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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來我國高校英語專業發展與改革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辦學規模方面，開設專業的高校多，在校生多；在學科建設方面，教材品種大大領先于其他外語專業，碩士、博士學位點大幅增加，專業等級測試歷史長、參考人數增長迅猛；在教學研究方面，是外語教育改革的領頭羊……但隨著辦學規模的擴張，英語專業人才培養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2005年全國有500多所高校開設英語專業，到2010年，時隔僅僅5年，全國1000多所高校基本都開設了英語專業，在校生近百萬。有一所本科院校，英語專業一屆就招1000人。很難想像5年內社會需求也能同比增長。與此同時，人才培養模式“千人一面”，缺乏特色，導致人才質量總體下滑[1]。同質化、集約化的產出，加之教育資源有限、女生比例過大等原因，最終使10年前就業好、報考熱門的英語專業成了就業率倒數、教育部網站提醒考生慎報的10個專業之一，被《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列為“紅牌專業”[2]。據筆者調研，就連素有“40個名教授教40個本科生（每屆）”口碑的復旦大學英語專業，每年畢業生也只有一半左右能找到與本專業有點關系的工作。全國性的英語專業畢業生供求失衡，就業率與就業質量下降，人才培養缺少特色已引起業界有識之士的普遍憂慮。一些高校現已停招或減招純英語專業學生數，把資源更多地放在培養既通英語又懂專業的人才上，即復合型英語專業人才。但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復合型英語專業的發展也受到了制約。

一、復合型英語專業辦學存在的問題

（一）認識不統一導致實踐和理念的錯位

近年來筆者參加了十幾次全國性的英語專業人才培養學術會議。這些會議上，關于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唯理主義，一是實用主義。唯理主義強調知難行易，相當于儒家思想中的“格物致知”，認為大學教育是培養具有強大的社會批判力量的人類文化傳承者與創造者，塑造和保持個人、民族、國家的文明、形象與靈魂，而不在于獲取直接經濟效益，應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首任不是培養直指職場的從業者。唯理派的極端版甚至認為學生的就業根本不是大學這象牙塔要顧及的事，大學服務社會的效用是長久的、超脫的，不必立竿見影。這種唯理主義觀在英語專業辦學上的體現，就是強調英語的學科獨立性，認為復合型英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偏離了英語學科，破壞了外語教學的人文主義傳統；英語專業畢業生就業難，根源不在復不復合，而在于英語語言文學沒學好。實用主義即工具理性主義，強調知易行難，相當于明末顧炎武等人所說的“經世致用”，認為大學教育要講究針對性和實效性，培養對國民經濟第一線合適、有用、實用的人才。這種觀點反應到英語專業的辦學上，就是強調英語在多種文理學科及國民經濟中的工具性。由于這兩種觀點的爭鋒難辨雌雄，導致英語專業辦學理念和實踐發生多重錯位，在多數復合型英語專業的實際辦學過程中，學生選課仍是語言文學類比重過大。

（二）“軟復合”培養方案不利于分類培養

2000年《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對復合型人才培養有一條建議，即偏重“文文”（英語＋經貿或外交等）復合，筆者稱之為“文文軟復合”模式。受此影響，目前高校中英語專業“文文軟復合”過多。這種模式由于缺乏選課機制保障，學生易避重就輕，實際選課又回到了語言文學知識組合。不可否認，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國際化、全球化的當今世界里，語言思維能力相當重要。但由于“文文軟復合”對語言思維依賴過多，不利于差異化分類培養出“應用型創新人才與行業發展骨干”或“研究型拔尖創新人才”。其實，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急劇變革的影響下，一些考生與家長已開始認識到“文文軟復合”的弊端。當初紅紅火火的南京大學文科強化班現已被迫停辦就多少說明了一些問題[3]。

（三）復合型英語專業師資匱乏

復合型人才培養必然要依托于交叉學科與復合型知識結構的師資。目前，英語專業的復合型師資嚴重匱乏，出現了所謂的復合型英語專業辦學“無大師”現象，乃至國內英語專業碩士、博士學位點只能是清一色的語言文學類。筆者近年來參加國內英語專業人才培養學術會議也發現，與會者及發言專家基本都是英語教師，幾乎未見具有復合型知識背景的教師或非英語學科的教師，會議研討的內容基本還是怎樣教好學好英語、教師怎樣搞好科研，而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問題常常很少涉及。難以想象，單一的英語學科能支撐好遠遠超出語言能力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重任。由于師資短缺，各校基本采用英語師資加其他學院相關專業師資進行組合的模式。

二、促進復合型英語專業辦學的對策

（一）統一思想，加強復合型英語專業辦學的緊迫感

瀏覽一下唯理主義等西方哲學思想誕生地的美英等世界百強大學的網站，他們也無不把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高層次就業人才作為己任，在他們的本科人才培養方案里體現學科交叉、文理交融的雙學位和主輔修制隨處可見。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英語教育剛剛恢復，純英語人才奇缺，王宗炎等語言學家曾呼吁英語專業教學重點是訓練英語基本技巧，要使用地道的原著課文等。這與當時的社會發展是相適應的。30年后，我們如果還將這種追求視為圭臬，就顯得單一了。當今世界，學科相互交叉、交融與滲透，社會分工日益精細，新行業層出不窮，大量沖擊傳統崗位。掌握一兩門專業又懂英語的復合型專業人員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歡迎，英語專業學生憑著說寫強一點、語法多懂一點，難免一業難求。

（二）積極實施“文理硬復合”模式

在高級認知智能培養上，高等教育要照顧到學生的語言、數理、空間、形象等思維能力的培養。國外學者常把語言比作“魚”，把專業知識比作“水”，沒有專業知識注入，魚游不起來。因此，對于英語專業就應該實施“文理硬復合”模式。南京農業大學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模式的可行性。南京農大的生命科學、應用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動物醫學等學科都是國家、部省的強勢學科。而這些學科綜合性非常強，體現了科學性、人文性和社會性。這些學科的英語論著文字性強，語篇結構多樣，廣泛覆蓋文理學術英語中表達各種科學原理的結構與用法。在這些學科里開展雙語教學及開設生命科學類閱讀、翻譯、寫作的英文技巧課程，非常有利于專業知識和專業英語能力的共生共長，也解決了單純用漢語講授失去研習英語機會的矛盾。因此，南京農大2011版英語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方案在必修和選修課上都設置了英語講授的生命科學類農科知識課程。同時，學校各專業2011版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也都按規定為英語等其他大類學科的學生設置了一組10門30學分左右跨專業課程或輔修專業課程。這就保障了英語專業學生利用學校一流的生命科學的學習資源,將自己鍛造成復合型人才。目前，教育部已經開始落實和擴大省內普通高校本科專業設置的自主權。各高校在發揮自身學科優勢創辦復合應用型英語人才的本科專業上一定能大有作為。

（三）在政策上扶持復合型英語專業師資的成長

學科的發達程度與性質歸屬不是整齊劃一的。英語專業的學科歸屬一直模棱兩可，這對復合型英語專業師資成長的政策帶來了不利影響。英語學科的師生常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全國在校生近百萬、就業率墊底的英語專業還算不算專業？[1]其實，英語專業的學科歸屬在南大等名校中的爭議已有時日[3]。英語專業是同文史哲一樣屬“人文學科”，還是同法學、社會學、新聞學一樣屬“社會學科”？是屬文史哲數理化的“基礎學科”，還是法學、社會學、新聞學的“應用學科”？爭辯莫衷一是。現實狀況是，英語學科內的研究優勢有時不在外語學院，如英美文學，業內公認研究中心在中文系。這使得英語專業常游離于“學科”的邊緣。英語教師的研究論文若選應用語言學里的“英語教師發展”課題，則易招致質疑，因為“各行各業”的教師發展問題一般納入“教育”學科。若研究“英美媒體里的中國形象”或“中美教育差異”，按學科資源配置優化原則，這些選題又屬于新聞學、比較教育學范疇，所以也常引起爭議。這種學科的邊緣化導致高校外語類復合型師資的成長缺乏政策保障。在科研上，英語復合型教師的選題及成果鑒定一般都被安排在其他學科領域，因此總是處于劣勢。而職稱評審又要求在本領域里取得的科研成果。武漢大學經管學院桂國平教授介紹，幾年前他們招聘復合型專業英語教師，試講前院方就申明學校人事部門沒有專業外語職稱的類別與指標，所以副高以上職稱難于解決[4]。這種機制產生的后果之一，就是高校里有的英語教師在非英語學科上學有所成后會轉到其他院系去工作。因此，高校應在科研政策、人事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幫助復合型英語專業教師構建多元化知識結構，鼓勵英語教師跨專業攻讀學位并給予一定政策優惠，對復合型教師的成果認定、獎勵、科研項目申報、任職資格評審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