具的中介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了人類意識的間接性觀點：與人的勞動活動使用工具相似，人類通過使用符號將意識與客觀世界的直接聯系轉變為間接的聯系。正是由于使用了符號工具，人類才能改造自己全部的心理活動，實現了維果茨基所說的由低級心理機能向高級心理機能的轉變。除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工具理論之外，維果茨基還深受符號學尤其是德國心理語言學的影響〔11〕。維果茨基在學生時代就接受了施佩特有關“語言塑造意識”的觀點，堅信影響兒童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活動而是符號，尤其是作為符號系統的語言。在最后的遺著《語言與思維》中，維果茨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的思維與其說是他與現實的全面的、實踐的聯系的產物，毋寧說是精神交往的產物——概念的發展水平決定了其思維的發展水平。與維果茨基的符號論觀點不同，列昂節夫更強調活動尤其是實踐活動對人的意識發展的決定作用。活動觀點深深扎根于歐陸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思想的土壤之中。從康德開始，經過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的實踐哲學，直到馬克思，活動觀點一直都是德國哲學家關注的“寵兒”。以馬克思為例，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闡述了一個列昂節夫認為對心理學研究極其重要的原理：以前一切唯物主義對象、現實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活動，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列昂節夫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中，關于人的活動的學說、關于人的活動的發展及其形式的學說，對心理科學有著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對活動的分析是獲得關于心理的反映和意識的科學認識的決定性的關鍵和主要方法。”〔12〕列昂節夫關于活動的對象性和主體性原則的說明，關于活動結構和功能的分析，關于活動與動機的相互關系的闡述，關于外部實踐活動與內部心理活動相互轉變的論證，都可以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中找到理論上的依據。

（二）研究對象的不同

方法論上的差異，直接導致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在心理學研究對象和活動范疇在心理學中的作用兩個問題上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維果茨基的文獻中，活動范疇有兩種不同的涵義。首先，是作為人類意識的解釋性原則的活動，主要是指人的實踐活動。其次，是作為高級心理機能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的活動，主要指的是主體間的交往活動。在維果茨基看來，作為意識的解釋性原則的實踐活動，并不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心理學應當研究的是實現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交往活動。在兒童與成人的交往活動中，成人向兒童提供了作為中介的文化工具，并教會兒童利用這些文化工具去組織和控制自己的心理功能。與維果茨基將解釋性原則和具體研究對象區分開來不同，列昂節夫既將活動看作是心理學的解釋性原則，也看作是心理學的具體研究對象。對此，柯祖林曾批評道：“在討論人類活動時列昂節夫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哲學分類法，例如生產、正確評價、具體化和不具體化等，這些類目的運用，把討論的主題變成了社會歷史性的，因而是相當抽象的心理學的課題，與高級社會范疇無直接聯系的行動和操作在心理學的范圍內得到了實現。”〔13〕也就是說，一方面列昂節夫將活動作為心理學分析的基本單元，詳細分析了活動的類別、形式和結構特點；而另一方面，由于活動概念的社會學性質，他又不得不在心理學研究中突出動作概念的地位。動作由于既包含了對象活動的基本要素和全部特征，又服從于一定的目的，并依存于引導活動的動機，因而被列昂節夫學派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得到了廣泛研究。例如査波羅熱茨對知覺動作的研究，津琴科對記憶動作的研究，加里培林對智力動作按階段形成的研究等。

（三）對人類心理發展的不同理解

通過對傳統心理學的批判，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放棄了“精神心理學”從人的主觀世界解釋意識現象的企圖，轉而將目光放到了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從外部客觀世界中找尋意識產生的根源。因此，意識發生的內化論成為兩人共同的選擇。根據內化理論，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機能不是從內部自發產生的，它們只能產生于人們的共同活動和交往之中，然后才可以轉移至內部。這種內化的觀點被維果茨基總結為人類心理的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兒童心理發展中的一切機能都是兩次登臺的，都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起初是社會方面，后來才是心理方面；起初是人們之間的屬于人際的范疇，后來才是兒童內部的屬于心理內的范疇。這一原理無論是對隨意注意、邏輯記憶、概念的形成還是意志的發展都是同樣適用的。”〔14〕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都強調兒童心理發展的機制是對社會經驗的內化。但是，他們對內化的具體理解卻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維果茨基的內化觀與他的活動觀、中介觀緊密聯系，不可分割。根據維果茨基的解釋，人類意識的發展是個體在活動和交往的過程中通過掌握符號系統（語言），在對低級心理機能改造的基礎上形成了高級的心理機能。在此過程中，活動（交往）是載體，中介是手段，內化是結果。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維果茨基強調內化是對已有心理機能的改造，心理和意識是第一性的和原發的，而不是被活動制造出來的。列昂節夫對內化機制的理解則與維果茨基有很大的差異。在他看來，人類掌握社會歷史經驗的機制是從外部實踐活動向主體內部心理活動的轉變過程，內化的實質是將外部實踐活動的動作形式轉變為在意識方面進行的動作形式，只不過是經過了概括化、言語化和簡縮化，而這種轉變發生的前提條件則是外部活動和內部活動具有共同的結構。換句話說，活動與意識的統一原則被列昂節夫理解為外部活動和內部活動結構上的同一，內化過程也就成了具有相同結構的不同類型活動之間的轉化。在這里，內化不是把外部動作系統移置到在活動發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意識里，而是形成意識，活動成為了第一性和原發性的東西，意識則是由活動制造出來的〔15〕。

三、文化—歷史活動心理學：兩種理論整合的可能性

在分析了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理論與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差別之后，一個相應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兩種理論是否可以整合以及如何整合。從已有的資料來看，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對維果茨基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這就為兩者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對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的理論進行對比分析后，我們可以發現：維果茨基主要強調文化性的符號工具和交往對人類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意義，較少關注人類實踐活動的作用；列昂節夫則詳細闡述了活動與作為心理功能的反映之間的關系，以及外部動作如何內化形成新的心理功能的問題，而文化對個體活動形式的塑造作用則被忽視了。因此，想要整合兩種理論就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分析單元，能夠將活動因素和文化因素辯證地統一起來，進而建立一種新的“文化—歷史活動理論”（Cultural-HistoricalActivityTheory）。目前，已有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嘗試兩種理論的整合，這其中以恩格斯托亞姆的努力最有代表性。

恩格斯托亞姆是當今活動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恩格斯托亞姆以中介范疇為分析的邏輯起點，整合維果茨基和列昂節夫的思想，構建出第三代活動理論〔16〕。在恩格斯托亞姆看來，蘇聯活動理論學派雖然主張要想理解個體的活動和心理過程，就必須要將孤立的個體放回到社會生活之中，分析集體的社會共同活動。但事實上，他們的研究卻是以個體活動為主，并沒有明確地將活動置于社會的脈絡和結構之中加以理解。這個問題在列昂節夫理論中顯得尤為嚴重。列昂節夫的活動理論缺少了文化的地位，而正是文化塑造了個人的活動形式，提供了介于個人活動和賦予個人活動以意義的社會系統之間的聯系。恩格斯托亞姆堅持從宏觀層面對活動系統的社會學分析，提出了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17〕。在三角模型中，活動被看作是一個社會性系統，包括了六大元素（主體、工具、客體、規則、共同體和勞動分工）和四大系統（生產系統、交換系統、消費系統和分配系統）。該理論模型突出了人類活動的文化特征，將法律、道德、社會規范、價值觀、信仰等社會文化因素同樣作為中介因素納入到了模型之中，實現了在中介范疇之下對文化—歷史因素和活動因素的整合。近年來，恩格斯托亞姆逐漸地認識到，封閉的單一活動結構對文化的多樣性缺乏敏感性，忽視了不同文化、不同觀點之間的“對話”問題。因此，他引入了“潛在共享客體”的概念，作為聯系不同活動系統的活動對象，以相互作用的多種活動系統作為分析單位，推進不同活動系統之間對話、合作的實踐研究，從而開拓了活動理論的新領域〔17〕。至此，對活動的分析已經從個體層面、共同體層面發展到不同文化層面，而且越來越真實和貼近生活。

作者：李曉輝 單位：大理大學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