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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傅儀建立偽滿洲國后，在我國東北地區實施了長達十四年的殖民統治。十四年中，偽滿洲國的學校教育以偽滿政權成立、“新學制”的推行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為節點進行了三次較大的政策調整，但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穩定日本在東北地區的統治，并為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侵略而服務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偽滿洲國進入戰時體制，學校教育也因此被迫出現新的變化，奴化思想教育進一步加強，軍事教育和強迫學生所進行的勞役也愈加嚴格，表現出全面為戰爭服務的特點。

［關鍵詞］

偽滿洲國;“新學制”;戰時體制;奴化教育

一、引言

偽滿洲國的學校教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偽滿政權成立到1937年“新學制”的頒布，是東北地區的原有教育被動地轉變為殖民地奴化教育的過渡階段，表現為破壞東北地區原有教育基礎，初步建立殖民教育機構，防范和鎮壓愛國學生運動;第二階段，1938年實施“新學制”到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是全面推行奴化教育的階段，表現為完善殖民奴化教育制度，建立殖民奴化教育的學校體系，強制進行日本皇道思想教育，妄圖泯滅東北青少年學生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第三階段，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15日偽滿政權的覆滅，是實行戰時體制階段，表現為強化殖民奴化教育，為“大東亞圣戰”服務，以此延緩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和滅亡。偽滿戰時體制的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長期演變發展的結果。偽滿在1937年8月和1938年2月相繼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和《國家總動員法》，這標志著偽滿在“七•七”事變后為順應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正在加緊向戰時體制轉化。而1938年頒布的《勞動統制法》，1940年頒布的《國兵法》、《國民鄰保組織確定要綱》，以及1941年的《勞務新體制要綱》都加緊和促進了這種轉化的步伐。偽滿真正進入戰時體制是以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作為標志的。幾乎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同一時期，東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也日益高漲。面對這種局面，日偽當局為了穩定戰爭后方，獲得物資保障，進一步加強對東北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天，傅儀就在關東軍的授意下了《關于大東亞圣戰的詔書》，要求“官民一心，萬方一志，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以輔東亞勘定之功”，挾持東北人民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務。此舉反映在教育層面就是日偽當局為了達到使教育適應戰爭需要的目的，要求在戰爭條件下，教育要與國家需要合為一體，完全為戰爭服務，繼“新學制”后再次對學校教育進行調整。

二、加強控制學校教育

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周年，偽滿洲國的《基本國策大綱》提出十年施政的三項基本方針，其中一條為:“振興文教，謀產業之劃期的發展之同時，并作興勤勞興國之民風，以使民生向上，用期培養充實國力”［1］28。依據這一基本方針，1943年4月偽滿當局重新設立在1937年的行政機構改革中被撤銷的文教部，以此強化中央教育行政機構的領導作用，意圖通過加強實施奴化教育，驅使青少年學生為日本帝國主義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服務。新的文教部設官房和學務、教學、教化三司，主要針對學校教育方針、教學計劃、教育內容以及教科書的編審與發行以及軍事訓練和“勤勞奉仕”等進行管理。另外，新的文教部還將原民生部厚生省的教化科升格為教化司，加強對青少年學生灌輸奴化教育思想，維護其反動統治。重建文教部不久，日偽當局又宣布實施文教審議委員會官制，并網羅“朝、野的權威人士60多名”成立了以偽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為會長的最高文教政策審議機關———文教審議會，這也是偽滿最高的文教政策審議機關，審議會設立的目的援引張景惠本人的話是“本審議會是集思廣益，對有關教學的刷新、學校教育的強化、社會教育和禮教的開展，進行根本的審議，從而對前所未有的重大時局確立文教決戰體制”［2］309。顯而易見，只有迎合“大東亞圣戰”需要的文教方針、政策、措施等才能被采納，而與之相左的則不能通過審議。重設文教部和創立文教審議會，都是日偽當局在戰爭條件下為加強對學校教育的控制而采取的重要措施，重設文教部是從教育行政部門的角度出發，而成立文教審議會則是為教育決策部門提供咨詢意見，二者在形式上雖有不同，其實質卻異曲同工，都是在新的形勢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而服務的。

三、加強奴化思想教育

奴化思想教育是偽滿學校教育的重要構成部分，目的是為了轉變青少年學生的觀念，使他們逐漸淡薄對祖國的感情，增加對“友邦”日本的認同，最終泯滅民族意識和革命思想，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忠良國民”。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了適應戰時需要，日偽政權進一步加強了對青少年學生的奴化思想教育，手段主要有以下兩種:(一)加強時局教育。時局教育的主要內容包括誦讀偽滿洲國的《國民訓》和各省的《省訓》;在教學環節宣揚“日滿共同防衛”思想;安排學生收聽“時局新聞”，定期書寫“時局日記”，觀看日寇侵略戰爭勝利場景的“時局電影”等。從而達到一方面要求青少年學生在戰時體制下“安守本分”、“忠君愛國”;另一方面向其灌輸戰爭意識，促使其向日本帝國主義靠近，為”大東亞圣戰“服務的目的。在日偽當局的政令教唆下，東北各級各類學校都被迫把“時局教育”當做教育重點，甚至專門成立“時局教育”委員會，進行時局教育的宣傳和研究工作。更有甚者，如吉林省等還了本省的《時局訓》，對“時局教育”做出細化和解釋，提出如:“堅持日本必勝之大信念”、“明征大東亞圣戰”、“挺身于國土防衛、物資增產以協力親邦圣戰之完遂”［3］76等口號，為教唆東北學生參戰服務。如今看來，其實質不過是戰時體制下日偽政權為確立“國防國家體制”、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而實施的一項奴化思想教育罷了。(二)強化“建國精神”教育，早在1940年7月15日，偽滿洲國就頒布《國本奠定詔》，創立建國神廟，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極力宣揚“唯神之道”，杜撰偽滿洲國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護下才得以誕生的，因此所有偽滿洲國民必須恭敬“天照大神”，盡忠誠于“天皇陛下”，與日本“一德一心”。

此種奉祀“天照大神”，使人們遵奉“唯神之道”的行為，實質上是要人們對天皇崇敬和服從，擁護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統治者為防范青少年學生“離心離德”，加強了對青少年學生的“建國精神”教育，并把“唯神之道”當作主要內容，進行敬禮拜神活動。各級各類學校被迫進行所謂的供奉“神璽”活動，逼迫學生每天對供奉“神璽”的地方行九十度禮，若對“神璽”有不敬行為，則要受到嚴厲懲罰。1940年的《對于建國神廟及其攝廟不敬罪處罰法》中明確規定“對于建國神廟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還規定“本法無論何人對于在帝國領域外犯法之罪者，亦適用之［3］117－118，以此迫使學生進行上述活動。1943年之后，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在這種形勢下，日偽統治者為穩固后方，進一步強化對青少年學生的“建國精神”教育。1943年3月31日修正的《學校規程》做出修訂此前的“國民道德”科為“建國精神”科的規定。具體內容以中學為例，其“建國精神”科包括“國本”與“國勢”兩部分內容，而重點則為“國本”，即“建國精神”。此外，在日偽當局的《關于國民高等學校建國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的訓令中，明確指出“建國精神”科的教育目的和各年級的教育要點。如一年級的“帝旨奉體”，二年級的“禮法”、“本分”，三年級的“至誠”、“尚武”，四年級的“東亞共榮”等［4］均是各個年級的教育重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建國精神”科的核心還是“日滿一德一心”、“民族協和”和“唯神之道”。其目的是誘導青少年學生“忠君報國”，忠于傀儡皇帝和日本天皇，同日本帝國主義“一德一心”、“共存共榮”，把英、美視作共同敵人，堅定“大東亞圣戰”的必勝信念。正因如此，日偽當局對該科教學格外重視，實行“新學制”之初，集中進行“建國精神”教育的國民道德科只占到總課時的5%，改成“建國精神”科后，則增加到12．5%［2］312。除了“建國精神”科之外，在其他各學科以及各項日常活動中也滲透著“建國精神”教育。

四、加強學生軍事訓練

偽滿洲國從1938年開始就已經在部分中等以上的學校進行軍事訓練。1940年12月，日偽政權正式向學校派遣現役軍官，擔任學校軍事訓練的教官。同年12月，“新學制”實施后首次修訂的《學校教程》中明確規定:國民高等學校、師道學校、師道高等學校及職業學校均開設教練科，“教練以實行軍事的基礎訓練，培養至誠至忠之精神，實行身心之實踐鍛煉，提高國民素質，增強國防能力為要旨”［5］562。從1941年起，“教練科”被列為正式課程，中等及以上學校統一實行軍事訓練，以便培養學生成為將來的“國兵”。各校的軍事訓練由配備的軍事教官具體負責，內容分為學科和術科，學科主要內容是理論教學、教授軍事知識和軍人素質，同時向青年學生灌輸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絕對服從的等級觀念。術科則指的是野外軍事訓練，主要內容有部隊教練、指揮法、射擊、防毒、距離測量、旗語、測圖以及其他有關軍訓方面的必要事項。軍事訓練除了日常的課內訓練外還會進行軍事檢閱、行軍、入營等大型活動。

進入1943年以后，隨著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爭的不斷失利，日偽統治者進一步強化學校的軍事訓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延長訓練時間、增加訓練內容。之前規定每周一定的時數，此時則實行“終日訓練”，過去大多進行一般項目的訓練，此時則完全按照戰場需要進行“實戰訓練”。(二)體育訓練軍事化。1943年3月，日偽當局把中小學原來的體育科改為體煉科，并公布了《戰時學生體育訓練要綱》，使學校體育轉向軍事化。各校根據學生的不同年級和性別，分別授與不同的軍訓內容。如在女子國民高等學校的體煉科中，進行包扎、救護等適應戰時需要的訓練。到了1944年，偽滿洲國學校教育已經完全軍事化，整體教育事業充滿著野蠻和血腥，所有大學被宣布實行“決戰體制”，強化軍事教育和防衛職能。為應對戰爭危機，日偽政權采取強化學生動員體制，畢業年限臨時縮短體制等緊急措施，宣布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縮小征兵年齡，從原來的20歲縮小到19歲，并縮短大學的修業年限6個月，將東北青年趕赴戰場，填充日偽軍事力量的薄弱與不足，獻身“大東亞圣戰”。這種行為徹底體現了殖民地教育為殖民統治者戰略需要服務的特點，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本性。

五、強迫學生參加繁重勞役

早在1938年12月1日，偽滿洲國就公布了《勞動統制法》，采取“統制”的措施以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1939年6月，偽滿民生部教育司又制定了《學校教職員學生勤勞奉仕要綱》，通過所謂的“勤勞奉仕”強迫學生進行勞動，并具體地規定了“勤勞奉仕”的天數。這時“勤勞奉仕”的重點是高等教育或者是相當于高等教育的學生，中、小學雖然也是從1940年起即參加協和會搞的“勤勞奉仕”運動的，但只是輔助力量，同時這個階段所進行的勞動也僅僅是農業勞作。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勞動力不足問題，日偽政權于1941年9月10日《勞務新體制要綱》，推行“國民皆勞”的奴役政策，并于1942年相繼頒布了《國民勤勞奉公法》、《國民勤勞奉公編成令》和《學生勤勞奉公令》，在整個偽滿洲國境內確立“勤勞奉公”制度，逼迫東北人民參加各種艱苦的勞役。在這種形勢下，偽滿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生依據《學生勤勞奉公令》參加勞動也因而制度化和常態化，學生所遭受到的勞役也日漸增強。日偽當局于1942年12月23日頒布了《學生勤勞奉公令》，法令規定大學及相當于大學教育機構的在校學生，均被要求組成“勤勞奉公隊”，一年參加30天至45天的勞役。學生若無正當理由達不到規定的“奉公勞役”日數者禁止畢業。之后，日偽當局又于1943年修訂了《學校規程》，“勤勞奉仕”被列入正式教學科目之中，并按照年級、性別等明確規定了“勤勞奉仕”的時間。如中學男學生每年20天，女學生15天以內。初中生則相對較少，每年10天以內。但是，隨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需要，“勤勞奉仕”的時間隨之極大延長。如偽滿文教部于1944年4月的《大學戰時體制確立綱要》中要求大學生每年甚至要參加兩到三個月的“勤勞奉仕”，勞動內容也從之前的簡單勞動演變為挖戰壕、建工事、修機場等與戰爭直接有關的勞動。后來，隨著戰爭的越發激烈，青年學生們幾乎常年都被迫參與著與戰爭有關的沉重勞動。

同時，偽滿學校教育中進行的“勤勞奉仕”勞動受到各省、市、縣設立的“學校勤勞奉仕指導委員會”的監督。各校都建立了學生“勤勞奉仕隊”組織，一般每校設一大隊，大隊以下設若干中隊，中隊以下編成若干小隊，每小隊約三四十人。校長任大隊長，教師任中隊長，教師或學生任小隊長。這種組織形式便于日偽當局對學生“勤勞奉仕”活動的指導與監督，使學生的勞動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并切合日偽當局的實際需要。勞動內容也是在日偽政權的指導下進行的，開始階段主要是到農場、林場從事農業或林業勞動，如除草、挖排水溝，種植蓖麻或者是到“忠靈塔”，神社、孔廟等地進行清掃勞動等，也參加修路等適應軍事需要的勞動。1943年以后，“勤勞奉仕”勞動中有關軍事方面的內容比以前大大增加，勞動內容也變成了主要從事軍事工程、鐵路、飛機場以及防空洞的修繕等活動。日偽當局所進行的“勤勞奉仕”活動，為了達到補充勞動力，為戰爭服務的目的，極大地浪費了青少年學生寶貴的學習時光，降低了青少年學生的文化素質，嚴重地損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

六、結語

偽滿政權無論是在成立之初恢復在“九•一八”事變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學校，還是在政局穩定之后進行學制改革，推行“新學制”，又或是在戰時體制下實施的各種政策，其學校教育都沒有擺脫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性質，戰時體制下表現出來的上述特征更加有力的說明這一點。日偽政權不僅加強思想控制、強迫青少年進行繁重勞動、掠奪戰爭資源，還強迫學生進行超負荷的軍事訓練，企圖把青少年學生綁在自己的侵略戰車上，為戰爭服務。這種舉動徹底暴露了偽滿洲國教育的實質是赤裸裸的殖民奴化教育，有力地回擊了日本右翼所謂的“客觀上促進了殖民地教育發展、有利于中國東北地區的教育向現代教育體制轉變”的錯誤言論，正如以下所言:“在人類歷史上的各次重大戰爭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教育事業，像中國這樣遭受侵略者如此嚴重而且是蓄意的摧殘。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文化教育滅絕人性的大破壞，成為中日教育關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6］38－45。這也為我們正視歷史，做出正確判斷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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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齊紅深．東北地方教育史［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

［3］王野平．東北淪陷十四年教育史［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4］關于國民高等學校建國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N］．盛京時報，1940－07－16．

［5］史丁．日本關東軍侵華罪惡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6］吳洪成，楊欣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淪陷區的殖民教育［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4)．

作者：于海鵬 魯燕青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